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邦国同志，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他的名字人们虽然很熟悉，但他的个人色彩似乎却并不浓厚。但通过读他退休后出的几本书，我有了一个鲜明的印象：这是一位破解难题的高手，也是一个抓牛鼻子的能手。

牛鼻子，这是来自民间的说法，意为事物的关键和要害。我们说一个人水平高，往往都是因为他具备一种功夫，就是一出手，就能抓住个牛鼻子。

那么，邦国同志是怎么抓的呢？

1

邦国同志起初是在上海工作，抓上海的牛鼻子。那是1990年代初的上海，好像一张新画布摊开，似乎遍地都有机遇，四处都是牛鼻子，但是先抓哪个后抓哪个，这是学问。

邦国同志抓得很紧的一个牛鼻子，叫期货。

那时，国家刚刚宣布开发浦东，上海粮食局的两位同志递上来一份报告，建议在浦东建立大型粮食市场，开展期货交易。（怪不得小平同志说，上海人才优势明显，此处可见，连粮食局的同志都这么有金融思维。）

这份报告，成功引起了邦国同志的注意。

众所周知，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一个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期货交易也曾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个传统还有，曾经的“老法师”也还健在，这都是上海的优势。

如今，上海要恢复它金融中心的地位，证券是关键，期货也是一个关键。

然而，期货交易市场的筹建过程，却显得像是“小脚女人走路”。一些同志觉得“期货”这两个字太敏感，怕惹非议，只敢在文件里写“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

一个期货市场，怎么就变成了批发市场了呢？

更要命的是，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主张交易市场从期货起步，纷纷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搞现货交易，以后再逐步向期货交易过渡呢？

大家这么谨慎，说来说去，还是怕担风险。

邦国同志主张步子迈大一点。他说，搞期货虽然风险大，但肯定是有前途的。因此，他不光希望期货交易所要开，而且还要快开。原计划1994年太晚了，最好先借个地方马上就开起来。

他还明确指出，交易要用电脑，再像旧时代那样打手势，这个是不行的。

邦国同志的专业并非金融，过去也没有搞过期货，为什么就那么关注呢？

他的逻辑是，我们搞商品经济，市场是本质的东西，这比搞“自主”“放开”“简政放权”还重要。他说：

上海要长时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是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更为有利的市场环境。

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底层逻辑啊。

而顺着底层逻辑去摸，就是摸牛鼻子的不二法门。只要底层逻辑找对，一般都能找到一个牛鼻子。

2

抓不好，反而容易把自己烫伤。

还是举上海的例子说。当年说要振兴上海，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人开始的。最开始的一个牛鼻子，是小平同志抓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上海的许多老同志官复原职，但是，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虽然占着位置，但多数又有病。在1979年，上海市足足有19个常委，不仅年龄超标，数量也超过。

位置问题历来就是麻烦的问题，要让人挪位置，就更是麻烦的问题。

但小平同志认为，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关键在人。他对上海的班子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选四五十岁的、身体好的、能坚持八小时工作的。

于是，干部年轻化这个牛鼻子一牵，包括邦国同志、黄菊同志在内等十八位同志，就从上海各个基层口子被牵了出来。他们差不多都四五十岁，都能工作八小时及以上。

图为邦国同志陪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

他们还有两个好，一个是具备专业背景。

邦国同志是在基层搞工业出身，他针对上海工业“小而全”的问题，便提出了一个“支柱工业”概念，意思是也是要抓工业中的“牛鼻子”。

在这个概念下，上海先后确定了六个支柱工业，他们的专业背景也被用上了。清华大学念无线电的邦国同志联系通信设备产业，而同样在清华学电机的黄菊同志，就联系汽车工业。

他们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对上海市情有切身体会。

体会有多深呢？

比如，当年上海市民每天要自己倒80万只马桶，而邦国同志家的马桶，也是这80万的其中之一。自1967年毕业分来上海后，他们家一家五口就多年挤在天潼路，一间11平方米的小阁楼里。

邦国同志上来之后，眼前就看得见解决上海住房问题的关键一招。不过，它依然有些烫手。

这个招，就是土地批租。

土地批租面临两个麻烦。一是，党内外争议很多，议来议去，就是怕一个“租”字。有人说，这到底是租赁的租，还是租界的租啊？二是，涉及到动迁，事情就更多了。

但是如果怕麻烦，上海就永远只能“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土地批租势在必行，那邦国同志是怎么推动这件事的呢？

他的做法是亲自上阵，准备了大量的细致翔实的材料，就土地批租问题做耐心的宣讲，最终打消了大家的顾虑，赢得了各方的支持。

通过土地批租，上海这口金饭碗里迅速就有了饭。

仅在1992和1993年这两年，上海批出449幅土地，收到了44.6亿美元和57.5亿人民币。有了这些钱，到1995年，上海便拆除了危旧房1163万平方米。

这个数字，是此前五年总量的306倍。

3

这就要求背后功夫要做足。邦国同志就很有这个特点，他的决策，不是轻松地拍脑袋，而是仔细地过脑袋。

这一点，可以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得到印证。

那一年，国家决定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之一是为了扭转中央财政羸弱的局面，这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的重新分配。地方上显然都有顾虑，对他们来说也无疑是一件大事情，各地几乎都“严阵以待”。

朱同志带着一队人马，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他称之为“南征北战”。

这一路上，就体现出各省不同的风格了。

广东是财源大省，是一场“硬仗”。他们现场提出了许多问题，北京来的同志不得不连夜通宵算账，算到最后“脸色蜡黄，走路都打晃了”。

而山东就很不一样。山东省的主要负责同志连财政厅给的稿子都不念，十分干脆地说：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干。哪怕朱同志再三询问，他们也没有提出一点要求。

那么，上海的邦国书记是怎么表现的呢？

据财政口的同志回忆，在朱同志带队来之前，邦国书记已经在上海西郊宾馆“闭关”了半个月，提前把账算得清清楚楚。

因此，上海的对账就变得非常容易。即便偶有出入，邦国同志也没有让北京的同志重新算，而是拿着自己的账本，谦虚地问：

我这个错哪了，你给我说说。

图为邦国同志与朱同志。

在很多情况下，算账不仅能算出利益得失，还能从数据里面找出依据，帮助我们排除干扰，做出正确的决策。

这就要说到一个重庆的案例。

重庆特钢曾经是一个知名企业，然而，从1997年起这个企业陷入了巨额亏损，政府多次出手相救，亏损的包袱却越来越大。从财务数据来看，特钢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130%，就该破产了。

可是，破产需要很大的勇气，负很大的政治责任，重庆依然想保。他们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让重钢兼并特钢。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呢？

其实，重钢当时自身也亏损2.4个亿，只不过比特钢的亏损小一些，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一个“病人背死人”的办法。可以想见，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死人救不活，病人可能还会被拖死。

这个事情到了当时主管工业的邦国同志面前，他看完数据、听完汇报，沉思了很久。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支持特钢走破产之路。

重庆的同志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的思想包袱就被卸下来了。

4

在2000年前后，为修建三峡工程有百万大移民。这其中，移民需要一定比例的外迁。所谓外迁就是要离乡背井，远程安置到其他省份。中国人讲究故土难离，外迁相比就地安置，工作任务更为艰巨。

重庆原本外迁移民规划是7.1万人，不过，在1999年底，邦国同志却又给他们加了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一加，就是3万人。

也就是说，重庆当地需要外迁的移民数量，陡然来到10万人。重庆的同志当然有想法。

邦国同志为了做工作，讲起了其中的缘由。他的关键是两个字：土地。

为什么在任务很重的情况下，还要增加外迁移民的数量？因为土地是农民的饭碗，三峡库区土地少，养不了这么多人。如果强行安置在本地，不仅牺牲环境，移民以后也过不好日子。

重庆的同志一听，好像是这么个道理，移民外迁，眼前看着是包袱重了，但这是为了避免小包袱将来演变成大包袱。

他们的思想一通，又感到松了一口气。

百万大移民，是史无前例的艰巨复杂工程。我感到邦国同志在处理这个难题时，就是牵着两个牛鼻子，一个叫减轻包袱，一个叫增加饭碗。

牵着牛鼻子，邦国同志就在现场看到问题了。

书中记载，有一天走在重庆万州的滨江路上，他看到许多机关单位在沿街的门面房里办公。机关又不做生意，占着门面房干什么呢？

邦国同志觉得，这样好的地段，应该留给老百姓做点小买卖嘛。他说：

历史告诫我们，与民争利往往会得不偿失的。

图为邦国同志在重庆。

当年在重庆陪同考察的一位同志，暗中观察着邦国同志的举动， 感到很佩服。他后来用两句话，总结了邦国同志的特点：

遇大事常常是举重若轻，确定大方针，绝不拖泥带水；面对具体问题，他又举轻若重，不厌其烦，关键处总是讲得清楚明白。

总结这段话的，就是黄奇帆同志。

5

很多时候，问题一来，我们要么脑子乱了，要么心态崩了。细想一下，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度过的么。

再借用邦国同志的一句话：

我们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发展的，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问题的解决，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

国家的事是这个道理，个人的事，其实也是这个道理。邦国同志留下来的，便是这样理性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