唐朝，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朝代，其繁荣昌盛令人向往。
然而，在这辉煌背后，有一种动物发挥着举足轻重却又常被忽视的作用——它就是马。
马在唐朝，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承载着信息在广袤国土上快速传递；更是国家武备的关键，骑兵的强大与否直接关乎战争胜负，影响着王朝的安危。
在外交舞台上，马也扮演着独特角色，成为衡量外交关系的微妙因素。
那么，它们又从何而来？是政府机构自养，还是百姓蓄养，亦或是通过贸易？
——【·唐马的功用·】——
马作为人类驯化后的重要家畜之一，在我国古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马是我国古代邮驿制度下重要的信息传递工具，是祭祀鬼神的牺牲品，更是国家武装力量强盛的标志；对百姓而言，马是出行的工具、身份地位的象征。
1.1马与邮驿
马因奔跑速度快、冲击力强、负重多等生物特性，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据研究发现，马的奔跑速度一般为每小时20～60千米，一天大约可跑150千米。这在古代社会中，已是比较快的交通运输工具。
邮驿是古代社会传输信息的重要方式。邮者，据《孟子·公孙丑》载，“德之流行，速余置邮而传命”。驿者，《说文解字》解释为“置骑也”。车传称“传”，步递称“邮”，马传称“置”、称“驿”。
我国邮驿制度起源较早，战国已有其雏形，汉代已经十分完备。唐代邮驿系统是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整个邮驿系统以长安为中心，呈放射状布满全国。
《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
可见唐代邮驿规模之庞大，三十里（15千米）设一驿，配有驿长、驿夫和马匹。
唐制还根据邮驿的马匹数量而配备田亩。“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
有学者以此推算，大的驿馆有马75匹，牧田可达3000亩（200万平方米），最小的驿馆也有马 8匹，牧田320亩（约21.33万平方米）。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从马的奔跑速度和唐朝驿站的设置情况看，在长安吃到岭南的新鲜荔枝，是极有可能的。
1.2马与国家武备
“马者，兵之用也。”自秦汉至隋唐，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外在威胁。
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以其强大的骑兵部队，来去自如，屡次寇边，给北部边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这些骑兵集团犹如一把达摩利斯克之剑，时刻威胁着中原王朝政权的稳定。
马是冷兵器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谓国之大器。所以自秦汉以来，统治者对良马的追求从未间断，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张骞通西域，发现了大宛的汗血宝马。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边患，两次派李广利西征大宛，获得汗血宝马数千匹，极大地改良了汉朝的马种。
到了唐代，骑兵仍然是战场上的主角，往往对战役的胜负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而骑兵的构成主要分为骑士和战马两个方面。
战马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则直接关系到骑兵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记载：“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从唐朝的建立到安史之乱，都有其例证。
隋末拜太原留守的李渊，乘天下大乱，欲夺取全国政权，但马匹的匮乏致使在与其他割据势力交战时处于下风。
为了获取战马，其不惜失节向突厥称臣，以许诺突厥兵可随自己行动，随意抢劫人口和财物为条件，求得战马2500匹。
正是基于其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击败霍邑（今山西霍县）守将宋老生、渡黄河后，迅速向西南挺进。
利用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的间隙，于大业十三年（617）农历十一月间攻入长安，从而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唐朝建立之后，诸帝对养马十分重视，并为之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监牧”。“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到了盛唐时期，全国马的数量急剧增加。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范阳起兵，到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叛军攻入长安，历时不到一年时间。
叛军集团能以如此快的速度攻破长安，除各地守将抵抗不力之外，正是凭借着安禄山掌管全国战马的便利，将其优良战马送往范阳，在起兵之初，能够迅速集结15万大军。
正是基于马与国家武备的关系，在《新唐书》中记录到因为瘟疫等疾病造成十八万匹战马的损失时，而发出“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的感慨。
1.3马与外交
马作为外交政策和军事策略的工具，可以看作马与国家武备关系的延伸。经过“贞观之治”，唐朝国力急剧上升，各民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争相与唐朝进行联姻。
为了能够迎娶唐朝公主，他们成群地送来了唐朝极为渴望优良战马。但唐朝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太宗与司空房玄龄商议后，同意和亲之策。但由于铁勒深处北部荒漠，本身国力较弱，准备迎娶唐朝公主的马牛羊等聘礼，在经过没有水草的荒漠后，已经死伤过半。
大臣们以其不懂礼仪，没有聘礼而与之和亲，有轻视中央王朝之嫌，遂下诏拒绝和亲，并与之发生了战争。而另一突厥部落薛延陀却在第二年顺利迎娶了唐朝公主。
显然，唐朝将各部族所献的马牛羊等“聘才”，看成了是否尊崇中原王朝“天可汗”地位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待各部族是战是和的对外政策走向。
——【·唐马的来源·】——
“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可见，唐朝马的数量达到空前高度，这成为唐王朝在争夺天下大权、对外消除边患，对内镇压叛军的战争中获胜的关键。
唐初统治者励精图治，在关乎国家统一战争的马政方面，更是重视程度有加，设置了一整套国家马政管理制度。
到玄宗时，鼓励王侯勋贵和地方百姓养马，使马的存栏数量达到新的高度，为马匹数量的激增提供了主观条件。
唐朝对陇右之地的经营，使其成为马匹繁衍的天然牧场，为唐马数量的增加提供了客观条件。唐朝马匹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三种：政府机构自养、百姓蓄养和进贡。
2.1政府机构自养
唐朝养马事业的繁盛，得益于前朝重视畜牧的传统。北魏是游牧民族鲜卑建立的王朝，畜牧业发达。隋朝建立后，继续加强马政。
唐初在兰、渭、原、秦四州设陇右牧监，后来又在关中的岐、豳、泾、宁四州设八马坊，“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
这两大牧区各辖48监，上监养马5000匹以上，中监养马3000匹以上，下监养马1000匹以上。
到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官马数量已达70.6万匹。由于马匹数量的增多，导致马的价格极为便宜，“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
后来，由于马政废失，官马消耗甚多。在玄宗继位后，对马政进行整顿。到天宝十三年（754），仅陇右牧监养马牛驼羊就达60.56万只，其中马占32.57万匹。
2.2百姓蓄养
唐王朝建立之后，继续沿袭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府兵制度，经唐太宗贞观十年（636）的整顿健全，唐代府兵制比前代更加完善。
府兵的行装、戎具、军粮都要自备，这成为百姓养马的客观需要。
另外，玄宗时期实行奖励和保护民间养马的政策，“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
致使“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
在政策的鼓励下，一般百姓也纷纷养马，因此当时招募入伍的“步军皆有私马”，民间养马数量大大超过官方，形成官私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2.3贸易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突厥、西域各族及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都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
唐朝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有密切的联系，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成为唐马的重要来源之一。
如“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优良的突厥马通过边贸互市进入中原，改良了中原马的基因，使中原马越来越强壮。
另外还有回纥，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每年用数万匹马交换内地的绢、茶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绢、茶运销到了中亚各地，充当了丝绸之路中转站的角色。
——【·结语·】——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唐初设置陇右牧监，以及后来的八马坊，绝大部分都在其境内。
庆阳在唐时属陕西关内道，与八马坊的豳、泾、宁三州相邻一度成为唐朝马匹的重要蓄养基地。
安史之乱后，吐蕃对陇右的多次侵扰，使陇右牧监和八马坊制度废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
马匹的缺失，也导致唐朝国力日渐衰退，这为帝国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