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国兴朝灭是太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仅在二十四史中被视为正统的王朝，就有60多个。要是算上不被承认的如张楚（陈胜）、西楚（项羽）、玄汉（刘玄）、西梁（萧詧）、武周（武则天）、黄齐（黄巢）、大顺（李自成）之类的山寨版，妥妥的能破百。

这些王朝是怎么来的往往一言难尽，但要说起是怎么没的倒不费劲，基本就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通过战争等手段暴力推翻。比如秦、新、隋、元等朝都是被国内的反叛势力（或者叫义军）给干掉的，算是亡于内乱；比如蜀汉、孙吴、北齐、南陈等朝都是被位于华夏版图内的敌对政权灭掉，也属于是内战的范畴；再如西晋、北宋、南宋都亡于异族之手，算是死于外患。但不管怎么说，以上都是战争的失败者，身死国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当然也有明朝这样的奇葩，闯逆与建贼内外开花，以至于老朱家到底是栽在了谁的手里至今还有许多人争论不休。但要简单粗暴的概括，还是死在了打仗的本事不行。

另一种王朝覆灭的方式，通常就是利用非暴力手段夺权了——往好听了说叫禅让，实质上就是篡位夺国。典型如王莽篡西汉、曹丕篡东汉，反正牛批Plus级别的两汉都没逃过被人篡掉的命运。再如在东晋和南朝那会儿，要是不篡个位、禅个让，改朝换代的游戏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下去了。

当然奇葩同样也有。比如北魏，就是先分裂成东西二魏，然后再被篡掉，其实是殊途同归。再如五代十国时的后汉，郭威把黄袍都披身上了，本打算再按惯例立个牌坊——就是跟前任皇帝刘承祐搞个禅让仪式。谁知后者意外被杀，替补上来的刘赟又不配合，这就导致郭威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篡位夺国却没演成一场禅让大戏的异类，非常的没面子。

暴力夺国和禅位篡国，几乎就是历史上要实现朝代更替仅有的两种手段。表面上看，还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占多数。但实际上要是排除掉五胡十六国之流的非我族类，在汉末到北宋之前禅让篡国居然才是主流。可到了两宋之后，再想谋朝篡位就简直比登天还难了——要想皇帝轮流做，就只能拿刀枪见真章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禅让，“禅”是指君王向天地、鬼神以及祖先祭祀，“让”在这里是指让出帝位。所以禅让的意思就是当老大的辞职不干了，把位置让给别人。

但禅让又分内禅和外禅两种，内禅就是让位于同族的儿子、兄弟、侄子什么的，自己去当T上皇（王）。比如赵武灵王赵雍传位给赵惠文王赵何、唐高祖李渊传位给唐太宗李世民、宋高宗赵构传位给宋孝宗赵昚、乾隆皇帝弘历传位给嘉庆皇帝颙琰等等，都是典型的内禅。内禅这种事，其实还是同一王朝内的君王家事，跟一般的帝位传承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前任皇帝还没噶掉呢，就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干下去或干脆就是干不下去了，于是提前把皇位传给继承人，自己躲到幕后去享清福（或遥控朝政）。

内禅与改朝换代无关，所以本文想要说的，其实都是外禅。

所谓外禅，就是把帝位传给外人。既然都传给外人了，那么自家的东西当然就保不住了，改朝换代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不过在最开始时，情况却好像并非如此。

传说在上古时期，帝位传承并没有一定之规，既可父死子继，传于外姓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反正就是秉承谁适合就谁来坐这个老大的位置的原则。据说黄帝（姬姓）就传位给了嬴姓的少昊，少昊再禅位于颛顼（黄帝之孙）。颛顼本想传位给嫡长子孺，但孺帝早夭，就改由族子帝喾继位。后来帝喾又传位于儿子帝挚，帝挚再禅位于异母弟帝尧（祁姓），帝尧后来找了姚姓的帝舜接班，最后帝舜继续传位给了姒姓的大禹。

但是在大禹死后，原本被公推为继承人的伯益（嬴姓）遭到了大禹之子启的攻击，并最终将其杀掉然后夺取了帝位。从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帝位传承就变成了君王家事，正常情况下外姓人别说再想染指了，看热闹凑的近了点都可能挨刀。

当然也有说法称传说时代的禅让制其实都是儒家在鬼扯。现实是从来没有过你恭我让的唯贤是举，有的只是刀光剑影的明争暗夺，场面其实比后来那种把刀子架在脖子上演出的那种禅让大戏还难看。

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此略过不表。

甭管是确有其事还是儒家的大忽悠，但上古的禅让传统对后世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时不时的就有崇古非今的理想主义者跳出来上演几出闹剧，但结果往往让人啼笑皆非。

比如在战国的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的燕王哙就被人忽悠瘸了，决定效仿先贤唐尧将王位禅让给了据说很贤明的国相子之。结果后者压根无法服众，导致燕国大乱、齐国入侵，原本的燕国王子却给人家当起了DL党……最后这场闹剧以这对山寨“尧舜”双双毙命、燕昭王重新上岗而告终，并捎带脚也告诉世人一个道理——好听的故事听听就得，千万别当真，谁当真谁就是大聪明。

当然肯定有人不信邪。比如在西汉末年的时候，这个熬过了两百个年头的老大帝国已经日暮西山、百病丛生，令很多人心生不满。而最终这些消极情绪的焦点，都集中在了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身上。

很显然自汉宣帝刘询之后，大汉朝的皇帝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连续三代都是黄口孺子坐朝堂，这还能有个好？既然姓刘的当不好领头羊，不如换个姓王的试试？

试试就试试。这个姓王的就是王莽，在当时因品格高洁、能力出众而被许多人视为圣人降世。于是乎长安、洛阳等高城大邑的士民上百万以及公卿勋贵数百人联合上书呼吁刘氏禅位于王圣人，甚至连刘氏皇亲、诸侯对此也没啥意见。极端者如刘向、刘歆父子（楚元王刘交后裔）还热情洋溢的给王莽出了一大堆主意，大公无私到好像他们谋划要篡掉的不是刘家江山似的。

最终王莽君临天下。其众望所归的程度，要是将其称为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选皇帝”也不为过。可仅仅十几年后的景象，就是当初狂热拥戴过他的人，如今无不想将其寝皮食肉。而人们表达悔意的另一种极端的形式，就是突然恐慌的认定只有姓刘的才是天命之子，换个外姓就得天崩地裂，大家全得完蛋——所以在新朝末年的各路反莽义军中，最强大的赤眉、绿林军的首领明明是樊崇和王匡、王凤，但他们却不得不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个姓刘的充当代言人。刘玄、刘盆子、刘永、刘纡、刘秀……反正要不推出个姓刘的，好像就比别人矮半截、就是山寨货，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而王莽失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对上古传说中那些美好的禅让故事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更没有勇气再做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王莽之后再无禅让。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冬，已经被曹氏“挟天子以令诸侯”了25年，同时也在那张代表着天下至尊的椅子上当了30年吉祥物的汉献帝刘协，被他实际上的主人曹丕勒令着上演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大戏——禅让。

具体说就是刘协当众宣布自己当皇帝当腻了，不想再当下去了，所以坚决要求辞职。不过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这个苦差事还得有人继续干下去。至于继任的人选嘛，刘协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不能让自家子孙再遭这个罪，于是便选择了魏王曹丕来当这个倒霉蛋。

这种鬼话，连傻瓜都不信。天下人都清楚，是曹丕把刀架在了刘协的脖子上，才硬生生的编造出了这一通谎言。事情的真相，就是场不流血的宫变，就是曹氏篡权夺国。

而这个曹丕的“发明”，却成了后世无数野心家以最低成本谋取最高权位的标准范本，当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禅让的那个模样。

仅仅45年后，类似的一幕再度上演。只不过这回皇帝当腻了的主角换成了曹丕的侄子曹奂，被赶驴上架的“接锅侠”变成了晋王司马炎。于是曹魏摇身一变成了西晋，司马氏成了天下共主最尊贵的姓氏——直到赵匡胤立国北宋，类似的闹剧持续上演了700多年、将近20次之多。但不管剧情如何荒诞、离谱，史书上却始终言之凿凿，将其称之为禅让。

可以这么说，从汉末到唐宋，禅让几乎是所有正统王朝得以立国的唯一的主流方式——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隋、唐、宋，哪个不是靠禅让的把戏来粉饰自身的得国之正？比如唐朝，向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趁着隋末天下大乱造了反，然后靠一刀一枪打下的天下。但事实上李渊在占据长安后，还是先把隋恭帝杨侑捧出来当傀儡，然后到时机成熟时杨侑再禅个让，才有了那个我们熟知的大唐。

禅让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让不怎么开化的胡人都忍不住有样学样。北魏倒是靠马上夺天下，可到了后来还不是被宇文护和高洋（鲜卑化汉人）给篡了？

为啥在那700多年里，禅让会让几乎所有的野心家趋之若鹜？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那个皇帝还是个新鲜事物的时代，统治秩序和制度还不够完善，有太多的漏洞可钻，可以让曹丕、司马炎们用不着大费周章就能得偿所愿。

演出戏就能称王称霸，何必还费劲巴拉的大动干戈？

始皇帝首创D制，而这套在他的天才创意下设立的体制，本质上就是皇帝高高在上、一言九鼎。除他之外的天下臣民甭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只需各司其职，听命行事即可。

理论上这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统治方式。可问题就在于，除了始皇帝本人，谁还有这么大的威望和震慑力，能令天下臣服、莫敢不从？

显然胡亥就不行，所以秦才会二世而终。即便是汉武、唐宗、宋祖等往往被人们拿来跟始皇帝并称的那些雄君明主们，其实也不行。

为啥？因为人是极端复杂的生物，驱使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关键因素就是欲望。而正是因为有了欲望，人们才会去追逐权势和利益，任何试图压抑和阻止人们释放欲望的行为，都是反人性的。所以谁这么干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噬，最终下场都好不了。

包括始皇帝在内。为啥两千多年来他所建立的那个帝国会被众口如一的称之为“暴秦”？就是因为始皇帝是真正的践行了“家天下”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一人。简单说，就是他把全天下的好处都给独占了，谁都不给留，谁也别想抢。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从古至今就是说说而已。要是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什么都是皇帝的私有品，那也算是另一个种形式的天下大同，但这可能吗？

臣子愿意向皇帝效忠，那是因为这种效忠能给自己带来权势和利益。但如果带不来呢？结果往往就是背叛，而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中实在是太常见了。因此始皇帝的那套理想化的权力架构设计，能凭借他的铁血手腕震慑天下一时，但终非长久之计。如果不是他50岁就崩了，而是能再活过十年、二十年，难道项羽和刘邦就不反了？

所以始皇帝亲手打造的那个帝国，才成了被后世两千年诟病的“暴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肯分享任何的权势和利益，只想独占，甚至连汤都不给别人喝，还有谁愿意跟他干？

有了这个反面典型在前，后来者当然要引以为戒。刘邦立国后，虽然立刻翻脸不认人的搞掉了所有的异姓王、遍封刘氏宗亲为诸侯，还逼着勋贵重臣发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书·卷十四·张陈王周列传第十》）。但他终究没有始皇帝那样的魄力和威势，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好处都占为己有。

事实上就连那个“白马之盟”，也在刘邦死后就瞬间破功。在大汉朝险些被吕氏篡国后，从封地赶来登基即位的汉文帝刘恒，却被太尉周勃吓得迟迟不敢进长安。即便是霸道程度跟始皇帝不相上下的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初也是受相权牵制而处处掣肘，干什么都不顺心，窦婴、田蚡等权臣一度飞扬跋扈。最后还是他痛定思痛，启用如主父偃、张汤等小吏，并拜公孙弘为丞相，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又提升御史大夫的地位，才逐渐竖立起了自己的权威。

但像秦皇汉武那样，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就能掌控一切的皇帝，恐怕五百年都出不了一个。那么能力没那么强的皇帝，靠自己不行，就得仰仗别人的力量了。

一开始刘邦也是这么想的，而他试图倚仗的力量，则是刘氏宗亲，所以才会遍封宗室为诸侯。可问题是刘邦的兄弟、儿子、侄子对其视若神明，但凭什么对他的子孙也甘愿臣服？

毕竟大家都姓刘，论辈分还指不定谁高谁低。若论君临天下的本事，要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他行我不行？

所以才有了景帝年间的七王之乱。这次叛乱被平息了以后，刘彻又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卷四十八·贾谊列传第十八》）的建议中汲取了灵感，让主父偃主持推行了推恩令，这才将宗室谋叛的隐患消除掉。

从此宗室就基本被从皇帝引为助力的选项中排除掉了——除了不知死的西晋和明朝外，再无一朝的统治者还会天真的认为宗室的那帮玩意会是帮好鸟，

而大多数两汉皇帝最终的选择，都是外戚。为此他们还给这帮娘家人特设了一个专有职位，即大将军。

两汉的大将军，听起来像个武职，实为军政一把抓，是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而大将军的设置，目标指向也非常明确，那就是相权。

我们平常看的某些历史剧经常会产生一种误导，那就是让我们感觉哪怕是号称百官之首的宰相，也不过是臣子之一。皇帝可以随便摆弄宰相，比如想换就换甚至想杀就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情况哪有这么简单？

自秦设立丞相直到唐宋，任何一个皇帝想要任命宰相，都会用到一个词汇，叫“拜相”——那可是真要拜的！而且是皇帝向新任宰相行大礼，那意思就是说朕把天下大事都托付给爱卿了，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份沉甸甸的期待啊。

因此起码从理论上，在一千多年里历朝历代的皇帝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局限的。简单来说就是个最后的裁决者，而宰相才是实际上的国家大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而为了配合宰相行使这样的权力，皇帝必须授予其相应的权限，比如开府建牙，比如独立财政，比如任命官员，比如非关键性的政策、法令，宰相就能做主决策，甚至无须找皇帝报批等等。

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始皇帝倒是大权独揽、从不假于他人之手，但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天至少得批阅120斤重的奏折；而另一位事必躬亲的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4247天），仅批阅奏折写下的批文就超过了1000万字，每天的睡眠时间仅有4小时左右，以至于很多人说这位雍正皇帝最后是活活累死的。

而史上99%的皇帝，根本无法像始皇帝或胤禛这般玩命。毕竟当皇帝嘛，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开心、不是为所欲为？整天钻进文山会海里把自己弄得头晕眼花、短寿早衰，到底图个啥？有这个时间，去光顾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或者跑到全国各地逛吃逛吃，再或者斗个蛐蛐、炼个丹、做个木匠活啥的，它不香吗？

所以相权的独大，压根不是皇帝想放权，而是不放不行——根本忙不过来嘛。然而自己不想干，别人干又不放心，那就只好再引进个第三方加以制衡，这就是两汉大将军的由来。

从霍光到何进，两汉大将军总共有过将近300年的辉煌。其中绝大多数的皇帝的娘家人，都是非常靠谱的，对于巩固皇权、维护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出过俩“败类”，一为王莽（王莽没担任过大将军，但是国戚），二为梁冀，导致外戚的信用度愈发存疑。于是汉桓帝刘志在干掉梁冀之后，断然放弃了外戚，而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宦官。

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宦官的胡作非为下，天下大乱，然后就是“汉以强亡”了。而从汉末直至隋初，是个时间跨度超过四个世纪的分裂大乱世，什么皇权、相权以及宗室、外戚、宦官之类的传统势力都上不了台面，有枪才是草头王。像曹操、司马懿、桓温、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宇文泰、高欢这样的军阀头子才能满盘通吃，为所欲为。

比如说想让谁禅让，谁就得禅让。

而隋唐能够一统天下并一度重塑了皇帝的权威，关键就在于对此的拨乱反正。简单的说，就是重新夺回军权。

在秦和西汉，军权从来不是问题，政权才是。可是从东汉起，军权才渐渐成为问题，黄巾起义之后更是遍地都是军阀，直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啥？因为军制的变化——秦朝和西汉号称全民皆兵，其实就是民兵制。适龄壮丁平时为民，闲时训练，战时为兵，这就导致了那些位高权重的武将，比如周勃、周亚夫、卫青、赵充国们看似手握兵权，但其实根本没兵。他们的兵都在家里种地呢，只有战时才临时听从指挥，战后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即便这些武将想造反，跟他们没什么利益牵扯的士兵为啥要甘冒风险追随？把他们绑了献给皇帝换赏钱难道不是更划算？

可在刘秀复汉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取消了义务兵役制，改为了募兵。大汉朝的官兵从此由民兵摇身一变成了职业军人，战斗力是否提高了不好说，但铁打的营盘里装着的不再是流水的兵之后，相对固定的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就变得日趋复杂和微妙了起来。

于是以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为作战对象的汉军渐渐地衍化出一个军政集团。在西北与氐羌人作战的衍化出个西凉集团，驻扎在京师的由西汉八校尉发展来的北军五校尉，在朝堂上都不再是打酱油般的存在，甭管谁想干点啥都得看他们的脸色。

当军事集团与政治集团合二为一，就意味着军权的失控，东汉要想不以强亡，都不可能了。

综上所述，在文明程度和各方面条件均不满足的前提下，任一王朝想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尤其是集权于皇帝基本是不可能的。既然无法集权，就得分权，就会产生权臣。对此当皇帝的既不放心也不甘心，先后又尝试着将宗室、外戚、宦官、武将等角色引入政争，对权臣加以制衡。但结果却是这帮家伙大多不靠谱，只会将局势越搅越乱，到最后军权失控，统治秩序彻底崩盘，整个天下陷入了持续达400多年的分裂战乱的状态。

都分裂战乱了，皇帝的权威自然每况日下。到头来那些权臣、军阀们甚至无须去造反就能改朝换代，于是乎“禅让”就愈发的流行开来。

那么隋唐实现了天下一统，为啥最终还是没逃过被人“禅让”掉的下场？这可能就要从士族门阀说起了。

我们都知道，士族门阀崛起于汉末三国，兴盛于两晋南北朝，最终衰亡于隋唐。可以说从汉末开始的分裂、战乱以及屡见不鲜的“禅让”把戏，士族门阀就是隐身幕后的总导演，有时甚至会跳到台前亲自主演。对此，历朝历代的君王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为实力对比太过悬殊，只能任由其将自己当作傀儡或玩具般戏耍。

转机出现在隋朝。因为天下一统了嘛，朝廷对于士族门阀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杨坚——这位隋文帝堪称是秦皇汉武之后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最具执行力的雄君明主。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禅让”终结者的角色。

杨坚首创三省六部制，打破了士族门阀以及军阀对于中央权力的垄断，加强了皇权，分散了臣权；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阻止和延缓了土地兼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还以此为基础恢复和改良了秦（西）汉时期的义务兵役制，即府兵制，铲除掉了军阀诞生的土壤；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试图彻底斩除士族门阀的根基。

话说从夏商周的世卿世禄制，到秦朝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制以及魏晋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历朝历代用以选拔人才的官制一直在改良。但无论怎么改，也甭管改的初衷是如何的想打破根深蒂固的世袭制，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世袭制愈发的根深蒂固。

也就是说从夏到唐的近3000年里，不但皇权可世袭，臣权照样能世袭。而且在绝大多数的王朝，皇权顶多世袭个一两百年就得被撵下台，因此而灭门绝户的不在少数。可传承个数百年乃至于千年以上却始终能位高权重、安享富贵的世家豪门却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能斗过士族门阀就有鬼了。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皇帝动辄被人家轻而易举的禅让掉的惨痛现实，令隋杨唐李深恶痛绝。因此这两朝中大多数皇帝的终生奋斗目标，其实既非开疆拓土，亦非流芳百世，而是非得干掉这帮士族门阀不可。

而科举，就是隋唐两朝皇帝手中最大的利器。所以当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时才会那么的喜出望外：

“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就因为科举这玩意，既不论血统，也不管出身、门第，只以考试成绩定终身。更重要的是，即便当老子的能凭借科举晋身显贵，但只要他的儿子考不上，就甭想再名正言顺的跻身官场，更别提继承父辈的权势并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就像明朝嘉靖年间的严世蕃，曾一度借助身为内阁首辅的父亲严嵩的权势以及朱厚熜的纵容，骄横跋扈到了不可一世的程度。可只要严世蕃考不上进士，这样的权势就只能是借来的而非己有的——哪怕严嵩没倒台而只是退休，他的一切也都将随之灰飞烟灭。

所以科举，就是在掘士族门阀的祖坟，自然会遭到后者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反扑。所以在隋唐两朝，其实一切政治生态的最终表现形式，都是皇权与士族门阀的激烈斗争。到最后，大唐和士族门阀近乎同归于尽，并最终被黄巢和朱温联手屠灭。

因此在北宋之后，几乎再无从前那种“禅让”闹剧上演，隋唐两朝可谓是功莫大焉。但前人栽树，后人也并非白白乘凉而已——北宋的赵家皇帝又发明出了一记杀招叫崇文抑武，彻底熄灭了臣权威胁皇权的最后一丝可能性。

其实在宋朝以前，文武是不分家的。

像管仲、吴起、张良、班超、诸葛亮、杜预、裴行俭等人，都是文官出身，亦可“出将”；而如廉颇、樊哙、曹参、周亚夫、吴汉、李靖、李勣、郭子仪等纯粹的武将，亦可“入相”。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出身贵族或世家，其实都是同一类人。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分工不同而已，无法分出个高低贵贱，更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矛盾。

就像在唐朝，一个姓崔的或姓卢的哪怕是个目不识丁的纯粹武夫，其他姓氏的即便贵为公卿将相，又岂敢瞧他们不起？甚至在有些时候，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也没他们有面子。

比如唐文宗李昂曾想跟宰相郑覃联姻，让太子娶后者的女儿。可出身于“五姓七望”之一的荥阳郑氏的郑覃，宁可把闺女嫁给博陵崔氏的一个九品小吏，也瞧不上堂堂的太子妃，气得李昂差点没抽过去，却毫无办法：

“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九十七》）

所以那时候的文武，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崇文抑武这个杜绝统治危机的“妙招”，也找不到任何的用武之地。

可在士族覆灭、科举大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以前想做官，只要有个好祖宗事情就成了大半。如果再有几分本事，就有很大的概率跻身所谓的贤臣或名将行列。可在北宋以后，千军万马只剩一条路，那就是科举。当然当兵打仗，然后凭军功封侯这个千古以来一直有效的进身之阶也没被完全堵死，但也没好到哪儿去。

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除了极个别的天才外，再奢求什么军事素质就是扯淡了。自己不行，别人行，那么权势和利益就会受到威胁，于是天然的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就会敌对。而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军头肆无忌惮，“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现状更是让赵家皇帝这个既得利益者深恶痛绝。因此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皇帝与文官一拍即合，关系好到了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程度，甚至叫嚣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于是想不崇文抑武，都不行了。

我们都知道，因为崇文抑武，宋明两朝的武将活得生不如死，狄青、岳飞死不瞑目，戚继光、李成梁要靠贿赂张居正才得以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也正是因为干这行没前途，所以武将们不热衷于练兵备战，反而对喝兵血、吃空饷趋之若鹜。长此以往，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没指望，所以宋两亡于异族之手，明更是在内寇和外贼的夹击下轰然崩溃。

但在另一方面，“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两宋，终其一朝319年既无权臣迫主，亦无武将割据、宗室跋扈、外戚专权，更没有阉宦专政——除了打仗渣到没朋友，内治简直完美无瑕。而明朝在朱家皇帝没完没了的倒行逆施下（包括且不限于复分封、取消中央财政、军户制自废武功、阉宦之祸等），居然始终摇摇晃晃的危而不倒，最终延续国祚276年，成为史上最长寿的王朝之一。

更重要的是，自北宋之后再改朝换代想要不大动兵戈、用“禅让”的方式投机取巧再无可能。而自元朝之后，华夏能始终保持一统，再未“合久必分”，不能不说崇文抑武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崇文抑武过于极端，副作用也过于强烈。而到了近现代以后其最终改良版本，即军政分离是不是就非常合理了？

不过要说自北宋之后禅让就寿终正寝了也不准确——1912年的清帝退位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禅让。只不过这个话题过于复杂和敏感，前段时间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就倒了大霉，在此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