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中，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委张成台等八烈士遇害经过
1946年夏，中原突围战役进入最关键时期。8月7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离开镇安县杨泗庙后，干部旅的八位同志分两路行动：一路是旅长张文津率领吴祖贻、毛楚雄三人，携带国民党军方邀请函，前往西安谈判；另一路是政委张成台带领李其祥、罗文斌、吴先元、闵汉清五人，化装潜行，准备突围至延安。然而，这两路人马在分别出发后不久，就同时失去了联系。此后近40年里，组织虽然认定他们已经牺牲，但具体遇害经过始终成谜，遗骨也未能寻获。直到1984年，一份重要的调查报告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这八位革命先烈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的遗骨又在何处被发现？
一、两路失联：突围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1946年7月下旬，中原军区司令部收到情报，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南地区实施重点清剿。当时，中原突围部队已经行进到陕南地区，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王震所部三五九旅和临时组建的干部旅，作为中原突围北路右翼，在镇安、山阳一带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
7月30日，三五九旅和干部旅在镇安县城西北方向的杨泗庙地区集结。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陕南地区部署了三个师的兵力，并在各县城、重要关隘设立据点。国民党军队采取＂三光＂政策，在沿途封锁道路，烧毁村庄，驱赶群众，企图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和群众基础。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国民党军方却突然向我军发出谈判邀请。这个邀请函是由飞机空投的，表面上称愿意和平解决问题。王震等指挥员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缓解当前压力的机会。同时，我军也需要了解敌军的真实意图和部署情况。
8月6日晚，在杨泗庙的一次紧急会议上，王震和干部旅领导班子商议决定：一方面派出谈判代表，另一方面趁机分散突围。考虑到干部旅的特殊性质——由机关、地方干部和后勤人员临时组建，战斗力有限，决定对该旅进行分解。
第二天拂晓，张文津带领吴祖贻、毛楚雄启程前往西安。他们携带国民党军方的邀请函，身着制式军服，佩戴军衔和第九执行小组符号。张文津以李先念部上校参谋的身份出面，这是为了提高谈判的分量。同时，王震还特意安排毛泽东之侄毛楚雄随行，计划让他借机转移到延安。
同一天，张成台政委带领的五人小组也开始了他们的潜行之路。这五人都换上了便装，携带了必要的路费和证件。他们计划避开主要道路，经由山间小路向延安方向转移。为了确保安全，这个小组被分成两个住处：张成台和两名年轻同志住在一起，年长的吴先元夫妇住在另一处。
然而，这两路人马在出发后不到三天，就相继失去了联系。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国民党军在沿途设立了大量检查站；另一方面，当地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这些武装人员往往不受正规部队约束，甚至有些是土匪性质，专门打劫过路行人。
二、寻找的突破：两处关键地点的发现
1984年春，一场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在陕南地区展开。中共宁陕县委、镇安县委、商洛地委党史办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委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当地开展了细致的走访工作。调查组首先整理了1946年8月期间当地的军事档案、治安记录和地方志记载，同时走访了大量当年的知情者。
通过对镇安县文家乡的走访，调查组获得了第一个重要线索。当地一位83岁的老人提供信息称，在文家乡朱家沟的一处石灰窑附近，1946年8月中旬曾发生过一起命案。这个石灰窑位于当时的驿道附近，是一处废弃多年的老窑。据这位老人回忆，事发当晚有多名持械人员在此设伏，次日清晨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顺着这条线索，调查组在镇安县档案馆找到了一份重要文件。这是1947年初由当地民政部门记录的一份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在朱家沟石灰窑附近发现了多具无名尸骨。当时的地方政府曾组织人员将这些遗骸进行了掩埋。
与此同时，另一个调查小组在宁陕县也取得了重要发现。在东江口镇城隍庙后的旬河岸边，当地群众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1946年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有一支着便装的队伍在此处被国民党军队截获。这支队伍中有三人，其中一人自称是去西安谈判的军队代表。
通过对比地图和历史资料，调查组发现这两个地点都位于当年中原突围部队的必经之路上。朱家沟石灰窑位于从杨泗庙通往延安的一条山间小道旁，而东江口镇则是前往西安必须经过的交通要道。这两个地点的地理位置，与张文津、张成台两路人马的行进路线高度吻合。
1984年5月，调查组在朱家沟石灰窑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他们在距离石灰窑约50米的一处坡地上，发现了一块用青石砌成的无名墓。墓地周围杂草丛生，但依稀可见当年掩埋时留下的痕迹。经过仔细清理，在墓穴内发现了多件当年的遗物，包括一面残破的小圆镜、一些衣物碎片和几枚铜钱。
在东江口镇的调查中，一位退休的老医生提供了关键证据。他回忆说，1946年8月中旬的一天，有人匆匆来请他去城隍庙后为几个伤员治伤。当他赶到时，发现三个伤员都穿着便装，但从谈吐举止看显然受过良好教育。然而第二天，这三个人就被押往西安方向，此后再无音讯。
这两处地点的发现，不仅为确认八位烈士的牺牲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后续调查指明了方向。调查组随即展开了对当年参与这两起事件的知情者的深入走访，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
三、调查的深入：关键证人的口述史料
随着两处关键地点的确认，调查组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寻找当年的知情者。1984年6月，调查组在镇安县公安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47年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当年在朱家沟事件中，有一名叫范德先的伪保长曾参与其中。通过进一步查证，调查组找到了范德先的儿子。
范德先的儿子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父亲生前曾告诉他，1946年8月中旬的一天，当地伪政权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在朱家沟一带设卡检查过往行人。当天晚上，范德先带领民团成员在石灰窑附近设伏，截获了一群穿着便装的外地人。
与此同时，在宁陕县的调查中，一位原伪政权的文书王某也提供了重要证词。据他回忆，1946年8月中旬，东江口镇伪政府曾接到一份急电，称有共产党要员可能经过该地。随后，当地伪政权在城隍庙附近加强了检查。
更为关键的是，调查组在商洛地区找到了当年的一名地下党员李老。李老透露，1946年8月，他作为地下党员曾接到上级指示，要设法营救被困在东江口镇的三位同志。当时，地下组织发动了当地的医生和商人打探消息，还尝试通过关系网营救，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调查过程中，一份尘封多年的军事档案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这是国民党镇安县保安队的一份工作报告，记载了1946年8月在当地进行的一次＂清剿＂行动。报告中提到，在朱家沟一带抓获了＂数名可疑分子＂，并将其＂就地正法＂。这份档案的发现，为确认张成台等人的牺牲提供了直接证据。
此外，当地群众的回忆也为调查提供了重要补充。一位当年在朱家沟务农的老人回忆说，事发当天凌晨，他听到石灰窑方向传来枪声。天亮后，他看到窑边有打斗的痕迹，地上还有血迹。另一位在东江口镇经营杂货店的老人则回忆，1946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押解着三个便装人员往西安方向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还发现了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暗中营救行动。在商洛地区，一个由地下党员组成的秘密营救网络曾经开展过营救工作。他们通过民间商号、医馆等掩护点，设法打探消息，甚至尝试贿赂看守人员。同时，延安方面也派出了联络员，试图与失联的同志取得联系。这些营救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为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调查组还在国统区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当时西安地下党组织曾接到上级指示，要设法营救被困的同志。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甚至派人混入国民党军队内部。这些秘密行动虽然没有改变历史的结局，但是为调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四、事件真相：八位烈士的最后时刻
根据调查组收集的各方证据，1946年8月7日至10日期间，两路革命同志的遭遇最终得以还原。张成台等五人在朱家沟遇难，张文津等三人则在东江口镇被俘后押往西安牺牲。
张成台带领的五人小组在8月8日晚到达朱家沟附近。当时，他们选择在一处废弃的农舍暂时休整。然而，当地伪保长范德先早已接到密报，带领民团成员在石灰窑附近设下埋伏。8月9日凌晨，当张成台等人准备继续前行时，遭到了民团的突然袭击。
据当时在场的知情者回忆，战斗异常激烈。五位同志虽然寡不敌众，但仍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终五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当地民团将他们的遗体草草掩埋在石灰窑附近的一处坡地上。这一细节与1984年调查组在该处发现的无名墓完全吻合。
张文津一行的遭遇则更为曲折。8月8日下午，他们到达东江口镇，准备在此处休息一晚后继续前往西安。然而，当地伪政权已经接到上级通报，要求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当晚，张文津等三人在城隍庙附近的一家客栈投宿时被发现了可疑之处。
根据当时在东江口镇经营客栈的王老板的证词，当天晚上有一队便衣特务突然闯入客栈，将张文津等三人带走。虽然张文津出示了国民党军方的谈判邀请函，但特务们并未理会。三位同志被押至城隍庙后的一处院落审讯。
在东江口镇的老医生证词中提到，他曾经为三位同志处理伤势。从伤势的情况来看，三人在被捕过程中进行过激烈反抗。特别是张文津，身上有多处棍伤和刀伤。然而，第二天一早，三人就被押往西安方向。根据后来查实的资料，他们在途中遭到虐待，最终在西安城外被秘密处决。
1984年的调查中还发现，当时陕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这些同志。在朱家沟事件发生后，地下党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上级报告，并组织人力搜寻遗体。在东江口镇，地下党组织甚至发动了当地的医生和商人打探消息，试图营救被困的同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国民党军方表现出明显的欺骗性。他们一方面发出谈判邀请，另一方面却在沿途设下重重陷阱。从现有证据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目的是瓦解中原突围部队的力量。
在两处事发地点，调查组都发现了当年战斗的痕迹。在朱家沟石灰窑附近，至今仍能看到弹痕和战斗留下的痕迹。在东江口镇，城隍庙后的那处院落虽然已经改建，但当地老人仍清晰记得当年的情景。这些物证与口述证据相互印证，最终还原了八位烈士牺牲的真相。
五、历史印记：遗址保护与纪念活动
1985年春，在确认了八位烈士牺牲的具体地点后，陕南地区开始了一系列的遗址保护工作。首先，在朱家沟石灰窑遗址处，当地政府划出了一片保护区域。这片区域包括了当年的战斗地点、石灰窑以及烈士墓地。工作人员对这些场所进行了细致的测绘和记录，并在现场竖立了界碑。
同年5月，在东江口镇，原城隍庙后的院落被辟为纪念场所。当地文物部门对这处建筑进行了修缮，尽可能保持了其原有的建筑特征。特别是院落中的一间石室，据证实就是当年关押三位烈士的地方，现已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1986年，由陕西省文物局主持，对朱家沟烈士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队在墓地中发现了多件遗物，包括衣物残片、铜钱、弹壳等。这些遗物经过专业处理后，被收藏在当地博物馆。同时，考古队还对当年的战斗遗迹进行了详细勘察，在石灰窑周围发现了多处弹痕和战斗痕迹。
1987年8月，在两处遗址同时举行了纪念碑落成仪式。朱家沟烈士陵园的纪念碑由著名书法家题写碑文，碑文简要记述了五位烈士的英勇事迹。在东江口镇，则建立了一座纪念亭，亭内镌刻着三位烈士的名字和生平简介。
为了便于后人凭吊缅怀，当地还修建了通往两处遗址的道路。朱家沟烈士陵园门前铺设了石板路，两侧种植了松柏。东江口镇的纪念地点则建起了一条专门的参观通道，沿途设有介绍牌，详细记载了当年的历史事件。
1988年起，当地开始定期举行纪念活动。每年的8月9日，即烈士牺牲日这天，当地群众都会自发前往两处遗址献花。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参观学习，让革命传统教育得以延续。当地文史工作者还编写了专门的史料汇编，收录了与八位烈士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
1990年，在朱家沟烈士陵园增建了一座陈列室。陈列室内除了展示考古发掘出的遗物外，还复原了当年战斗的场景。通过模型、图片和文字说明，向参观者展示了事件的始末。东江口镇的纪念场所也设立了专门的史料展示区，陈列着当年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复印件。
1992年，两处遗址被列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随即加大了保护力度，在遗址周围设立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看护。每年都会拨付专项资金，用于遗址的维护和修缮。同时，还组织专业人员对遗址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保护。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当地还开展了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工作人员走访了许多当年的知情者，将他们的回忆录制成音像资料。这些珍贵的口述史料，连同文字记录一起，被永久保存在当地档案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