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沦陷以后，丁汝昌就预判日军可能会登陆山东，攻击威海。丁汝昌最担心的是威海湾南岸的龙庙嘴炮台在拱军修筑的长墙防线之外，缺乏保护，后面又有高山。如果日军抄袭后路，那么肯定无法坚守。而龙庙嘴炮台一旦落入日军之手，上面的大炮可以轰击停泊在威海湾内的北洋水师军舰，危害极大。

因此12月2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将龙庙嘴炮台的缺点尽数告知，并提议如果实在守不住的话，那么不如拆除炮台上各炮的炮闩、钢圈、钢底等重要部件以后弃守，避免留下资敌。李鸿章深以为然，回电同意了丁汝昌这个建议。

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已约临时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闩、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

日军在荣成登陆以后，李鸿章想起了这个事，于是致电丁汝昌，要求不光是龙庙嘴炮台要做好最坏打算，南帮炮台其他各处也要做好应变准备，如果守不住就必须将大炮毁掉，避免被日军利用。丁汝昌随即按照命令从水师中挑选了一批敢死队，分守各炮台，准备在必要时执行“毁炮”命令。

然而之后事情却出了一些变化，不久李鸿章发给总统绥巩各军督办威海防务的戴宗骞和巩军统带、驻守威海南帮炮台的刘超佩的电文中提及，丁汝昌来电报告说刘超佩已经按照之前的报告，弃守龙庙嘴炮台，炮闩等都已经拆除，询问他们为何不守龙庙嘴炮台。

从这个电文看，李鸿章当初同意丁汝昌的建议，是基于先守炮台，等实在守不住时再拆除重要部件或者是毁坏大炮，防止让日军利用。而此时日军尚未杀到威海，刘超佩就决定放弃龙庙嘴炮台，李鸿章就有些不赞同了。

由于李鸿章提到的丁汝昌发给他的那封电报已经遗失，其中内容无人知晓，所以到底是因为刘超佩怯战，还是他和丁汝昌等人商议以后大家都认为无法固守，决定提早放弃龙庙嘴炮台已经不得而知。

不过从后来的战事发展看，龙庙嘴炮台确实难以固守。而清军面对日军时，大部分时候一溃千里，真的等日军赶到，未必有时间毁炮，先行将炮闩等拆除，还是符合实情的。大约李鸿章也想到自己不如前线将士了解情况，于是最后还是告诉丁汝昌，前线事情让他们自己相机办理，变相同意了此事。

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

可是这又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南帮水雷营也在龙庙嘴炮台附近，这里控制着威海卫东口的电发水雷。一旦弃守龙庙嘴炮台，那么水雷营肯定也会放弃。丁汝昌建议将控制水雷的启动装置全部移到“康济”号上，并得到了李鸿章的同意。

负责威海防务的戴宗骞不满丁汝昌没有和自己商议就决定放弃炮台，加上误信前线报告，认为日军登陆部队不过三五千人（实际日军有两万多人），首战清军又击毙一百多日军（其实仅仅击退日军前哨，打死日军一人），认为日军人数少，战斗力又差，根本不堪一击，没必要放弃炮台。更何况水雷营原本归自己管辖，移交给水师等于拱手让出控制权，因此对放弃龙庙嘴炮台一事提出异议，致电李鸿章表示了反对。

面对丁汝昌和戴宗骞的争执，李鸿章自然是非常头大，不知道该听谁好，只能和稀泥让两人不要意气用事。而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戴宗骞虽然是靠李鸿章才得以从一个秀才出仕，但是他真正被大用，是随吴大瀓督办吉林防务兼屯垦时，被对方赏识举荐之后的事。因此他和随吴大瀓的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李鸿章不能给自己撑腰，戴宗骞就将这件事捅到了吴大瀓那。

吴大瀓和戴宗骞一样，文人出身，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不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龙庙嘴炮台是否应该放弃，只是简单的根据个人感情倾向，决定支持属于自己人的戴宗骞。

于是吴大瀓即刻将此事上奏朝廷，并致电刘超佩，如果“弃台不守”，那么就将他“就地正法”。而之后果然光绪也发来上谕，要求必须死守各炮台，不得擅自放弃，否则守将等人必定“就地正法，绝不宽贷”。

到了这个地步，刘超佩只能乖乖将拆除的炮闩等重新装回，而丁汝昌派出的敢死队也被赶走，毁炮一事无人敢提，这场争执最后以戴宗骞的胜出而告一段落。

可惜接下去就如丁汝昌预计的那样，日军到了以后，守卫炮台的清军很快溃败，南帮各炮台基本完好的落入日军之手，在日军攻打刘公岛时，对北洋水师各舰和刘公岛上的炮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戴宗骞的意气之争，最终造成了恶劣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