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诚之先生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所以，我们学习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于事之中发现理，于理之中推知事。本文秉承大师教诲，于魏击与朱允炆两人之事中，发现包含其中之理。

历史的大门，由读者打开

魏击（？—前370年），魏文侯之子，是战国初期魏国的第二任国君。他在位期间将魏国的百年霸业再一次推向高峰。前370年（武侯25年），魏武侯魏击崩逝，二子魏缓与魏罃争位，赵国与韩国都参与魏国废立之事。后魏罃击败魏缓，成为了魏武侯的继承人，是为魏惠王。魏惠王时期，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开始衰落。

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次子，明朝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宽刑省狱，严惩宦官，同时改变其祖父朱元璋的一些弊政 ，史称“建文新政”。朱允炆于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

历史总是喜欢对正面人物进行褒扬。其实魏国衰败，从魏击就开始了，而朱允炆明明就是不会用人，历史偏偏要给他安上一个“增强文官在国政中的作用”的好说法。

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是国二代。

魏击，因为没有出生时间，所以不知道他即位时年龄多大，但从田文与吴起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击即位时年纪并不大。田文是这样说得：“当君王年纪还小，有权势的重要官员互相猜忌，随时可能发动政变，民心恐慌。这个时候，宰相位置，应该属于你？还是属于我？”

可是，古人写历史往往羼杂不清。魏击随乐羊攻击中山国是公元前414年，19年后，也就是前395年，魏击即位，即使去攻打中山国时他才15岁，那么他即位的时候也有34岁，田文怎么说他“年纪还小呢？”

朱允炆是1398年即位，那时他才21岁。

在他们的前一代，他们的国家都处于鼎盛时期。魏击的父亲魏文侯在位时期，三家分晋，成立了魏国，任用李悝改革、吴起扩张，魏国迅速崛起为战国强国。而朱允炆的爹朱元璋更是纵横天下，开创了大明帝国宏图伟业。

但国家到了他们手里，有了很大的变化。

魏击之后，魏国开始衰败。明朝到了朱允炆手里，内乱开始，最终自己政权被颠覆，下落不明。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结果？

古代宫殿

魏击这个人很喜欢自己做主。什么事情都要发表自己的“高见”。据说他的老师很不错，但他却没有学到为君之道第一条：不能随便发表自己的言论。

为什么君王不能随便发表自己的言论呢？

因为君主是所有人的依赖，他们想要升官发财，就得要取得君主的欢心。所以他们的心里不会有天下，只会有君主。君主喜好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完全不顾国家需要什么。君主如果话太多了，很容易被臣下揣测出喜好。这样一来，大臣说话君主爱听，君主说话朝臣附和，国家就危险了。

少说话，多看人，不要被臣下摸清楚自己的喜好。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正理国......以无事取天下。”

所以，我认为，魏击的老师田子方（严格来说，他是魏斯的老师）水平并不怎么样。（《资治通鉴》里还提到魏击的另一位老师屈候鲋）

魏击的这个性格，导致了他在用人上的严重失误，历史上对他用人的评价是：用人唯亲，用人唯贵。

用人为亲表现在李悝去世后任用年轻的田文为相。用人为贵表现在公叔痤取了公主后，任用公叔痤为相。田文，应该是田子方的族人，很有可能就是他儿子或孙子，小时候或许经常跟魏击一起玩耍，是魏击的好朋友。公叔痤，是魏国的公族，再娶了公主（很有可能是魏击的姐姐），成为了贵族中的贵族。

这样的结果，冷落了对魏国有巨大贡献的吴起。结果导致吴起跑到楚国去了。

魏击的行为，同样影响了他的儿子魏惠王，把公孙鞅（商鞅）拱手让给秦国了。

再来看看朱允炆即位后的动作。

年轻的朱允炆

朱允炆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也是一个假有仁义的人。话说得很好听，做事情的时候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登基前说，如果叔叔们有异心，首先要用德去感化他们，再用礼来约束他们。可是，登基才一个月，他就开始了削藩。所以说他假仁义，只会说。

既然要削藩，就要谋划好，结果，他是想到哪里做到哪。不敢对燕王动手，却又对燕王的亲弟弟周王朱橚下手。心里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假惺惺地把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了去。想迷惑燕王，让燕王以为自己不想削藩。这真是腐儒的行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他任用的都是腐儒呢？

朱元璋给孙子留下了三个辅助人才：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三个人是实实在在的腐儒！

他们三个人出身不一样：黄子澄是儒家学者，是1385年举进士第一名。齐泰也是1385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据说还特别精于礼和兵法。方孝孺则是民间高手，没有中过举，早在四十来岁时就已经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

腐儒也有三六九等。

黄子澄与齐泰一直就在官场，方孝孺则是朱允炆即位后，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做官的。朱允炆对他们的态度明显不同：黄子澄是朱允炆做太子时的东宫伴读，在那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深宫之中，他们俩在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好朋友。所以，朱允炆只信任黄子澄。

方孝孺是经过多年的历练，又被朱元璋打压、磨练之后特意留给朱允炆的，希望由朱允炆来提拔他，他会对朱允炆更忠心；齐泰是朱元璋于召对选拔出来的；黄子澄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不难看出方孝孺是三个人中能力最强的，黄子澄是三位重臣中最脱离实际的人。可朱允炆偏偏也是用人唯亲。

事实上，朱元璋死前还密命了驸马梅殷（宁国公主之夫）辅佐朱允炆。梅殷是武将，作战也挺厉害的，朱棣登基做了皇帝，梅殷仍驻军淮安，比齐泰不知道强多少。可惜朱允炆也未能重用他。

当然，每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很多原因。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也有千百种。我们今天只是分析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

朱元璋画像

1、用人唯亲。

《人物志》里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可是，象魏击、朱允炆他们这些国二代，前辈的成功在激励他们，他们总想创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所以一味地任用“自己人”，以为这样做出来的事业才是自己的事业。

《素书》说：最好的君主用堪为导师的人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国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他们不把精力放在知人善任上，而喜欢任用那些掌握自己脾性，说话能合自己意思的人。同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参与，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一点，在年轻的国二代上表现尤其突出。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国二代接手的时候，国家都是比较强盛的时候，国家有这样的财力去给他折腾。越是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国二代，就越是急功近利。最终导致国危民苦。

魏击即位后，发起了连续十几年的对外战争，想争霸却没有魏文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想以武力服人却又放任战国初期第一武将吴起被排挤离去。解除与赵国的结盟、试图控制陈国等等都是年轻气盛的表现。

朱允炆也一样，登基才不到一个月，朝廷上下还在对其执政能力持观望态度的时候，就贸然开始削藩，全然没有发现局势的变化，不能预见危险的到来。这些都是太年轻，太躁动的结果。

魏击与朱允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下等的君主。

强大的魏武卒

虽然，魏击与朱允炆两人都是国二代，也有一样的通病。但，他们两人即使在“通病”上，也有不一样的部分。

魏击，处在的是一个被孔子视为“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导致诸侯国内朝政被卿大夫贵族把持。

魏击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年轻人，他也想摆脱这种局面。

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才出身于“士”这一没落的贵族阶层，而“士”，根据分封制，他们只听命于卿大夫，不忠心于国君。换句话说，大量的人才掌握在卿大夫贵族阶层手里。

魏击不想受卿大夫控制，就只能用自己这一族的人，或者自己的至亲好友。

那为什么不用吴起这样的“外人”？

因为他不能用！用了的话，就连自己这一族里面的人可能都不支持他了。

所以，魏击的“用人唯亲”多少有些是被迫无奈的。

在战国时期，这是普遍现象。比如赵孝成王赵丹（他不是国二代，他是赵国第第八代国君，他即位时还没有成年，由赵太后执政，赵孝成王二年，赵太后去世，四年赵接受上党，六年长平之战）。韩国上党郡来献地方的时候，他首先叫来讨论的，全是姓赵的，什么赵豹、赵胜、赵郝等等。他当初欢喜迎来的虞卿根本就没有进入赵国核心管理层。最终，长平之战将赵国精锐损失殆尽。

再看看朱允炆，他所处的是已经运行了几百年的郡县制时代，中央高度集权。而且前面还有西汉“七国之乱”的前车之鉴。他却没有意识到削藩是一件需要更多谋略，需要更多能人的长久之事。在天下人才尽为己用的时候却用人唯亲，不得不说，他的失败，比起魏击来说，更是咎由自取。

一个无奈，一个无能，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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