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昨天（9月9日）正式登陆院线。在众多的评论声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人，也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感觉到这部影片最突出的是主角大鹏的表演。从这一点来说，本片起码在塑造人物上是成功的。

这个故事的原型，也就是特大抢劫案的罪犯本身就自带着一些戏剧张力，但是这部影片在处理上反其道而行之，力图还原真实情景，弱化戏剧性场面，凸显影片的写实感。大鹏的出彩，也是因为其表演方式与这部影片的美学方向是相匹配的。

给演员发挥空间的人设模式中，一般会有这么几种情况，比如一人分饰两角，比如双胞胎，或者是在戏中戏里扮演另外一个人。因为人物之间有了对比和差异感，就会凸显演员在表演上的可塑性和丰富性。而这部电影中，陈信文要以莫志强的身份继续活下去，就要求演员在两个角色身上表现出某些不同。

片中有几场戏应该是公认为大鹏表演上比较突出的。首先就是陈信文在采石场用大石头砸死莫志强的那场戏，为了活下来，求生欲冲破了自身的道德底线。在这场戏中，大鹏的表演是令人信服的。

虽然说杀人这种体验只能演员自己去想象。而最终大鹏呈现的人物状态，你能从他的表情看出那种绝望、无奈和紧张汇聚而成的复杂情绪。这个状态的可信度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控。

陈信文首先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不是彻底的黑帮分子或杀人恶魔，他的动机，特别是此时人物陷入巨大困境中的状态，更是复杂而多面的。如果这里大鹏将其处理成面无表情且老练的杀人犯，就会失真，也与电影的气质和调性不符。

同样一场戏中，陈欣年的扮演者孙阳的表演也令人称道。与哥哥陈信文的努力克制相对的是，陈欣年直面这个杀人场景的痛苦心情，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但不是呐喊的吼出来，而是闷声痛哭，这也是符合这个角色性格的，他虽然帮哥哥做了很多事，但他算不上一个狠人。

陈欣年这种情绪的爆发中，包含着一种矛盾心情，既有感恩，又带着几分埋怨。在抢劫案之前，他就曾劝阻过陈信文，不希望兄弟俩走上越来越离谱的犯罪道路。但眼前的一切表明，他们不但走得更远，而且走上的是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虽然说哭戏不能成为检验演员的一种标准，甚至有些人认为那种能够通过克制的表情呈现的演技才是高水准的。但哭戏，特别是在表现绝望的人物身上，是非常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哭戏用得对，用得准确，就没什么可挑剔的。

在大鹏另外两场哭戏里，也很好地传递出陈信文内心世界的复杂感受。一场是和杨芳结婚时，他偷偷躲在屋里给自己的父亲拨通了电话，但除了不敢发出来的痛哭，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用抽泣的声音回应父亲对自己说的话。然后就是对着电话的磕头谢罪。

因为这份绝望里同样包含着巨大的无奈与矛盾，他无法回到家乡看望自己的父亲，也不可能在父亲生命最后一刻守在他身边。本来拨通电话往往是以声音和台词来传达人物情感的，但由于人物的特殊处境，观众还是通过视觉层面的人物行为接收到角色身上难言的内心世界。

而另一场戏就是在临近结尾处，兄弟俩在无路可逃的境遇下面对的人性难题。毕竟当年杀掉莫志强，是为了兄弟俩而下手。而这次为了自己求生，把自己弟弟捂死，陈信文是办不到的，所以在最后时刻用力抽回了手。

毕竟这样做，也是对自身行为巨大的讽刺，他如果亲手杀了弟弟，那这些年对他的照顾就变得有些徒劳和可笑。坐在地上的陈信文的痛哭，与打电话那场戏表现不同。这次的表演是一种走投无路而无法痛下杀手的悲愤，大鹏处理成仰面朝天的绝望之感。

说了这么多关于演员层面的感受，倒不是因为故事内容没有什么可说，而是因为片名虽然听起来很像悬疑片，但它本事其实是现实题材犯罪片，不是悬疑犯罪片，全片基本上以纪实风格为主。这种方式就没有过多需要解释和强调的。

而唯一可以拿来说一下的，就是林家栋扮演的警察王守月找到以莫志强身份活着的陈信文时，在对方家中见面的那份心照不宣。相对来说，这算是这部冷眼旁观的电影中稍显灵动和戏剧化的场景。王守月为了不在杨芳面前直接揭露陈信文的过往，都是通过语言和行为的暗示。

比如说出曾经几个犯罪同伙的名字，比如直接拿出陈信文当年的照片，都表明自己有备而来，在一次次地给陈信文施加压力。此时，同样是在饭桌上，看起来相对温和的陈信文和当年那个大老板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一点，再次说明大鹏在塑造陈信文这个角色上的成功，正是前后人生状态的差异化呈现，增强了这部影片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