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入伍,71年跟随连队“援老筑路”,在老挝伙食费是0.90元

史乎友文 2024-11-19 04:36:10

素材/李冯允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而说起我入伍的经历,真是让人难忘。1969年下半年,当时的我,正在上高一下学期。在七十年代,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共九年。

1969年11月中旬,部队来到我们学校征兵,两位接兵首长身穿军装(65式,是我认为最好看的一套军装),站在我们班的讲台上热情演讲,呼吁我们报名入伍。当时,看着两位接兵首长穿着军装,那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加上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于是我当即就举手报了名。当时的我,刚满17周岁(虚岁是18岁),恰好达到了当兵的最低年龄。

因为是在学校,报完名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了征兵体检。那次体检,先是在学校进行初检,初检合格的,再到附近的区医院进行二检。初检,我很顺利的就通过了,但等到要去区医院进行二检时,我也没有告诉父亲和母亲,因为我怕我二检不合格。但没想到,到区医院进行的二检,我还是一切顺利,各项检查都是合格。

由于我个子比较高(当时我刚满十七周岁,就有1.75米的身高),还长得比较壮实,一看就很能吃苦。所以,来到我们学校征兵的首长也很看好我,记得当时到区医院进行完二检,看到我各项检查都是合格时,一位接兵首长(姓张,到了部队是我们新兵连的连长,对我一直都非常好,给予了我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帮助),就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伙子,快回去准备准备。我看,你在家里待不了几天了。”

当时听到接兵首长的话,我就知道,我当兵的事,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但直到这时,我还是没有跟父母说我报名当兵的事,因为我怕他们不愿意让我去当兵。因此,直到十天后,入伍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发放到学校,老师交给我的),我放学回家后才告诉母亲说,“妈,我要当兵去了,这是入伍通知书。”

我本以为母亲怕我吃不了部队的苦,不愿意让我去当兵。但谁知母亲听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拿着那张入伍通知书是看了又看。紧接着,母亲放下我的入伍通知书,就要去抓鸡,说要晚上吃,给我补充补充营养。到了晚饭时,母亲做了一大盆鸡肉,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吃饭。

没一会儿,父亲就下班回来了,他进到屋里看到桌上有一大盆鸡肉,很生气,于是就转身问我母亲:“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做了这么一大盆鸡肉。”在七十年代,每家条件都很拮据。家里的鸡,要么是留着下蛋,要么是等到过年才舍得吃。而现在,平白无故地宰了一只鸡,也难怪父亲会这么生气。

听了父亲的话,我母亲立马拿出了那张入伍通知书,然后笑着递给父亲说,“儿子马上就要当兵去了,该给他补补。”父亲接过那张入伍通知书后,也是看了又看,他应该是有点惊讶,毕竟我报名、体检的事,都没跟他说。但很快,他就笑着说,“原来是这样,那应该,应该。”

之后坐下吃饭时,父亲详细地问了我报名的过程,于是我就把体检的事,前前后后地都跟他说了一遍。父亲听完我的话后,连连点头,最后还鼓励我说,“到部队后,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干。”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六天后,也就是1969年12月15日,学校通知我们三天后到附近的一所大学集合,准备出发。三天的时间是一晃而过,转眼就来到了12月18日,也就是我们这批新兵,出发去部队的日子。

记得那天天很冷,我也起的很早,等我洗漱完,母亲就给我端来了一大碗,她昨夜赶工给我包的饺子。在当时,在我们那里,有上车饺子下车面的说法,游子离家时,总是要吃一碗饺子。我吃着饺子,母亲就在旁边给我收拾着行李。母亲边收拾,边跟我说着出远门要注意的各种事项。毕竟,我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家。

等我吃完饺子,母亲也收拾好了我的行李。之后,母亲因为要上班,没办法送我去火车站,于是就给了我二十元(用一块布包着),让我路上用。而后,在对我进行了最后一番的嘱咐后,母亲便出门上班了。当时,在母亲走出家门的时候,我隐约看到她正在抹眼泪,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就这样,母亲走后,在家里待了最后的五分钟后,我也出了门。等我走到集合点后,就跟其他的新兵一起,在父老乡亲们的夹道欢送下,排着队走向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后,我们这批新兵就在接兵首长的指挥下,有序的登上了火车。之后,在火车一天一夜的轰鸣声中,在第二天中午(12月19日),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

到达新兵连后,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为期六十五天的新兵训练。六十五天的新训,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懵懂青年,完成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的初步转变。一句老话说得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0年3月初,我们这批新兵下连队时,当年要退伍的老兵,也都准备离开部队回家了。就这样,在“老兵退伍悲伤,新兵下连队欢快”的氛围交织中,拉开了我在二连(一排一班)工作和生活五年的序幕。

得益于我上了一年高中(当时在部队,已经是高文化),再加上踏实勤奋、吃苦耐劳。因此,1971年3月底,来到一班刚满一年的我,就被任命为一班副班长。4月底的云南,春暖花开。这时,我和班长也接到了一项任务:出差昆明,把三台空压机送去检修。当兵两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能走出大山,去游览春城昆明,真是兴奋的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心里一直在盘算着,到昆明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游玩一下,去看看那著名景点西山龙门和大观楼。但常言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让人遗憾的是,到昆明完成任务后,带队领导只给了一天假。没了办法,我们只好在市内翠湖公园随便转了转,那游西山龙门和大观楼的计划,算是彻底落了空。

完成任务回到连队后,工作和生活,表面上还是在照常进行。但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前往老挝“援老”了。1971年7月,我们离开营地,入驻建水苟街,作出国前最后的集训。当时,我们一排暂住在苟街粮站,粮站仓库边上的一排办公室,就是我们的临时宿舍。仓库前,有一块晒粮食的水泥地,是走队列极好的场地。记得当时,我们连队正在进行“一帮一”活动,于是我就和我的介绍人三班长,结成一对。我俩经常坐在仓库大门边的水泥地上聊天,对我们即将前往老挝,要面临的全新环境,充满着期待。

1971年8月,我们紧接着进行了风俗学习。记得当时,我们连请了一位老乡,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老挝的风土人情以及注意事项,最后,还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老挝语。虽说我们只是“援老筑路”,但在当时,在老挝,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同时,为了适应老挝的环境,连里还专门安排进行了单兵训练和小分队训练的课目。最后,经过一个月的不懈训练,我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能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说实话,在前往老挝前,当时刚满十九岁的我,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真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要出国了,可以领略一下异国的风光(在七十年代,想出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紧张的是当时老挝,还处于混乱之中,我们此行,充满着未知数。

1971年9月,部队换了装,每人都发了一身灰色衣服,虽然不好看,但都是四个口袋,干部战士一样。除此之外,每人还发了一床白色的毛毡褥子(是昆明军区专门为出国部队发放的,用于防潮),一块加厚塑料布,和防蚊帽、防蚊油。在这几个月里,连里除了准备了大量的后勤生活保障物质外,还买了两条狗和两只鹅(听说鹅是蛇的天敌,能提前发现蛇)。

到此,我们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只等领导一声令下。1971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后,我们正式踏上了前往老挝的路程。

刚来到老挝的前几天,大家都很兴奋(我也是)。毕竟,刚来到这异国他乡,我们看什么都新鲜。可一连几天过去,当熟悉了环境后(都是热带森林),我们渐渐发现,在老挝的日子,真是既寂寥,又单调。尤其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营地里真是极度的安静、潮湿、闷热、孤单。

当时,我们全连,只有四部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三个排和连部各一部),每天晚上八点,要准时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虽然收听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每天能听到家乡的声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安慰和鼓舞。

同时,来到老挝后,我们的伙食费和津贴费,也都提高了一倍。比如,在国内第二年兵,每月津贴是7元,那来到老挝后,每月津贴就是14元。伙食费,在国内,一类灶是每人每天0.45元,那来到老挝后,就是每人每天0.90元。说实话,在七十年代初,这每人每天将近一元的伙食标准,已经很高了。但在老挝当时实际的情况下,还是很难让战士们既吃饱、又吃好的。当时,炊事班的仓库里,大米、粉丝、鸡蛋粉、黄花鱼干、花生、猪肉罐头和红糖很多,但缺乏青菜和水果(水果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至于青菜,在我们来到老挝还不到一个月,就开辟出了两大块菜地,种上了不少青菜)。

除此之外,在老挝用水,也是一个大问题。老挝的当地居民,他们习惯居住在沿河一带,在用水时,也人为地把河分为三段,上段为饮用水、中段洗衣服、下段则是生活用水。这种想法本来很好。但当时,我们营地所在位置的上游,恰好是一个当地村落的下游。因此那水,真是非常的不干净。

所以,我们到达营地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水问题。记得当时,我们连副指导员(姓韦)每天都带着炊事班的战士们找水源,可一连几天下来,根本找不到干净的水。最后,没了办法,我们连长只好让炊事班的战士们,在河边挖一个坑,让河水经过一遍沙石过滤(这样,那水会稍微干净些)。这样,用水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可随之迎面而来的,就是做饭问题。当时在老挝,炊事班做饭主要靠烧柴(就地砍柴)。旱季还好说,干柴很多,可一到雨季,那雨能连续不停地下上半个月。

这一下,就没了柴烧。最后,没了办法,连长和指导员在商量后,决定每天派战士到竹林里,砍那些已经干枯的竹子。刚开始的几天,还很顺利(雨小)。可有一天,雨下的很大,那次,正轮到三班的战士们砍竹子。因为雨下的太大,泥土路面很滑,70年兵张文,冒雨从山上扛一捆竹子下山时,不慎摔倒了。人没有大碍,但他肩上扛的竹子,却把他的锁骨给压断了。最后,到了卫生队,医生把他的锁骨接好,做了包扎后,就告诉他不能乱跑乱动,要安安静静地休息半个月。可年轻人好动,因为剧烈的活动,小张那已经接好的锁骨,不幸错了位。而这,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如何恶劣,我们一连的全体干部战士们,都始终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斗志。在“一定要修好每一段路”的口号鼓舞下,我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一致,在三百五十二天里,圆满完成了援老筑路的任务,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一致表扬。

最后,在1972年9月底,我们完成筑路任务,准备返回祖国时,当看着我们不畏艰难、不惧险阻,修建的那条笔直、连绵的柏油马路时,我的心里不自觉地升起了一股自豪感。战友们,真是好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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