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已经永远成为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屈辱历史，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在日本攻占南京的那一刻，瞬间沦为人间地狱，尸横遍野。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间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4年，人们似乎只记得30万这一个数字。但是回顾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如果没有他，30万这个数字一定会被改写，甚至遇难同胞要远远超过30万这个数字。

他的名字叫约翰·拉贝，他是一个德国商人，也是德国的纳粹党员。

在黑暗的时代，大部分人随波逐流，但总有少数人能够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做出一些平时连自己也无法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日本少佐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问过拉贝：“你为什么要留在南京保护这些中国人，他们与你毫无关系！”拉贝回答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我的孩子和孙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待我很好，如今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局势，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日本人非常敬仰忠诚的理念，对拉贝的回答也很满意，他后退了一步，并向拉贝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拉贝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一名船长。1908年他来到中国，在西门子中国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1931年他被调往南京办事处，并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那时的他已经谢顶，戴着眼镜，穿着旧式西装，打着领带，一副典型的中年企业家的形象。

但是拉贝平静的生活随着日本准备攻占南京而结束。在日本占领南京之前，大多数外国人已经乘船离开南京。拉贝本人也收到了德国以及日本的劝离请求，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决定与共同留在南京的20多个外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共同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目的是想为处于中日两国军队交战下的非战斗人员提供一个避难场所。

最终这个安全区选定在南京中心地带以西的一个地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以及许多中国政府办公楼都位于安全区内。他们原本打算等到南京平安的过渡到日本人手中的几天或几个星期后就关闭安全区。约翰·拉贝当选为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与安全委员会成员（左三）

其实安全区的建立并不顺利。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安全区里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这个中立区，拉贝感觉有必要向更高层当局寻求帮助。11月25日，他给希特勒发出了一份电报，请求元首“要求日本政府批准为南京的非战斗人员建立中立区方面进行调停”。与此同时，拉贝也向他的朋友克里贝尔总领事发出了一封电报：“诚挚的请求支持我对元首提出的恳求，否则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异常可怕的大屠杀”。

希特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回电，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轰炸南京的方式与以前有所不同。在他发送电报之前，日本飞机不加区分地轰炸南京城区；在这之后，安全区内再没有受到过轰炸。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正是我的电报目标，我的美国同事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危机接踵而至。最初拉贝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将安全区内空置的房屋留给南京最贫穷的居民使用，为了避免人潮的突然涌入，委员会还在城区内各个地方张贴海报，希望有条件的难民能够借住在位于安全区的亲友家中，尽可能少的占用公共资源。

但是由于有太多的人涌入了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难民们不仅挤满了安全区内的建筑，还四散到草坪、壕沟及防空洞里。全家露宿街头的现象随处可见，许多难民不得不连续数日只能站着而无法睡觉。到南京陷落时，安全区内已涌入25万难民。要知道，这个安全区内只有20几个外国人，他们能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住这25万难民，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此前的职业是商人、传教士、医生，而不是身经百战的军官，他们在战争之前也同样是被别人保护。

面对数量庞大的难民，对于拉贝和他的团队而言，食物短缺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12月初，南京市长给了国际委员会三万担大米（约两千吨）和一万袋面粉，作为难民的口粮。但是这些食物都储存在城外，而且国际委员会缺少必要的卡车将这些粮食运到安全区内。

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只能开着自己的小汽车，没日没夜奔波在南京城内外，尽可能多地将这些粮食运送到安全区内。当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他们仍不停地继续着这个工作，弹片甚至炸瞎了一个驾驶员的眼睛。最终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仅把一万担大米和一千袋面粉运送到了安全区，但这些粮食却避免了安全区内许多难民挨饿。

涌入安全区的难民其中也混杂着许多脱了军装，扔掉枪的中国士兵。日本兵经常进入安全区来搜索中国士兵并带走。由于每天使用枪械士兵手上会留下老茧，扛枪背包、带军帽子、长途跋涉都会留下印记。日本人通过这些印记几乎找出了所有的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

12月14日晚，国际委员会成员在会议上了解到日本人在委员会总部附近难民营里抓走了1300多个扔掉枪支的中国士兵，并杀害了他们。那天下午，一个日本军官曾向拉贝许诺，日本人会饶恕他们的性命。但这个诺言最终并没有兑现。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拉贝无助地看着日本人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从安全区抓走并杀害。日本人也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人，这些人碰巧手上、额头上或脚板上有老茧、印记和水泡，他们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警察。而并非真正的士兵。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安全区附近的好几个池塘都消失了，因为它们被尸体填满。”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与纳粹党南京负责人，拉贝不停地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表达愤怒以及抗议。可每次日本外交官都给出同样的答复：“我们会通知军方”。但日复一日，每天都有大量的新暴行出现。拉贝以及其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从日本外交官的回答中揣摩出真正含义，是日本军队而不是大使馆掌握决定权。在大屠杀期间，一些使馆官员实际上建议国际委员会直接在日本公开真相，这样日本舆论会迫使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但与此同时，另一位日本使馆官员敦促拉贝保持沉默，并警告他：“如果你向报纸记者传递日本军队的坏话，那么整个军队都会与你作对。”最终，只是由于他的身份是日本盟国的公民这一护身符，拉贝做了在现在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开始在城市里“游荡”，并亲自阻止暴行。

只要拉贝有时间，他就开车行驶在南京街道上，经常会有人跑出来拦住他的车请求拉贝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奸案。拉贝总是让这些人上车，并将拉贝带到强奸现场。一旦到那里，他总是将日本士兵从中国人身边赶走。有一次，拉贝甚至将一个正在实施强奸的日本兵强行从中国妇女身上拖了下来。这个举动是极其危险的，日本兵手里有手枪，有刺刀。而拉贝身上只有毫无攻击力而言的纳粹臂章。

拉贝在1938年1月1日的日记就写下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迷人的女孩的母亲对我大喊，并跪下哭着求我帮助。我走进屋内时，看见一名日本士兵赤裸裸地压在女孩的身上，女孩歇斯底里的哭喊着。我对这个畜生大声吼叫，用他能听懂的任何语言说：‘新年快乐！’随即强行把他从女孩身体上拖了下来。他怒吼着抓起枪对准了我，但是他看到了我胳膊上的纳粹臂章，随即愤怒的光着上身，提着裤子逃走了。”

由于下决心要拯救中国人的性命，拉贝向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提供庇护。他将自己的住房和办公室都提供给了难民当避难所。拉贝在他的院子里也收容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妇女，允许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拉贝还开发出一套报警系统，保护这些妇女免遭日本人强奸。每当日本士兵翻越围墙进入院内时，妇女们就吹响哨子，拉贝就立刻跑出来将日本士兵赶走。由于这类事情经常发生，拉贝担心日本士兵会趁他不在时强奸妇女，所以晚上他很少出门。他曾向日本军官抱怨这一情况，然而他们并不认真对待。甚至拉贝在院子里的茅草棚中抓住了一名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时，日本军官出来打了该士兵一个耳光外，并没有进行其他的惩罚。

尽管拉贝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面对5万多日本士兵，他和其他20多名外国人在保护20多万中国难民方面能力有限，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知道在日本人面前将自己任何软弱的迹象隐藏起来十分重要，而且必须用“盛气凌人的气势”使日本人感到不知所措。

幸运的是，他的纳粹党人身份使得数名日本士兵在进一步的犯罪之前有所顾忌，至少他在场时是这样。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乔治·菲奇写到：“当他们中的任何人不买账时，拉贝将他的纳粹袖章砸到他们脸上，指着象征着德国最高荣誉的纳粹袖章，并问他们是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这一招总是很管用！日本士兵似乎很尊重，甚至害怕南京的纳粹党人。尽管日本士兵毫不犹豫地殴打美国人，并用刺刀威胁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人推下楼梯，但他们在与拉贝和其他德国人打交道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

拉贝日记剧照

如果说日本人害怕拉贝，那么中国的难民们则是尊敬他。对他们而言，拉贝是拯救女儿免为性奴隶、拯救儿子于屠刀之下的救星。拉贝出现有时可以引起难民营里的骚动。有一次，他来到难民营，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他的保护，并称她们宁愿当场自杀也不离开安全区被日本人强奸和折磨。

拉贝的勇气和慷慨最终也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其他成员的尊敬，即使那些本质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也是如此。极度厌恶纳粹主义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给家人的信中高度赞扬拉贝：“在纳粹圈里，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在过去数星期与他密切接触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有一副多么博大的胸怀。很难讲他崇高的人格与他对‘元首’的奉承联系在一起。”

1938年4月15日拉贝带着记录着日本在南京所犯下罪行的日记以及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电影的拷贝回到了德国。由于在德国拉贝向国民公开了大量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德国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拉贝。直到得到了拉贝的保证不再公开谈论日本之后，拉贝才被释放。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拉贝的生活犹如噩梦。苏联人对柏林的进攻使其失去了工作，住所也被炸毁，他的生活陷入贫困之中。

而在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纳粹党员，先后被苏联以及英国逮捕。由于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拉贝在二战中犯有任何罪行，1946年6月拉贝被释放。拉贝和一家人挤在一所很小的房屋里，饥寒交迫。为了购买食物以及必要的生活用品，拉贝不得不一件件地变卖家当。经济上的巨大压力摧毁了他的身体，他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在南京拉贝是拯救了20几万中国人性命的大救星，而在德国他却成为了一个垂死挣扎的老人。

到了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到了中国。当南京政府向南京市民宣布拉贝需要帮助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为拉贝筹集到了一亿元（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同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在那里他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并分成了四大包，邮寄给拉贝。

从得知拉贝的困境之后，南京市民每个月都会邮寄一大包食物给拉贝，以表达他们对拉贝的衷心感谢。南京政府更是表明，如果拉贝愿意重返中国，将为其提供免费住房和终生养老金。

这些包裹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犹如天赐之物。1948年6月，南京人从拉贝的数封回信中了解到，在收到这些包裹之前，拉贝一家一直在靠着野菜维持生命。这些包裹对拉贝及其家人显得弥足珍贵。拉贝全家都对南京人的支援表示感激，拉贝说：“南京人的举动恢复了他对生活的信念。”

1950年，拉贝由于中风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留下了他在中国工作经历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南京大屠杀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他精心排版、装订甚至是插图说明。而这些文件，也成为了日后揭露和研究日本在南京所犯暴行的重要证据。因为拉贝是德国人，并且是纳粹党员，是日本的同盟国，因此以他的身份记录下这些暴行则会显得更加客观，也更具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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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人物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