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自古以来作为华夏生存、活动之地。
然而，经过数百年来各个王朝的管理，导致夷狄被安置在了边疆郡县，甚至有一些夷狄主动归附而来，开始居住在塞内，故而华夷杂居、混居的局面日益明显。
到了西晋，因有排他性民族政策而夷狄、华夏各自具有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这却显得非常突出。
腐朽西晋门阀贵族的腐朽、八王之乱的爆发，夷狄终于抓住机会，不仅发动反晋起兵，以脱离华夏的压迫，同时建立起自己王朝，以成为支配阶层。这样，他们将在一个半世纪主导中国历史，给中国历史的发展转变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夷狄虽然立国于中原大地，统治根基却极为薄弱，华夏人心不被收拢，同时传统华夷观极为牢固，这些正是对他们而言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同时为了加强华夷交往和融合，并消除华夷隔阂和矛盾，逐步接受并利用华夏文化，以打破像“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华夷观，以期赢得华夏士人及百姓的认同。因此，他们决定“变夷”，自愿逐步“从夏”，开始踏上了“变为新自我”的历史历程。笔者先将围绕着“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叙述胡族统治者为何逐步“变夷从夏”。
以“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为核心的华夷观深深影响着胡族绝大多数统治者。他们为了打破这一观念奋斗了一生，这种理解应不会错误。那么，胡族统治者始终为这种观念所拘束，在尝试“变夷从夏”时它反而会起到积极效应。我们为何这么认为？
他们尽管想以“变夷”的方式去打动华夏人心，但当遭到这种无形力量的攻击时，留给自己的选择余地不是很多了，只好选择出更彻底的“从夏”，才能继续控制中原大地，维持统治的地位。即使在外表上几乎完成了“变夷”，但在内心上仍未达到“从夏”的标准。当时汉族士人正是用这种眼光看着他们的。
这种“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观念等于说明夷狄尚未拥有正朔、正统，以成为一统天下的帝王。当然，其观念的形成是在以班固、江统为代表的两汉、魏晋华夷观的基础上，结合十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包含着夷狄长期遭受的许许多多微妙的心理压迫。
特别是，前秦宰相王猛生前多次劝谏苻坚，东晋“虽僻陋吴越”，仍“乃正朔相承”，而愿意“不以晋为图”。除了王猛外，苻坚在准备发兵进攻东晋时，其弟苻融谏诤曰：“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今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当时，苻坚坚信自己“受命”、“有德”，必须攻灭东晋，以一统天下，这正是“天命”。苻融怎么会不知这个“天命”，反而遭受苻坚的指责。如上例子，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夷狄出身不可称帝，但其所包含的意思和“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是一致的。可见王猛虽深得苻坚信任，但内心深处有个挥之不去的“华夷之异”，仍将苻坚视为夷狄，并把东晋当成正统王朝。
笔者已叙述这种“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观念，在胡族统治者尝试“变夷从夏”时会起到积极效应。慕容儁自我陈说以夷狄出身的他不可拥有“历数之箓”而即皇帝位。然而，他为了神化帝业和天命在握，便诈称冉闵妻董氏自愿把传国玺献给了自己，称她为“奉玺君”。而后，慕容儁毫不犹豫地登基皇位，大赦境内，设置百官，建元元玺，国号大燕。
当时，东晋使臣停留在前燕，慕容儁所言“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天子矣”，上下表白了“胡人为天子者”的决心。除此之外，慕容儁还要运用五德终始，决定继承西晋正统，并议定为水德，“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
可见，慕容儁即将要称帝时，反而被“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观念所束缚制约，但决定采取更为积极而有效的举措，即运用传国玺、五德终始等方式来最终实现“胡人为天子者”的愿望。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胡族统治者当中对这种观念表现得最为敏感，反应最为激烈，最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胡人为天子者”的是前秦苻坚。
他为了彻底完成“变夷从夏”而做过积极的努力。他提倡“胡越一家”的崭新华夷观，积极接受鲜卑、羯、羌等夷狄的归降，并任用他们为前秦官吏，以表达“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苻坚对“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的自信心到底从哪里来？
变革他坚信积极努力改变自己即“变夷”，并自愿追求“从夏”，由此先后攻灭前燕、代等胡族王朝，实现了统一北方。于是，西域、北方以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自然也增长了。
胡族统治者通过认同“变夷”后，自愿追求各种“从夏”的举措大大影响了众多汉族士人。当时范隆归附刘渊、张宾投靠石勒，此外王猛先后拒绝徐统、桓温的邀请，而下定决心依附苻坚。汉族士人之所以打破种族界限能和胡族统治者建立君臣关系，是因为华夏礼教文化为他们所深刻认识而传承下来。
在“变夷从夏”上效果最为突显的还是前秦苻坚。高瞻毕竟是以渤海蓨县出身的“中州望族”，已对华夏地方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于是慕容廆能否顺利拉拢他，这直接关系到是否有效地控制汉族百姓。慕容廆认同“变夷”，而多次下定决心改变慕容部民，同时自己追求“从夏”，而学习华夏文化。
那么，这种努力尝试以诚恳的态度告诉并打动高瞻，最终使他出来做官，真诚希望给慕容部民继续尝试“变夷从夏”中作出积极贡献。这从慕容廆的上段言论中得到证实：一为希望与汉族百姓一同恢复晋朝；二为汉族士人应当痛恨目前局势，为何坚持“华夷之异”而排斥慕容氏；三为华夷间虽有血统的不同，但万事当前，“志略”才是成败关键。
这种言论并不能让高瞻感到安心出仕。这表明高瞻不相信夷狄的言论及行动，却极为盲信“华夷之异”。当时像高瞻那样的汉族士人应当不少，在对他们自己较为宽容的王朝里拥有那种华夷观，这正好说明一些汉族士人是不可能在其他胡族王朝里自由表达自己看法的。
那么，胡族统治者尝试“变夷从夏”的努力，应该非常艰难。其次，高瞻拒绝同胡族统治者合作，如果说他是被迫无奈归降慕容政权的话，那么，卢谌的处境也相差无几。卢谌不得已归降而出仕胡族王朝，但一直向往晋朝，进而将此事视为一个莫大的耻辱。就“清敏有理思，好老庄”而言，卢谌属当时典型的汉族士人。
他作为晋武帝的女婿，在永嘉之乱时一度被匈奴刘粲所俘，“留谌为参军”，而后辗转投靠并州刺史刘琨。这期间，卢谌先后担任司空主簿、从事中郎等职。由于刘琨其妻为卢谌之从母，因而对他更加表以亲爱、重用。
投降刘琨后来被段匹磾所杀，卢谌只好下定决心投降段鲜卑。他在“为段末波所留”期间，想企图投奔东晋，但“不得南渡”，就“流离世故且二十载”。后来，段鲜卑被后赵所灭，卢谌再次决定依附石虎。据上述，可知除了刘琨外，卢谌投靠匈奴汉国、段鲜卑、后赵都是因“沦陷非所”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卢谌尽管不得已而行之，但每次都在胡族统治者手下当过官职，如刘粲“留谌为参军”；段匹磾“取谌为别驾”，而在后赵先后担任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等官职。他虽如此在后赵担任高官，但“恒以为辱”，对诸子教训：“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
他后来在永和六年死于冉闵之乱，享年六十七。无论如何，一种像卢谌“恒以为辱”的感受，确实给予多年尝试“变夷从夏”的胡族统治者非常大的打击，同时暗示着他们“变夷从夏”的努力，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再次，高瞻、卢谌均为形势所迫，而不得已归降胡族王朝，周虓也同属这一类型。然而，他投降后的一切行为，可谓是颇耐人寻味。他为何对前秦苻坚如此极端地痛恨，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表明对东晋的忠心耿耿吗？
东汉末年，周虓祖先从北方避难迁到南方庐江，之后逐步成为当地的门阀贵族。其高祖周访作为东晋初名将，既“勋业隆重”，又“慨然有平河洛之志”。而后，其曾祖周抚担任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而跟随桓温攻灭成汉，立过大功，开始任职于巴蜀。由于周氏祖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周虓就依靠门第担任西夷校尉、梓潼太守。
在建元九年，周虓遭遇前秦的来攻，在其母妻被捕后，便投降了。苻坚下令把周虓押送到长安，要任他为尚书郎，但他言“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而断然拒绝。从此之后，周虓在前秦朝廷上碰见苻坚，就“辄箕踞而坐”，且“呼之为氐贼。”苻坚感到“不悦”。有一次在前秦元会“威仪甚整”，苻坚对他言“晋家元会何如此？”
周虓甚至蔑视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除此之外，在吕光将出征西域时，苻坚犒劳“戎士二十万”，且“旌旗数百里”，其规模显得空前盛况。苻坚便问他：“朕众力何如？”周虓回答：“戎狄已来，未之有也。”如上，周虓承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但他如此痛恨苻坚，能归罪为被任命尚书郎一事吗？
前秦诸臣“以虓不逊，屡请除之”，但苻坚反而“待之弥厚”。周虓不顾苻坚如此的宽待，竟然秘密联络东晋桓冲，透露前秦的军情。不久，在建元十四年，周虓潜逃于汉中，但被追回。他后来又和苻苞合谋袭击苻坚，但因“事泄”而失败。
胡族王朝林立且更替速度较快，部分统治者有利于“变夷从夏”的措施未能长久贯彻，同时也出现激化华夷矛盾的一些倒行逆施的现象，在华夷关系上重夷狄而轻华夏。除此之外，以高瞻、卢谌、周虓为代表的汉族士人仍持有极为森严的华夷观，否定胡族王朝，并摧毁胡族统治者多年尝试“变夷从夏”的努力。
结语因之，那些“变夷从夏”的举措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为其后拓跋鲜卑进一步改变自己（变夷），而追求华夏（从夏）创作了有利条件，孝文帝终于在其基础上实现了真正的“变夷从夏”。这次“变夷从夏”就成为当时历史深层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而且使北魏成为全面复兴华夏传统文化的旗手。
与此同时，像有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一样，十六国的“变夷从夏”到这个时候似乎完成了蜕变，进而推动了民族认同和华夷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当时汉族士人逐步认可拓跋北魏，将它视为中华正统王朝。笔者也想，这种认识应不会有问题。总之，所谓“变夷从夏”，即实现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在十六国时期还只是肇开其端，十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趋势日益缓和，开始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而揭开了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