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文科倒闭潮”的讨论甚嚣尘上，虽然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文科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欧美社会在疫情后思潮愈发混乱，西方学者们也陷入了迷茫，难以给出明确的方向。而在国内，电影行业的停滞不前和南方周末对AI话题的混乱回应，更是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正如《沉思录》所言，文科不能只在否定“文科无用论”和“文科关停潮”时才显得有用。要真正“保卫文科”，我们需要放下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直面文科当前的基本问题。

作为一名新传专业的毕业生，我想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新传专业以输出信息、观点和情绪为己任，本质上也是在生产商品，与文化产品无异。然而，当代“新传产品”的低质量产能过剩，高质量产品却严重短缺，情况比文化产品还要糟糕。

可以说，新闻传播专业近年来已成为文科中内卷最为严重的领域。这里的“内卷”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现象。讽刺的是，“内卷”这个词原本是一个学术术语，大约从2017、2018年开始，随着自媒体的爆发，非虚构写作兴起，专业和非专业的传媒从业者纷纷涌入，争相使用人文社科理论制造、解读和发酵各种传播词汇和议题。

“内卷”便是其中之一。它从学术论文中走出，成为各阶层抱怨时的常用词汇，甚至出现在政府文件中。然而，这个词的学术意义早已被扭曲，如今在舆论讨论中常常被滥用，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被混为一谈，争论愈发混乱。在这个过程中，新传从业者们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许多领域的“内卷”是伪命题，新传的内卷却是真实的。在传统媒体时代，以及自媒体崛起之前的互联网早期，新传相关的岗位曾是文科领域中最稳定、体面的工作之一。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纷纷关停转型，互联网舆论市场被大小资本和无数草根竞争者瓜分，甚至连新传职业的高端身份——“文人”、“公共知识分子”等，也逐渐被时代抛弃。

急剧的时代变化使得新传的传统就业路径变得异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新传考研的分数逐年攀升。新传学生普遍具备一定的新媒体写作与宣传策略，新传理论也相对容易入门，输出一些“新闻理想”的大词，很容易吸引更多人报考新传。这种学科人数与社会需求的背离，首先导致了新传考研的热潮。

线上新传考研辅导机构则是推动这种内卷的关键角色。当学科就业已经出现困难，学习大量新传理论的学生们，投身新传考研辅导便成了知识变现的最快途径。有学者直言，新传考研越来越成为辅导机构与高校之间的博弈。录取分数不断走高，辅导机构为了跟上，不断加码课程内容与练习量，最终这些压力都落在了普通考生身上。

以我自己的考研经历为例，除了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媒体概论三大门理论外，还需要熟背新闻采访写作理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新闻伦理与法规等相关知识。每一类至少对应一两本教科书，每周还要进行消息改写与新闻评论的练习。距离考研半年左右，开始整理当年热点专题，学习各种答题技巧，跟读论文与新教材。甚至在考试前一两个月，还要训练书写速度，以确保在规定时间内答完试卷。再加上英语和政治的复习，整个备考期间，每天从早八点到晚十点，几乎都在图书馆度过。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大多数人未能考上。残酷地说，考研辅导机构赚的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考不上的考生。不少人选择二战、三战，但随着考研难度逐年增加，新传专业的学生们逐渐转向了考公大潮。

新闻传播专业要求从业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内心，善于输出内容和情绪。然而，在学科内卷和就业困难的双重压力下，新传学子们的敏锐和敏感，往往转化为网络上大量的焦虑性情绪内容。

在小红书、知乎、B站等平台，我们很容易看到类似的情况：年龄相仿的备考青年，天天与理论语言打交道，内心苦闷，一边在家备考，或做着各种过渡性工作，一边在网络“青年问题”的大旗下，用熟悉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困境，引发群体的社会焦虑共鸣。

焦虑的不仅仅是新传备考青年们。在新传体系的职业层，媒体从业者们也越来越习惯用“焦虑公式”去输出内容。以青年问题为例，之前有个段子总结得非常精辟：

首先，大厂35岁员工/985文科毕业生/延毕博士/抑郁症患者/鸡娃父母/一年制英硕/考研二战/双非学历/AI创业新秀，遇到了心理疾病/房子贬值/过年回家/秋招面试/职场PUA/情感冷暴力/裁员降薪/家庭变故/天灾人祸/政策调节，只好遁入寺庙/回到县城/开启副业/寻找同伴/去看精神科/正念冥想/学历提升/换份工作/打离婚官司/带孩子搬家。

最后，加上题目：《这届年轻人XXXX》《一个X决定去做Y》《X，困在Y里》《一个X，与Y》《X不欢迎Y》《X，在Y之后》《X岁，开始做Y》。恭喜你，得到了一篇崭新的正面连接/极昼实验室/真实故事计划/每日人物/冰点周刊/谷雨实验室/看理想/新世相/看客insight！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当前《这届年轻人XXXX》之类的媒体已经完全套路化，往往既不能代表广泛的年轻人，也无法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表达的只是内容生产者自己的剪裁和情绪，目的只有通过输出焦虑获得流量完成KPI。甚至我们都没法细想，这类内容的生产过程里，AI已经掺和了多少。

像这样的“青年问题”讨论方式，已经不再是帮助我们像苏格拉底名言那样，去审视生活本身值不值得过，而是为了迎合偏好，失真并成为一种生产焦虑、自怨自艾的情绪消费品。

这种叙事方式中，生活本身只有两种被呈现的可能：一种是中产的生活，另一种是能满足中产猎奇想象与情感需要的“别人的生活”。 苏格拉底的名言被改写成“未经中产趣味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呈现的”。与其说是在讨论“青年问题”，不如说是在讨论“中产再生产的焦虑问题”。

话说回来，互联网时代，青年问题成为新传体系生产议题的核心内容无可避免。向青年输出焦虑性内容，本质上也是在讨好迎合青年人。身处当下网络空间中的青年人们，情绪价值大过天，经常喜欢虚假的身份共情，往往拒绝真实的个体境遇。这种情况下，“焦虑”也成为了一种时尚信息消费品。媒体的一味迎合，让很多议题的传播味道越来越不对。

就拿前段时间在短视频中很火的许知远和林小英老师对谈的片段为例。林小英老师在节目中的完整表达可能有特定的语境与目标效果，但各种短视频账号反复截取的金句却十分偏颇。

比如这段：“现在的教育是个去孩子健康因素，让孩子生命慢慢萎缩的过程…如果从高一第一天就开始把孩子学习的过程录下来，一直录到高三然后再压缩成一小时播放，你就能清晰地看到孩子是怎么有荣变枯的了。”

笔者本人也在高中做过调查，与学生广泛交往后发现，哪怕是紧张的高三，学生们也有自己的意义世界，能够调动自己的情感与能动性，去克服困难，跌跌撞撞地成长。凭什么就一定是由荣到枯？得出这种结论，可能是没有与现实当下的高中生长期交往交流，只是从一种外部视角出发。

访谈节目的摄制安排也似乎印证了这点：拍跟随领导介绍像游客般去听一堂示范课，拍“荣归故里”的教授在讲台上与学生们拿着话筒互动，拍学生们的高考誓师仪式。这种视角让人感觉不适，知识分子式的悲天悯人虽然能迎合部分人的趣味，但这种俯视，也隐约给人一种瞧不起学生的感觉。假如我是这所高中的学生，我并不希望自己被这样呈现在一档节目里。

还有，“就像现在这种新课改里面的，它强调的那个和大家一起探究，其实好多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为什么和那么多人合伙，你其实可以给我一些空间去挣扎。和别人合伙时候我就是会有人际压力啊，你可以说我情商不高，可是我为什么要情商高呢？我可以说在大庭广众下不说话，我为什么要表现得很活跃，为了要像开个研讨会一样，发个言呢？…我发现好多特点和褒扬的特点不一致，哪我也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啊。”

节目里这句话本是想强调尊重生命个体差异的评价体系的重要性，但如果结合林小英老师作为知名教育学者的身份，就会有一丝反讽效果。能去一席演讲，能和许知远谈哈贝马斯如何如何，能有如此知名度，一定程度上不就是广泛与社会交往能力，所谓“情商高”的体现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凡尔赛，以情商极高的方式，夸夸其谈地告诉别人“情商不高也会很好”？

况且，回到教育本身，学生为什么去学校，不正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吗？不就是需要学着和同学交朋友，和老师打交道，学着怎么和别人建立信任与团结吗？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只新传本身，当下其他会与舆论传播发生关联的学科，像这里的教育学，也开始有意无意地配合媒体，卷入到这种输出焦虑、过度讨好的机制中。像林小英老师这段话能被各种短视频截取传播，实质正是因为迎合了流量逻辑里，不少年轻人，所谓I人特征，不愿社交的时尚认同。

在流量机制、算法主宰和AI竞争下，当代媒体对自身职业的焦虑性是广泛存在的。传媒坚守的本应是一个社会理性客观的底线，然而当前媒体缓解自身焦虑的办法就是过度讨好+输出焦虑。这还是传媒工作本来的职责吗？

作为一个普通新传青年，在深刻感知到当前学科教育基础的供给情况存在着怎样的内卷扭曲的情况下，我实在没法说出多少“保卫新传”之类的畅想。社会不是不需要文科，但文科体系的运转和职责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化，这肯定是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作为一个00后青年，面对每天被媒体制造的青年焦虑议题所包裹的青年同胞们，我还是想多说几句。面对这些议题制造，面对这些情绪输出，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会存在的那些有价值的反思，以及蕴含的现实力量，但身处其中的我们也需要些识别僵化套路的洒脱锐气，既可以把它作为时尚把玩，也能跳出它的话语，用现实行动和新的体验，寻找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解释。

现实处境本就尴尬不易，何必过分执拗在一种已经类型化的情感消费中消耗自己，为别人的职业体面做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