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的本质是什么？大概就是维持一个平衡。苏维埃初期列宁搞得“集体领导”也好，后来斯大林玩的强人政治也罢，这些都是维系权力平衡的手段。当平衡即将被打破时，一些非常尴尬甚至难堪的状况便会发生，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那场大灾难便是如此。一场世界大战为各国都塑造了大量勋贵，其中有些人手握的权势大得惊人，其中就包括苏联的“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元帅。

为啥二战结束后，朱可夫反而迅速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席位？有人认为，胜利阅兵上朱可夫取代斯大林检阅三军一事是导火索。对于一位67岁的老人而言，要骑在马上走完整个仪式，风险确实大了些。斯大林没办法亲自上阵，朱可夫便是当仁不让的替代者。然而，老朱在阅兵场上的表现也确实太过分了一些：每经过一个方阵，他都必然要停在前面接受官兵的呐喊致敬，甚至刻意到有些耀武扬威的意味。

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帅们齐聚一堂，打算拍一张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在最高领导人本人尚未到场的情况下，朱可夫竟擅自要求记者先给将军们拍一张照片，并且自己主动站在了C位上。更过分的是，后来这张没有斯大林的“大合照”居然流了出去，还成了一些报纸的配图，这更是令最高领导人大为光火。反正在斯大林看来，这朱可夫翅膀硬了管不了了，干脆处理掉得了。

仅仅被抢了风头就让斯大林决心搞垮曾经的苏联“最高副统帅”，这未免有点太小心眼了是不？倘若对此信以为真，那么你也太小看“政治”这玩意儿了。其实，直到1946年6月以前，朱可夫都牢牢握着一手好牌，再抢领袖两三次风头也不足以让他的权位轰然崩塌。真正害他的恰恰是他自己——只要朱可夫还是“朱可夫”，他就注定会玩完。到最后，不光是斯大林，怕是没有任何一位领袖能够容忍身边有这么一个角色存在。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一位卓越的控场者，没有他的信任和青睐，朱可夫完全不可能坐到如此显赫的席位上。换句话说，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看，他从未怀疑过朱可夫的忠诚，是否继续重用后者，完全看后者是否还有相应的利用价值。

其实在二战过程中，朱可夫就做了许多近乎于“作死”的行为。例如在莫斯科战役前夕，他就毫不留情面、像是驳斥麾下参谋一样地否决了斯大林给出的所有防御设想，还当着一干将领的面阴阳怪气地说：“打仗这种事情不应当由您这位领袖来做，这种事儿交给我就行了。”纵观历史，这种话说出来往往非常危险，参考韩信的“多多益善”，倘若斯大林真的怀疑朱可夫的忠诚，这句话完全可以被视为对方试图独揽军权的表现。然而，斯大林不但并没因此打压朱可夫，反而不断拔高后者的权力，最终让他坐稳了苏联二把手的位子。原因不外乎两点：朱可夫能打，斯大林也知道他绝无可能背叛祖国。

二战结束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会儿苏军总人数超过1200万，眼看战争远去，比起如何处理这规模庞大的官兵，更让苏联高层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安置那些显赫的军事统帅。斯大林心里清楚，倘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么这必将在权力核心内部引发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对此，他的办法是尽可能满足这些将帅“虚荣心”的同时，想方设法将兵权从这些人手里剥离。

例如，当时朱可夫身兼苏军驻德集团军总司令、苏占区最高长官等多个职位，军事行政一把抓，甚至遭遇紧急事务可以先斩后奏。光听这些头衔确实很唬人，但朱可夫却因此远离莫斯科，无法直接插手国内政事。

类似的有罗科索夫斯基，二战结束头几年一直以北部军队集群总司令的职位驻守波兰，后来波兰方面要人，莫斯科干脆送了个顺水人情，把罗科索夫斯基安排到波兰担任国防部长，顺便还领了个波兰元帅军衔。当年同朱可夫联手攻入柏林的科涅夫，虽然二战一结束就被调回莫斯科，还担任过苏联陆军总司令和第一代理国防部长等要职，但这其实也不过是临时被抬出来“替代”朱可夫的。1950年，科涅夫立马就被调任为喀山巴阡山脉战区总司令，丢到一个偏远军区“冷处理”。

与朱可夫不同的是，虽然一定程度上遭受了不怎么厚道的待遇，但大多数同僚非常理解高层的用意，因此也欣然接受了新的任命。连心里向来藏不住不痛快的科涅夫也没多说啥，然而朱可夫却并不乐于服从这样的安排。

1946年4月10日，朱可夫如愿回到莫斯科，他立马受到了英雄的待遇。当局一声令下，人们赶制了大量肖像和标语，张贴悬挂在莫斯科每个角落；朱可夫走到哪儿，都会被掌声和赞美包围。然而，斯大林很快就发现，朱可夫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刷存在感的机会，甚至敢于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公开驳斥自己。朱可夫的意图很明显，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成为苏联军队的统帅，且不说跟斯大林平起平坐，最起码也要被树立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

原来，苏联高层一直就部门该实行“一长制”和“二长制”存在争论。所谓“一长制”，就是一个权力部门及其下辖单位只设置一个说话算数的领导，由上级直接委派，有权处理部门内的一切事务。顾名思义，“二长制”则是在部门大领导身边设置一个副手，而按照规定，副手虽然比领导矮半级，但可以否决领导的决策，避免独断专行。

两种决策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前者更加高效，能够有效避免内耗，但要摊上个水平糟糕的领导，那恐怕将是场灾难；后者则更加民主，避免没能力的人尸位素餐。在这场讨论中，朱可夫态度尖锐地声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便是要坚持“一长制”。

众所周知，苏联红军建立之初曾有一段非常折磨人的遭遇：那会儿的苏军堪称一支杂牌军，其中不但有工人农民、改编来的沙俄军队官兵，甚至还有被政府收编的土匪等等。尤其是在具备合格业务能力的军官匮乏的情况下，当局吸收了大量“即战力”，其中相当一部分便是乐于效忠苏维埃政权的旧俄军官。虽然早期军队的任命，大多是由苏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策划者托洛茨基完成的，但他也悬着一颗心，生怕万一局势不利，旧俄军官突然反水，从身后倒打一耙。

为此，机智的托洛茨基同志想了个办法：他在连营以上的编制中设立了一个特殊职位，由最高层亲自任命；通常情况下，该职务无权影响部队指挥官的军事决策，但一旦事情不对劲儿，那么该职务不但可以立马叫停，甚至还能在特殊情况下取长官而代之。托洛茨基把这伙被赋予特殊使命的人称为“政委”，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政委制度”。

坊间一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德军对苏军政委可谓是深恶痛绝，甚至一旦俘获了苏军官兵，第一件事就是把政委从里面挑出来挨个处决。在德国人看来，这伙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为军人。事实上，如今人们对苏军政委有着极大的误解，他们其实是一群伟大的战士。高层本想通过这些人加大对基层官兵的掌控，宣扬正能量，然而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思想觉悟比别人更高的政委们反而往往亲自带头冲锋，他们的伤亡率也远高于其他兵种。以至于到了1943年以后，最高统帅部专门下令，禁止苏军政委闲着没事就冲锋。

另一方面，政委对苏军的影响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卫国战争初期，德军的“闪电战术”大放异彩，规模庞大的苏军陷入了巨大混乱。在同友军失联的情况下，一些苏军指挥官试图先适当后撤以保留力量，政委却以“不准做逃兵”为由果断拒绝，强行“外行指挥内行”。结果，大量苏军部队因此错失了突围的机会，白白给德军刷了战绩。朱可夫对政委制度的态度显然就不怎么友好，基辅战役以后，朱可夫开始受到最高统帅部青睐，他曾多次向同僚们诠释了什么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当然了，一方面是朱可夫确实能打，可以挽救危局；另一方面，苏联高层也确实没工夫跟他计较，像麦赫利斯这样的“高级政委”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到各个战线溜达，一回来就把各位将领的“黑料”偷偷摸摸捅给斯大林，后者也几乎不怎么追究。总的来说，作为“二长制”的政委制度在苏军基层编制中颇具影响力，但几乎从未约束过朱可夫这种级别的将领。

同时，军队中的“一长制”有着另一层意义，像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这样的军国主义国家，各个部门也从不设副职。不但如此，各部门长官还被赋予了大得惊人的权力，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解释，如此规定是为了培养士兵的荣誉感——想要出人头地？那就尽可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拼命向上爬吧！二战结束后，当问题抛到人们头上时，无论是出于军人的荣誉感还是对权力的欲望，朱可夫自然而然要坚持军队的“一长制”。言外之意，倘若苏联军队只能有一位最高长官，那该是谁？当然是我朱可夫啊，难道还有别人？

虽不明说，却已经是在讨要权力了，这才是斯大林最担忧的事。本来二战结束后，朱可夫在苏军中的名望已盖过了斯大林，甚至后者的命令还不如“朱可夫”仨字具有效力。连斯大林都搞不清楚，眼下苏联军队到底姓“苏”还是姓“朱”了。更要命的是，越是纵容，朱可夫越是往前迈步。斯大林清楚，像他这样的角色，不争取到最终的胜利是绝不会罢休的；让他消停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满足他，要么搞定他。显然，斯大林选择了后者。

1946年4月下旬，戈亚金诺海关在西部边境截获了一列塞满名贵物件的火车，里面装满了从德国搜刮的稀罕玩意儿。根据调查负责人阿巴库莫夫的报告，这些东西足够装满85大箱，数目实在骇人，而它们恰恰属于朱可夫。同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也狠批朱可夫的作风问题，还把他的宅邸形容为“简直像是在德国境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朱可夫签字认错没多久，有人又弹劾朱可夫做事太自我，用专业的话说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更有人质疑朱可夫在德国跟西方首脑们来往密切，怕不是聊了些不该说的东西。总之这段时期，针对“胜利元帅”的批评如暴雨般纷纷往下砸，朱可夫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1946年6月的高层会议上，斯大林总算抛出了最后的杀招。会上，朱可夫被质疑“从事叛国活动”，试图窃取国家权力。虽然这指控够狠，狠到足以要了老朱的命，但笔者认为，斯大林并非真正动杀心，这一步的试探目的更大一些。

斯大林在试探什么呢？正如咱们在文章开头所说，政治的本质就是维系平衡，斯大林估计是想看看，失去了朱可夫造成的动荡，究竟会对眼下的权力平衡造成怎样的冲击；搞掉类似于朱可夫这样显赫的军事统帅，会不会引发难以收尾的恶果。

果不其然，批斗会刚一开始，反对声就像海啸一般汹涌袭来。最先出面反驳对朱可夫指控的，偏偏是跟他颇有嫌隙的科涅夫。随后，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等人也挺身而出，政客们的气势哪能跟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相比？况且斯大林并不担心处理掉一个朱可夫，他怕的是拿掉了朱可夫会得罪其背后的军方势力；或是纵容朱可夫获得了想要的一切，会刺激更多的“朱可夫”们前来索取——把太多的功勋军人安排在权力核心插手政治，这是极端危险的。

但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无论给朱可夫扣多大的帽子，斯大林从一开始压根就没动杀心。果然，虽然会开得惨烈，朱可夫仍旧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关，他只是丢掉了职务，被下放到偏远军区罢了。

有趣的是，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前没多久，朱可夫突然被调回莫斯科。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突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的意图便撒手人寰。要说命不该绝，朱可夫还当真捡了个大便宜；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赫鲁晓夫上位后，他也获得了丰厚的政治红利，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当初垂涎的一切。

然而斯大林没有看错，只要朱可夫还是“朱可夫”，按他的性格就永远不会满足，只会在取得一个胜利后图谋下一个胜利。老朱也并非没办法破局，他只要学会装怂，跟在领导后边亦步亦趋就行了。然而谁敢想象会有这样一个“朱可夫”出现？当年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朱可夫居然没有获得丝毫教训，甚至还变本加厉。他不断经常打断赫鲁晓夫的发言，甚至还当众人面“指导”赫鲁晓夫进行干部任命，仗着自己有拥立之功便为所欲为，最终彻底惹恼了赫鲁晓夫。只是后者不像斯大林那么懂得维护面子，直接把朱可夫一撸到底，这下，老朱连个偏远军区的司令员都没得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