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丘是先秦时期的地名称谓，见诸史籍的犬丘至少有四个，分别是东方的宋国犬丘（今山东曹县）、卫国犬丘（今河南永城）和西方的关陇地区的犬丘（今陕西兴平市）、西犬丘（甘肃礼县）。这正是嬴姓部族（属畎夷）从东方移至西方所走过的足迹。

古代历史文献对古人择丘陵即高亢之地而居多有记载和论说。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集解》：“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名，又以为号。’”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淮南子本经训》说：“积壤而丘处。”

《孟子尽心》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庄子则阳》说：“何谓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凡此所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所谓丘处，所谓丘民和丘里者，都是说的古人乃是居丘。

1、古人建邑聚居必择丘。章太炎曾有《神农时代天子居山说》一文，谓传说时代帝王皆作山居。钱穆作《中国古代山居考》，认为章氏“仅谓帝王山居，未及一般民众之皆山居也”，其实古代一般民众亦作山居。郑逢原作《丘虚通征》，收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其他典籍中有关丘、虚、京、阜之地名近二百，以为古代帝王诸侯丘居之证。

胡厚宣编印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其中有《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一文，主要是从甲骨文有地名称某京、某丘、某㠯、某山、某麓、某虚等等，证明殷人是居丘的。

殷商武丁时甲骨卜辞有“宅丘”之语，证明殷人居丘是事实。.

山之义为高，居山狭义是指居住在山上，广义指居住在高地。

京之义为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诗经.定之方中》毛传：“京，高丘也。”

㠯之义丘阜，㠯俗作堆，《说文》：“㠯，小阜也。”

阜之义为土山，《说文》：“阜，大陆山无石者。”《释名》：“土山曰阜。

麓之义为山足，《易.屯》虞翻注：“山足曰麓。”

虚本义大土丘。

丘者，《说文》之义为土之高，《六书故》以为小山。

卜辞以这些文字为地名，可知殷人建邑聚居，必选高亢之地。

2、古人分封必择丘。《周礼.夏官司马》说：“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古代封邑，必择丘陵之地。

《史记周本纪》说：“封帝尧之丘于蓟”，正义引《水经注》：“蓟则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

《史记周本纪》说：“封帝舜之后于陈。”《史记周本纪》说：“封大禹之后于杞。”《括地志》：“雍丘古杞国。”

《史记鲁世家》说：“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吴世家》说：“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卫世家》说：“以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齐世家》说：“封师尚父于齐营丘。”

《滑稽列传》说：“庄王召孙叔敖于封之寖丘。”

《左传闵公二年》说：“封卫于楚丘。”

《水经.湖水注》：“有鼻虚，象所封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襃，无土建国曰封。” 襃则虚，封则丘，皆为高亢之地。

如此之类，不能备举，都是古代分封，必择丘虚之地的例子。

3、古人筑城必择丘。古籍中常见筑城于丘墟之记载。《春秋》桓公二年说：“城祝丘。”僖公二年说：“城楚丘。”僖公十四年说：“城缘陵。”隐公七年说：“城中丘。”

《竹书纪年》说：“晋定公三十一年城顿丘。”《竹书纪年》周显王元年说：“城邢丘。”

《史记.春申君列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读史方舆纪要》说：“庄周尝为漆园吏，其城亦名漆丘。”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城丘皇。”《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也。”

殷王武丁时卜辞说：贞作大邑于唐土。胡厚宜、胡振宇《殷商史》说，唐为地名，唐土犹言唐社，又犹言唐墟。此亦作邑于丘陵高地之义。土方为夏民族，在殷都西北，武丁时猖獗，危害殷地。武丁屡屡征伐土方，沉重打击了土方，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一地建大邑，以监视并镇压夏人，可能已见效果，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就大为减少了。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这些都是古代筑城于某丘墟之地的例子。

古籍中也常见居某丘、邑于某丘、都于某丘，盟于某丘、会于某丘，迁于某丘、奔于某丘、逃于某丘、归于某丘之记载。

距今7200年至6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稳定、最温暖的阶段，也称大暖期盛期。同时也是中国东海平面抬升最快，从而西侵内陆最深远的时期，距今7400年时，渤海的海岸线已西至燕山、太行山脚下。距今约6000年时东海平面上升至最高，比今海平面高近15米左右，渤海湾海侵向西最远处深入到今河北沧州青县。

这与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与《史记》记载：“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体一致。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指出： 气候重建结果表明4.2～4.0kaBP气候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研宄表明，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往往是快速、突变的。如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气温变化表明，在新仙女木事件后的快速转暖过程中，气温在短短的20年左右上升了6一7℃。青藏高原东缘红原泥炭沉积物的记录非常明显地揭示出4.OkaBP事件之后的气候快速回暖。

古本《竹书纪年》记述舜任首领的晚期（舜四十七年冬），“陨霜，不杀草木”，《吕氏春秋．应同》亦载：“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的作者认为：3.5ka~3.3ka BP的降温事件有可能加剧了中商时期的不稳定。首先，气候转冷可能使得中原地区降水增加，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大，损害了商代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其次。冷期时，中国北方干旱化加剧，生活在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考古证据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或季风边缘地带，北方青铜文化系统的出现与二里岗文化南退时间几近一致，表明商王朝可能正在遭受农牧民族南侵的威胁。

3.5ka BP以后，中国气候转冷，并持续了约150年。当时，东南夏季风显著减弱，季风锋面雨带南移，黄河流域多雨，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气候状况与尧舜禹大洪水时代(4.2ka~4.0ka BP)相仿佛，从而导致殷人的频繁迁都。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从始祖契至成汤期间迁徙了八次，即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邱，汤始居亳。后五次迁徙为：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都邢，南庚都奄，盘庚迁殷。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都城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殷人屡迁与水患有关系。蔡沈《书集传》说：“自祖乙都耿（邢丘），圯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盘庚为说服商民迁徙，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无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殷人因躲避水灾而屡迁。

“治河古无良策，殷商五迁，半因河决”。盘庚迁殷后，商都西倚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有了可以避开洪水的区位优势，商民从此告别了因水灾而“荡析离居”的生活。

事实上，因为水灾和天气转冷，必然压缩商王朝及其周边各方部族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缩小必然导致这一时期各方的反叛和商王朝对外战争的增多。

根据历史地理和气候学家研究，距今7000年至4000年前，华东和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众多，为避洪水，人类被迫居于高处，形成“高台文化”的特点。

这就是古人居丘并以某丘定义地名的主要原因。

犬丘，西周都邑，《史记》:文王在丰，武王在镐。周懿王时，始自镐，迁居于此。《世本》:"懿王徙于犬丘。""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周懿王7年(前931年)，镐京被侵占，懿王迁都犬丘。

犬丘是先秦时期的地名称谓，见诸史籍的犬丘至少有四个，分别是东方的宋国犬丘（今山东曹县）、卫国犬丘（今河南永城）和西方的关陇地区的犬丘（今陕西兴平市）、西犬丘（甘肃礼县）。段连勤先生曾在《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一文中作过精辟论述：“地名有丘字，是我国东方夷人居住区所特有的……关中的两犬丘，显然不是本地人的居址，而是畎夷迁入关中时从东方带来的（历史地理称之为地名迁移）。由山东曹县、河南永城的犬丘，到陕西兴平、甘肃的犬丘，这正是畎夷从东方移至西方所走过的足迹。”

窃以为畎夷之丘，类似殷商之亳、楚国之郢。殷商之亳，有首都、大都之义。《尚书·立政》有“三亳”，晋人皇甫谧认为系三地：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据《括地志》，亳即南亳，在 宋州（今河南商丘）谷熟县（今 商丘市 虞城县）西南三十五里，为商汤建立的商朝都城亳（今河南商丘）；景亳(即北亳)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今商丘市北部 梁园区一带)，为汤所盟地；西亳在河南偃师(今河南洛阳偃师西)。因此，学者多主张商汤先居南亳（今河南商丘一带），后代迁西亳（今河南洛阳一带），但也有专主北亳（今河南商丘一带）说的。楚国之郢，亦是都城之义。战国后期，楚国为避秦国攻击，于顷襄王时由江陵迁都于陈，考烈王时又由陈迁都于寿春。地名都作“郢”，但已变了三个地方，以鄢郢、陈郢、郢都，以示区别。

《史记·秦本纪》中五次提及犬丘，一次提及西犬丘。犬丘与西犬丘是否是同一地点，王国维、郭沫若、钱穆等史学大家聚讼纷纭。弄清犬丘与西犬丘的关系，对于正确了解嬴秦族早期文明踪迹大有裨益。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深入分析与此相关的历史资料、出土文物，可以确定犬丘与西犬丘并非为同一地点。犬丘是在陕西关中丰水流域，为今陕西兴平市，而西犬丘则是在甘肃陇东南西汉水流域，为今甘肃礼县。

秦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人之一。我国古代曾经流传着“女脩吞玄鸟而生大业”的神话故事。“知其母、不知其父”，它反映了远古时代曾存在着一个母系氏族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秦人的祖先，流传下来最早的一个名字就是女脩，据民俗学的解释，这是因为秦的后人追溯他们祖先世系，从传说中一直追到母系时代便无法追下去了，于是产生了“吞玄鸟卵”而生子的神话。

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秦的祖先伯益曾帮助过大禹治水，并为舜驯服鸟兽，舜因此而“赐”秦人“姓嬴氏”。“嬴”姓与秦人对玄鸟的图腾崇拜有关。玄鸟即为燕，燕、嬴实为同类双音，燕就是嬴，燕姓即为嬴姓。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这是中国姓氏的重要来源之一。

《史记●夏本纪》载：舜死后，禹即位，“举益，任之政”，禹死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禹将权力授予益，但益并不胜任，而禹之子启有贤能，所以诸侯抛弃了益而以启为共主。古书说：“益干启政，启杀之”。伯益死后，其子孙离散，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秦人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皆源于东夷。因为，殷人与秦人一样，都是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氏族，殷人在商汤以前频繁迁徙；殷人和秦人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都以玄鸟为图腾；从殷人和秦人的墓制看，两者有惊人的类似之处，且秦公墓都为诸侯墓形制，区别于殷制天子墓，表明那时等级严格，诸侯不敢僭越。

在殷商时期，秦人属于被殷商奴隶主统治驯服的一个氏族部落。由于秦人的祖先与商人的祖先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夏末（公元前17世纪），秦人去夏归商，发挥自己善驾驭的特长，助殷灭夏立有战功。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或安内或攘外，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史记》记载“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不少首领被殷商奴隶主提拔重用，成为殷商的大臣。这是嬴姓部族第一次大规模随商联军向西迁移，其中一部在西戎、保西垂。

公元前11世纪，周崛起于西方，一举灭殷，秦人成为周人的奴隶。周初，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商纣的儿子武庚发动大规模叛乱，被周公旦平定，参与叛乱的秦人被迁往各地。一部分迁往黄淮流域，这些嬴姓氏族后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小国，到春秋时有的还存在。一部分则被迁往西方，原来在殷商西陲的一部分秦人祖先，因西周占据了殷人统治区，已被赶向更远的西周边陲。这时又有被从东方迁来的部分嬴姓氏族，两部分加起来，就成为最大一支嬴姓氏族。他们被西周统治者赶向遥远荒凉的黄土高原。直到周穆王时代，秦的一些首领才成为周奴隶主的高级奴隶，如为其赶车、养马。随着周王室地位的衰落，秦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后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并允许在秦地（甘肃清水秦亭附近）建筑城邑，封秦仲为大夫，为周王室抗击西戎，从此嬴秦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