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开国上将的儿子收听敌台后准备叛逃，毛主席怒批：鬼迷心窍

谁能想到，在1963年的春天，一封意外被截获的密信，竟牵出了一位开国上将之子令人震惊的叛逃计划。这位生在战火纷飞年代、长在新中国的＂红二代＂，不但向敌特机关透露军事机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还是哈军工的一名学员。当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震怒，当即拍案而起：＂真是鬼迷心窍！＂这位上将之子为何会走上这样的不归路？他的人生轨迹又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战火中的婴儿：陈东平

1940年的华北平原，战火纷飞。日军的铁蹄践踏着这片古老的土地，而在冀南根据地，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战地医院的宁静。这个婴儿就是陈东平，他的父亲是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当时的冀南，是日军＂蚕食＂华北的重要目标。就在陈东平出生的那个月，日军调集了精锐部队，妄图一举歼灭这支抗日劲旅。陈再道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而他的妻子张双群则不得不带着刚出生的婴儿踏上了转移的艰难之路。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张双群白天抱着孩子藏在老乡家中，夜里则跟着大部队转移。有一次，她带着襁褓中的陈东平藏在一个地窖里，头顶上就是日军的马蹄声。婴儿似乎也知道事态严重，居然一声不吭。

1941年初的一天，张双群带着陈东平正在转移途中，突然遭遇日军的空袭。炸弹在附近爆炸，碎片横飞。张双群用身体护住孩子，自己的后背被弹片划伤。这次惊魂未定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要为孩子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经过再三考虑，张双群找到了冀南一个叫老池村的地方。这里有一户姓刘的农家，在抗日战争中曾多次帮助八路军运送物资，深得部队信任。刘家有一个与陈东平年纪相仿的孩子，生活虽然清贫，但胜在稳妥。

就这样，还不满周岁的陈东平被送到了刘家。临别时，张双群含着泪将一块玉佩塞给刘家婆婆：＂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等他长大了，一定要还给他。＂刘家婆婆将玉佩贴身收好，郑重承诺会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顾陈东平。

在刘家的日子里，陈东平与刘家的孩子一起生活。他们在田间地头玩耍，一起放牛捉泥鳅。刘家婆婆待他极好，每次分粮食都给他多添一勺。村里人都以为他是刘家的孩子，没人知道他其实是抗日将领的儿子。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东平依然没能立即回到父母身边。当时的局势仍然动荡，加上交通不便，联络困难，这一寄养就是好几年。在这期间，他完全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说着地道的冀南方言，与刘家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然而命运弄人，1948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差点夺走了年幼的陈东平的生命。当时正值内战关键时期，陈再道正在指挥重要战役。得知儿子病重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警卫员，将陈东平接到了后方的野战医院。这一去，便与抚养他多年的刘家分别。再见面时，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二、从天之骄子到问题少年

1950年初春，北京西郊一座四合院内，时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陈再道终于迎来了阔别多年的儿子。当时的陈东平已经是个十岁的大小伙子，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显得瘦小枯干。这让从小失去父母、饱经苦难的陈再道十分心疼。

为了补偿儿子，陈再道在北京为陈东平安排了最好的生活条件。每天清晨，警卫员会准时送来新鲜的牛奶和鸡蛋。陈再道的夫人张双群更是亲自下厨，变着花样给儿子补身体。短短半年时间，陈东平就胖了一大圈。

1951年秋季开学，陈东平被安排进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然而，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陈东平却难以适应这样的巨大转变。在农村时，他习惯了放养式的生活，现在却要每天按时上学，遵守纪律。这种改变让他十分不适应。

学校里的老师看在陈再道的面子上，对陈东平格外关照。然而这种特殊待遇反而助长了他的任性。1952年春季学期，班主任发现陈东平经常逃课去游泳。老师几次找他谈话，他都不以为然。一次，班主任准备给陈再道写信反映情况，但校长认为不宜打扰正在处理军务的陈司令员。

1953年，陈再道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东平随父母迁往武汉，在那里就读于武汉市第一中学。新环境中，他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他因为与同学发生矛盾，竟然带人堵在校门口打架。事后校方碍于陈再道的身份，只是口头批评了几句就不了了之。

1955年春天，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陈东平在学校操场上公然调戏女同学，被体育老师当场抓获。学校领导为难地找到陈再道夫妇，委婉地表示希望能够转学。最终，陈东平被转到了武汉市第四中学。

在新学校里，陈东平的表现并没有改善。他经常带着一群狐朋狗友在校外闲逛，逃课成了家常便事。张双群多次接到学校的电话，但每次批评陈东平，他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1957年高考前夕，陈东平的成绩一塌糊涂，连考场都没去就宣布放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陈再道。作为一个军人，陈再道深知纪律的重要性。然而面对这个失去父爱多年的儿子，他又实在不忍心太过严厉。经过反复考虑，陈再道决定让儿子去军校锻炼，希望军队的严格管理能够改变他的行为。

1958年春，在陈再道的安排下，陈东平被送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陈再道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你要记住，你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一名军人的儿子。＂然而，这番话并没能让陈东平产生多大触动。带着一身的叛逆，他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三、哈军工里的特殊学员

1958年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值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关键时期。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综合性军事工程院校，这里云集了大批从苏联归国的专家和国内顶尖的科研人才。陈东平被分配到无线电工程系，这个专业在当时是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之一。

初到哈军工，陈东平表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一面。他不再逃课打架，反而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这种转变让院系的领导十分欣慰，以为严格的军事管理终于让这个问题少年改过自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1959年春季，无线电工程系的一位教员发现，陈东平经常在深夜独自前往实验室。起初，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刻苦学习。但某天晚上，一位值班的警卫员无意中发现，陈东平正在实验室里摆弄一台短波收音机，而且频道调在了境外电台的频率上。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学院领导。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期间，收听敌台是一件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考虑到陈再道的特殊身份，学院领导决定暂时观察，责令相关人员严密监视陈东平的一举一动。

1960年初，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学院的保密科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有人私自复制了大量机密的技术资料。经过调查，这些资料竟然出现在陈东平的宿舍里。当时的情况十分敏感，这些资料涉及了中国最新的军事通讯系统。

然而，就在学院准备采取行动之际，陈东平突然得了一场大病，被送进了医院。这一住院就是两个月。期间，陈再道亲自从武汉赶来探望。面对父亲的询问，陈东平声称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才会生病。陈再道心疼儿子，不仅没有追究复制机密资料的事情，还为他申请了一个月的休养期。

1961年夏天，陈东平回到学校后，表面上变得更加低调。他不再频繁出入实验室，也很少与同学来往。但实际上，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外活动。根据后来的调查，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通过一个地下电台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

1962年底，陈东平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部分课程。按照计划，他将在次年春季参加毕业设计。这时的他，已经掌握了大量军事通讯技术，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机密资料。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完全改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校学员。

1963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陈东平向学院请了一个短假，说是要回武汉过年。然而就在他离开学校的第二天，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被邮政部门截获。这封信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位开国上将的儿子，竟然策划了一个叛逃计划。

四、惊天密信与叛逃计划

1963年2月18日，哈尔滨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封可疑的信件。这封信表面上是一封普通的贺年信，收信人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但经过专业人员仔细检查，在信纸的夹层中发现了用特殊药水书写的隐形文字。

这封密信的内容令人震惊。信中不仅详细描述了中国最新的军事通讯系统，还包含了哈军工多个重要实验室的布局图。更为严重的是，信中还提到了一个代号为＂东方红＂的叛逃计划。通过对比笔迹和其他线索，专案组很快确定了发信人就是陈东平。

2月20日，陈东平抵达武汉。按照他向学校请假的说法，他是回家过年。然而根据密信内容，这实际上是他叛逃计划的第一步。他计划先回武汉取得父亲的信任，然后以探亲为名前往广州，最后在一个预定的时间从深圳偷渡到香港。

2月21日上午，就在陈东平准备拜访父亲的时候，公安部门对他采取了行动。在他的行李中，搜出了大量军事机密资料和一部改装过的短波收音机。这部收音机不仅能接收境外电台的信号，还具备发报功能。

专案组对陈东平的审讯揭示出更多细节。原来早在1959年，他就开始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境外电台。1960年，他通过一个地下电台与境外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此后的三年里，他利用在哈军工学习的便利条件，陆续收集了大量军事机密。

最令人震惊的是，陈东平还交代了另一个计划。如果无法成功叛逃，他打算利用春节期间父亲召开的一个军区高层会议，实施一项破坏计划。为此，他已经在武汉准备了相关器材。

2月22日，这个惊人的案情被报告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在看完报告后当即表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严肃处理。＂当天下午，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调查组，对整个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2月23日，陈再道被告知了这个噩耗。这位战功赫赫的开国上将当场瘫坐在椅子上。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叛国行为的严重性。作为一位父亲，他更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2月24日，调查组对陈东平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通过梳理他的通讯记录和活动轨迹，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哈尔滨的特务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为陈东平提供了与境外联系的渠道，还策划了多起窃取军事机密的行动。

3月初，案件调查基本结束。证据显示，陈东平不仅泄露了大量军事机密，还打算在叛逃前实施破坏活动。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专案组向中央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建议依法处理。

五、特殊身份背后的特殊处理

1963年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陈东平案件的处理方案。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与会领导提出了多种处理意见。最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对此案采取特殊处理方式。

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北京秘密成立。考虑到陈再道的特殊身份，案件的审理过程全程保密。法庭审理查明，从1959年到1963年，陈东平通过非法电台向境外特务机关提供军事情报达146次，涉及军事机密文件892份。

4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对陈东平作出判决。根据刑法相关规定，陈东平的行为已构成叛国罪，依法应该判处死刑。但考虑到其父亲陈再道对革命的特殊贡献，最终决定判处无期徒刑。

4月5日，陈再道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请求书，主动申请卸任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保留了他的军衔和待遇，改任中央军委顾问，实际上是一种体面的安置。

4月15日，陈东平被押送到内蒙古的一个特殊劳改农场。这个农场位于科尔沁草原深处，专门关押一些特殊身份的罪犯。在这里，陈东平被安排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仍然受到严密监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东平案一度被重新翻出。一些激进分子要求重审此案，主张按叛国罪从重处罚。但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这个要求被否决了。陈东平继续在劳改农场服刑。

1975年，考虑到陈东平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有关部门对他的关押条件作出适当调整。他被允许在农场医院担任普通医务人员，但仍不得离开农场范围。这一年，他的父亲陈再道因病去世，但他未能获准回京奔丧。

1978年底，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1979年，司法部门对一批特殊案件进行复核。在这个过程中，陈东平案也被重新评估。考虑到他已服刑十六年，且有悔改表现，最终决定对他实行减刑。

1980年春，陈东平刑满释放。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有关部门为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并将他安置在东北一个偏远的县城工作。此后，他一直在当地医院担任一名普通医生，直到退休。

1990年，陈东平向有关部门申请恢复原名，但被婉拒。组织上认为，考虑到历史原因和社会影响，继续使用化名更为妥当。此后，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特殊案件，渐渐被时间的尘埃所掩盖。

2005年，已经年过古稀的陈东平在东北的一家养老院平静离世。按照他生前的要求，骨灰被安葬在父亲陈再道的墓旁。这座无名的墓碑，成为这段历史的最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