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中央四次改变转移目的地才到达陕北,之前三次选的哪

同巍聊历史 2024-06-10 16:40:24

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陕北保安县的一家农户突然听到门外传来阵阵敲门声。

农妇静悄悄地打开门,看到几名衣着朴素的红军战士,最前面的那位操着一口很重的湘音,恭敬地询问道:

“老人家,打扰了,请问我们能在您这儿借宿一晚吗?”

农妇热情地邀请他们进门,并给他们做了几碗热腾腾的跺荞面。

而刚才说话的那位,正是毛泽东。

这是红军队伍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夜晚。此后,红军队伍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根据地,播下革命的火种。

我们知道,红军是在长征胜利后才转头去的陕北。

但其实,陕北起初并不是战略转移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我军在不断摸索中遇到的一次偶然的机遇。

这一切,还要从那两份报纸说起。

两份报纸,一块根据地

关于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然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对此,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派遣优秀党员先赴陕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工作。

这批共产党员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

他们潜伏当地军阀的队伍中,并在其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地下党支部,先后组织发动数十起暴动起义,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1930年,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革命队伍,群众称其为“南梁游击队”。

这支队伍是陕甘高原的第一支红军,亦是后来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前身。

他们穿梭在丛林之间,纵使鲜血浸透黄土大地,革命信仰依旧熠熠生辉。

1932年,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改编成为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刘志丹率领部队,组织陇东群众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恶霸劣绅,将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队伍愈发壮大。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以上,便是刘志丹等人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由来。

其实,即使是在长征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此时中央红军队伍依旧不知道,原来在陕北还有一支“断联”的队伍。

直到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

红军长征的队伍辗转来到甘肃哈达铺,并在此处歇脚调整,研究准备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计划。

当时,我军初到甘肃,原定计划是北上打通国际路线,和苏联取得联系。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当下局势尚不明朗,贸然北上,恐怕不妥。

一时间,具体路线的定夺陷入僵局。

这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突然喊来随军卫生员陈诗林,亲切地说道:

“小林同志,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妨出去寻些报纸回来。”

陈诗林迈开腿就是往外冲,不久后,就从伪镇公所带回来几份国民党的报纸。

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随手找来的报纸,竟对我党我军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浏览这堆报纸时,一眼便注意到《大公报》上印着的一则消息:

“红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进入陕北匪区。”

虽然“陕北匪区”几个字是蒋氏对我党根据地的污蔑,却刺得周恩来内心无比激动。

他颤颤巍巍地举起这份报纸,再次确认一遍无疑,随后急忙去找毛主席和彭德怀。

众人看着眼前的这几份报纸,仿佛如获至宝。《大公报》上清晰地印着:

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五万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份《山西日报》亦证明陕北刘志丹部队的存在性。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写道:

“我在《山西日报》中看到阎锡山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后,才得知原来陕北还有我们的根据地。”

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喜,随即找到来自陕甘边区的贾拓夫,确认了陕北红军存在的真实性。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说刘志丹有五万红军,就是有一万都是好的。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

在不久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红军明确指出转移方向:

到陕北去,和陕北红军会师。

由此,我们就知道红军长征去陕北,其实是在哈达铺决定的。

那么在哈达铺之前,当初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选择的哪里呢?为何兜兜转转,最终没能实现呢?

摸索中前进,数次转移

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先后向红军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我军数次粉碎敌军阴谋,在绝境中对其予以反击。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在中央苏区以北黎川地区设下重兵把守,先行堵住我方根据地的“北大门”。

此外,老蒋对中央苏区实行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封锁,企图将红军扼杀在那包围圈中。

我们且先看看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

蒋介石前期调动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空军11个队,150多架飞机……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这个数据后期还在增长。

如果算上各路参战军阀,最后统计国军参战兵力可达300多万人。

而我军参战总人数30万人,长征结束时,仅剩3万人左右。

博古军事指挥能力一般,他执意我军北上,突破国民党黎川防线,结果反倒致使战士伤亡惨重。

而他和李德采取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法”,即等敌军杀到距离我军阵地100米左右时,我军再伺机出动,施以反击。

这种极具“左”倾错误的尴尬战术,将我军再次置于危难之间。

如果战况放任此等态势发展下去,恐怕我军迟早要被国民党的力量消磨掉。

其实,在此之前,我军本有一次反击国军的机会。

原来,在老蒋围堵中央苏区时,福建的十九路军突然举兵起蒋。

国军只得暂时放下这边的围堵工作,转而镇压福建事变。

如果当时的博古和李德抓住机遇,和十九路军来个“里应外合”,想来必会给予敌人重重的一击。

但他“果然”没抓住。由于一味服从共产国际的“反对”指示,令我军错失良机。

彭德怀为此按耐不住自己的性子,当即拍桌子起身,当众批评李德:

“你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形势日益严峻,无奈之下,中共中央只得被迫紧急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

由此,我军在长征中摸索战略转移目的地的序幕正式拉开。

四改目的地,天光大亮

长征的目的,即保存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进而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10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离开瑞金,并命令各部队向于都方向集结。

我军将湘鄂川黔作为长征的第一个目的地,希望与此处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壮大自身实力。

但此时的老蒋早已觉察出我军西进的意图,于是派遣重兵设下四道封锁线阻滞我军。

由于博古和李德指挥失当,红军战士只得用无数的牺牲和血泪,突破国军的前三道封锁线。

若要突破第四道防线,就要渡过湘江去。

著名的湘江战役打响。

驻守在此处的正是何健、薛岳、白崇禧率领的由中央军和湘、粤、桂系组成的40万大军。

我军先头部队伤亡惨重,鲜血染红江岸,为我军突围杀出一条数十里的通道。

结果无奈的是,此时中央军委才抵达文市,短时间内难以渡河,导致错失良机。

虽然最终渡过湘江,但红军也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

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第34师,由于被敌人牵制难以渡江,全军几乎壮烈牺牲。

此役过后,中央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提出质疑,二人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下一步,我军突围的方向应转为川黔边地区。

此处敌人守卫薄弱,能将我军的游击战术发挥到极致。

但当时这一提议遭到博古和李德的反对,因为两人一心想往湘西靠拢。

就在此时,张闻天站出来,赞同毛泽东的提议。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因此,我军第二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确定为川黔边地区。

这次的转移令蒋介石始料未及,他起初猜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博古、李德二人的设想不谋而合,并在沿途设下重兵,但显然红军并没有按此线路来。

紧接着,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再次提议,红军要想甩开国军的撕咬,就必须强渡乌江,到遵义去。

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又是正确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我军连续两次的“不走常路”搞得晕头转向。

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主席就给蒋介石送了份大礼,也是他毕生引以自豪之作:

“四渡赤水出奇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6次渡过3条河流,穿插于川桂滇三省,将国军的作战计划彻底打乱,一举改变我军此前的被动局势,牢牢地将主动权握在手中。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军第三次改变长征目的地,明确要进入四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但是等到我军来到川西后,发现此处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群众基础,都与起初相去甚远。

而在当初的抗日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川西显然不是最好的根据地。

怎么办?转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并召开多次会议。

最终决定,重申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我军第四次改变长征目的地。

在此过程中,张氏拒绝北上,草地分兵。我军克服重重阻难,毅然踏进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红军在挨饿、挨冻、挨渴的沼泽草地中,挺过七天七夜。

周总理高烧不退,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了出去。

《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的故事更是口口相传……

1935年9月18日,红军部队抵达甘肃哈达铺,在短暂的休整过程中,我军得以探寻到一丝光亮:《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的发现。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

结语

读到这儿,还会有人觉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吗?

这句诗的翻译,即“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

上文的描述不过是冰山一角,但红军战士们面对的,却是真实的铁戟刀枪,是无数的艰难险阻。

他们在鲜血与杀戮中成长,在战火与炮弹中蜕变,只为坚守住心中的那道光,寻到心中的那个方向,抵达无数个目的地。

-END-

【文|此间】

【编辑|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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