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法战争:刘铭传有何长处?清廷起用赋闲13年的他救台湾危局

雪莲果说历史 2024-09-13 01: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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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了的清政府被迫和英、美、法、俄四国签订了丧权厚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一款规定: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

1884年初,海军准将利士比接替了梅依的职位。

1、法国海军的试探

光绪十年二月十五日,法军攻下援越桂军长期驻防的北宁。

二月二十一日(3月18日),利士比问法国海军部报告:

“根据我所得到的传闻,目前中国居民的最大忧虑,似乎是由于中国正规军参战保卫北宁,法国将会索取一大笔巨额赔款。”

二十八日(25日)又报称:

“中国的两广总督因我们在东京的胜利而惊恐万状,因为他无疑会特别害怕我们索取大笔的战争赔款。”

或许是由于利士比的这些报告,促使法国政府产生向中国索赔军费的念头。为了预防中国不肯妥协让步,以至法国为了勒索到赔款而需要进行夺取质押品的战争,利士比未雨绸缪,派出手下各舰前赴中国各海口侦探,其中,“窝尔达”号来到台北基隆港,“收集我们感兴趣的一切情报”。于是,舰长福禄诺一手导演了“三月十八日事件”。

三月十八日,“窝尔达”舰来到基隆港外,先是发出信号要求港方派引水员前来引港,但引水员以法船从未到过基隆(此时还没有法国商人来台湾贸易),不敢代为引水,“窝尔达”号只得自行进港。

接着,法船员又找到当地专办洋船水菜的商家,要求宰牛两只作为船上食物,该商家不敢承办。法船又向英商得忌利士洋行提出买煤60吨,但洋行存煤不多,也不能满足其要求。

午刻,法舰派出两个船员登岸上山瞭望,偷绘基隆地形图。

事情至此,“窝尔达”舰的侦察任务本已完成,但福禄诺仍不满足,仍想考查一下守军的警惕性和抵抗意志。于是又借口清兵以戏狗为题,置骂法国船员,致函守军统领曹志忠,要求清方饬令管理炮台的武弁数员前往登舰赔礼认错道款,并嘱令设法弹压所部兵丁。

又以买煤不成,致函要挟基隆通判粱纯夫,第二天,由于没有得到答复,福禄诺又致函中方官员,公然以武力相威胁。

梁纯夫、曹志忠在法舰的胁迫下,一一屈从其要求,福禄诺见试探目的已经达到,遂于二十日启航出口。

事后,刘璈接到梁纯夫、曹志忠等人关于此事的禀报后,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对法舰以小隙挑衅,事出情理之外而感到困惑。

他上禀福建督抚,建议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来约束法舰。

“观音桥事件”后赴华率领法舰的孤拔,曾向法国政府建议在中国沿海采取行动时,目标是旅顺、烟台、威海卫、吴淞、福州,但没提到台湾。茹费理却根据利士比的报告选定了台湾,“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三月十八日的“窝尔达”舰基隆之行,是法军侵台的契机和起点。对此,刘璈可是懵然无知的。

台湾岌岌可危了,靠谁来挽回危局呢?

2、刘铭传其人

清政府物色来挽救台湾危局的人选,是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公元1836年生于安徽肥西县。他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身材也不甚高大,但神态气质别具一格。

陈衍所撰《刘铭传别传》称他:

“面黄黑,疏麻隆准,躯不逾中人,杂立稠众中,一望辄见,若高出人表然。”

在他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中,与日后领导台湾抗法战争有关的事情,大约有如下几件:

(1)志向远大。

虽然刘铭传出生于贫苦家庭,但据说从小胸怀大志,极有抱负,“尤好治兵家言,常以大兵家皆以治家列奇零之数,其正者则在治国”。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有谥。”

同治九年,李鸿章奏荐他督办陕西军务时称他:

“近年辞官归里,折节读书,深明大义,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

台湾史学家庄练也评论:

“刘铭传乃是一个有抱负有大志的功名之士,他很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以期对国家有所贡献。”

刘铭传这种强烈的报国情绪,在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很容易就升华为一种炽热的爱国精神。还在1883年初,他闻知中国出兵援越抗法,就自告奋勇,愿意率旧部万人前往越南作战。

现在,接受新命后,他的反侵略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点:

①赴机迅速。

受命后,刘铭传认为:“现值事机紧急,自宜早日到台,以免棘手。”于是顾不上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渡台。与之相比,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便奉旨协防福建,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又被命赴台协防的杨岳斌、光绪十年五月奉旨助滇的鲍超,均因行动迟缓,都未赶及战事。

②对敌态度坚决。

基隆守将曹志忠受福禄诺的愚弄,饬令将弁不准对法舰肇生事端,其实是放弃警戒;而基隆通判梁纯夫则出告示,要求商民与法舰正常贸易;这些做法,都很容易给法舰制造突袭基隆的机会。而刘铭传赴台伊始,因为法舰“费勒斯”舰尾随而来,并重施“窝尔达”舰的故伎,要求上岸联系购煤,即遭到刘铭传的峻拒,并下令军兵加强戒备。从而在法舰六月十五日的突袭中高度戒备,并战而胜之。后来,刘铭传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最后领导台北军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都与他对敌态度坚决有很大关系。

(2)丰富的军事阅历。

刘铭传出身贫寒,十五六岁时曾贩过私盐,后来因为杀死一个侮辱其父的士豪,被乡人拥为当地的头目。当太平军、捻军在安徽活动时,1859年,23岁的刘铭传接受官府的招安,受委“办理本乡团练”,从此步入官场。

1862年,当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乡招募淮勇时,已因功晋升为都司的刘铭传,经同乡张树声的介绍,投到李鸿章麾下,募成铭字营,随同征战。不到十年,刘铭传所率铭字营就发展为人数量多时将近二万人的铭军,成为淮军中的头号主力部队。

刘铭传本人也不断地擢升官职。1864年,他因参与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授为直隶提督,赏穿黄马褂,赐头品顶戴。1868年,又因参与剿灭东捻有功,赏喝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同年,复因参与剿灭西捻有功,普爵一等男。

1871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成为当时淮系各将中官衔最显赫者。

这十几年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使刘铭传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李鸿章曾奏称:

“查刘铭传智勇才略可当一面,于军事历著成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爱民除害为本,至其意度豁达,性情爽直,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能决机俄顷而应变不穷。”

从而为他在日后领导台北抗法战争时,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一支派系复杂、装备窥劣、训练不精、仓促组合的军队,战胜用先进的洋枪洋炮洋舰武装起来的法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

刘铭传长期追随的老上司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刘铭传受其影响和熏陶,潜移默化,也就亦步亦趋,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

台湾史学家王尔敏指出:

“淮军一直为开风气的先驱,使用新式枪槭,既多且精,随时代的不同而改进。并时各军,均不能及。”

刘铭传作为淮系首将,自然不甘后人,他在组建和指挥铭军时,很早就注意用洋枪洋炮来装备部队,聘请洋教习来训练士兵,刘铭传还和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结成终生友谊。铭军内部分为步、骑、炮等兵种,所用枪械,悉改泰西新式,所以铭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

后来,刘铭传赋闲在家期间,设法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来阅读,并经常游历江南,结交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他们有的是洋务派人物,有的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据说,有一次,刘铭传与人饮宴,酒酣耳热之际,他乘醉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问题起衅,清政府特召赋闲已久的刘铭传入京计议军国大事。在陛见时,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自强折》,指出俄日两国正在加紧修筑铁路,以备入侵中国。建议清政府立即着手筹建南北三条铁路。刘铭传的建议终因守旧派的反对而不为清政府所采纳,但他是清朝官员中较早提出要修造铁路的人,在洋务运动中有其一定的地位。

在当时的武将中,像刘铭传这样主动地广泛地深入地接受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先进思想,还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刘铭传堪称为“洋务将军”。

正是由于他洞悉中外强弱的对比,了解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才使刘铭传在筹防台湾时能够抓住要害问题大力整顿,在作战时能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略技术,扬长避短,抵御并战胜法国侵略军。

3、刘铭传对台湾战局的不利因素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铭传身上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与台湾战事有关的是:

(1)与左宗棠结怨。

淮系领袖李鸿章和湘系另一领袖左宗棠长期不和,作为李鸿章的得力部将,刘铭传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督办陕西军务期间,刘铭传深受以陕甘总督身份亦督办陕西军务的左宗棠排挤。

庄练先生指出:

“刘铭传到陕将近半年之后,因感事事受制于左,处处遭其白眼,不但心中难堪,而且亦已意识到无法在此与左宗棠共建功名。”

这时,清政府有密旨给刘铭传,要他移密侦探左宗棠及所部湘军的情况,刘铭传在复奏时乘机说了左宗棠的不少坏话,此事被左宗棠知道后,遂与刘铭传结怨。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后不久,左宗棠也奉旨督办福建海疆事务,俨然成了刘铭传的顶头上司,而台湾道刘璈又是左宗棠一手扶植起来的老部下。他们两人内外勾结,上下夹攻,不顾台湾的抗法大局,一直不断地给刘铭传出难题、找麻须,最后,左宗棠甚至杀气腾腾地抓住刘铭传丢失基隆一事,上奏清政府,要求如同对待丢失北宁的前广西、云南巡抚一样,给予刘铭传革职拿办处分。

他们这些行动,给刘铭传带来了不少的干扰和压力,弄得刘铭传一度忙于应付,焦头烂额。

(2)与霆军结仇。

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刘铭传在湖北追剿捻军时,与霆军统领鲍超相约,在尹隆河一带两路合击东捻。到时,求功心切的刘铭传不顾部下大将唐殿魁力主持重的意见,一意要行险邀功,于是不待霆军到来,就提前一个时辰孤军出击。结果,寡不敌众,反而陷入捻军的包围之中,大将唐殿魁等战死,刘铭传本人也丢盔弃甲,坐地等死,差点全军覆没。幸得鲍超率军及时赶到,内外夹攻,才救出刘铭传和铭军残部。事后,刘铭传为了推诿责任,就恩将仇报,伙同李鸿章上奏,讳败为胜,反诬鲍超不能如期约会,致陷铭军于险地。

清政府一时不辨真伪,颁旨谴责鲍超,鲍超好心不得好报,立功反遭谴责,气得发昏吐血,旧疾复发,只得向清政府乞病去职,所部霆军随之大部遭散。

霆军大将孙开华在此之前奉调福建,已带所部赴任。后来,霆军将领宋国永、曹志忠也先后到福建发展。抗法期间,曹志忠率所部六营守基隆,已升任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的孙开华刚率所部守沪尾,并先被任为台北诸军总统,后任帮办台湾军务,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刘铭传。

刘铭传赴台后,花了很大力气才笼络孙、曹二将,团结对敌。但孙开华对刘铭传积怨甚深,面和心不和。二人虽然勉强合作取得沪尾大捷,但关系始终不能融洽。当台北战局危急之时,尚能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当战事稍趋平稳,孙开华就附和左宗棠攻讦刘铭传,刘铭传也奏请清政府不要信任和重用孙开华,最终二人反目成仇。刘、孙不和,对刘铭传抗法事业自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4、一波三折的仕途历程

1871年,刘铭传在督办陕西军务任上称病乞休,获准赏假三个月回籍调理。孰料就在他离任期间,仍留驻陕西的部分铭军将士因不服新任统领曹志忠而哗溃。清政府迁怒于刘铭传,将其革职,从此,刘铭传赋闲在家13年。

然而,此时淮军已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队,清政府要抗敌御侮,保家卫国,自然就要出动淮军,也就免不了要借重刘铭传这员淮系首将。因此,当中法衅起,战事日亟的时候,在清廷朝野中就不时发出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呼声。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任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节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李鸿章的任命下,朝野就有不少人建议清政府重新启用刘铭传襄助李鸿章。

四月十一日(17日),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

“李鸿章旧部刘铭传颇具将才,海道进兵,似可责其独当一面。”

十八日(24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也奏称: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令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在李鸿章幕下的阁学袁保龄,因闻刘铭传近颇奋发,有得旧部万人,愿往保越之说。认为如有朝命起用,优以事权,或当投袂而起。因而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两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力荐刘铭传可任援越抗法的重任。

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诸人这番荐举刘铭传的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据说,当年参与镇压太平军时,刘铭传曾于常州无意中得到一件珍贵文物——“虢季子白盘”。曾中状元,两任帝师,官居尚书的翁同龢,也对文物酷爱如命,闻知此事后,多次托人欲以重金向刘铭传购买这件国宝,甚至愿意与刘家结为姻亲,但都遭到刘铭传的拒绝,翁刘从此交恶。

光绪九年(1883年),翁同龢得任军机大臣,权势炙手可热。可能是由于翁同龢的从中作梗,清政府虽然采纳了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建议,但旨意却十分冷淡,既没打算让他“独当一面”或给予“襄办法越事宜”的头衔,也没有让他“募足万人,迅成劲旅”的意思,只是于四月十八日密谕李鸿章:

“提督刘铭传系李鸿章旧部宿将,声望夙著,如令其调募数营,统带前赴粤西作为后路援军,于事能否有济,著李鸿章悉心酌度,据实复陈。”

当时,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是徐延旭,这是一个不懂军事而又年老多病的文官,而统带关外边军的分别是刘铭传的多年旧将记名提督黄桂兰,以及题奏道赵沃,这三个人无论资历或是职衔都远远不如刘铭传,更不用说军事才能了。

但如刘铭传遵旨调募数营,前赴广西作为后路援军的话,就将成为听从徐延旭、黄桂兰等人节制调遣的偏裨之将,这就不是重用刘铭传,而是侮弄和调侃他,拿他来开玩笑。李鸿章深知刘铭传生性倨傲,做事喜欢独当一面,不肯轻易下人,即使对待他这个多年的老上司,每“抗论大计,辄面赤眦裂”,因而肯定不会接受清政府的这种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李鸿章奉旨函招刘铭传来沪面商,探询他能否遵旨酌调旧部统带赴粤。刘铭传表面上感激恩知,誓当及时图报,却借口“旧患目疾,现值肝阳上冲,目蒙愈甚。若冒暑远役,诚恐办事掣肘,病更加剧,而于事仍无所裨助,昨已回籍就医”,将事情推脱了。

后来,黄桂兰因兵败北宁而服毒自尽,出身淮系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受牵连去职,曾有函抱怨刘铭传当日不肯出山相助黄桂兰:“又恨阁下之遗弃世事,不肯折棰以清羌胡也。”

5、二次起复的失败

李鸿章等人并未因此而罢休,一有机会,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上奏,要求清政府重新起用刘铭传。如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27日),太常寺卿吴大澄《请命将出师以解越南之危片》称: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才略过人,身经百战,年力稍壮,旧部亦多劲旅,若能假以事权,必可胜封折之寄。”

八月二十八日(9月28日),李鸿章借复陈北洋防务情形之机奏称:“刘铭传非独当一面,不能罄其所长。”

当时,山西巡抚张之洞,亦欲上折保荐刘铭传,事前,曾有函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复函暗示非朝廷予以重用,刘铭传不会轻易出山。虽然张之洞未接此复函即已于十二月初六日(1月3日)上奏,但对于李鸿章的意思早已心领神会,因而在奏折中不仅要求清政府重用刘铭传,还建议破格予以文职,奏上后,清政府十分重视,批转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会同妥议具奏。

两衙门复奏称:刘铭传等“曾著战功,应否调京备用,伏候圣裁”。

可能由于执政者与刘铭传的积怨未消,所以这些奏复呈上后,又没了下文,要求重新起用刘铭传的努力再次失败了。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原班军机处因北宁之败全遭罢免,刘铭传的对头翁同龢亦出局。新的军机处组成后,刘铭传复出一事才有了转机。

6、受命台湾防务

光绪十年二月初八日(3月5日),张佩纶上奏《拟请武科改试洋操折》称:

“起鲍超、刘铭传辈以任洋务,未必胜任,然欲选中国之武将,再求一如鲍超、刘铭传者,能乎。”

北宁战败后,前敌需人,三月初四日(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吴峋上奏《边事屡败,请简任宿将折》,奏荐鲍超、刘铭传称:

“虽有訾议,要为中国名将,徜蒙天恩加以巡抚衔”,使刘铭传统现有淮军,由轮船到广东,陆行出关,于战事必有好处。

二十五、二十六两日,清政府接连收到工科给事中秦钟简、通政使司参议延茂的奏折,要求重新起用包括刘铭传在内的宿将。同时,清政府又接到李鸿章报告利士比率法舰八艘向北开驶,有并力内犯的迹象。

局势危急,清政府才于三月二十六日(4月21日)颁旨: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凉已就痊。现值时势艰难,需材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

清政府准备如何任使刘铭传呢?

接奉赴京陛见的朝首后,刘铭传先到南京,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会晤了两次,商量日后两人互相协作的事情。

五月二十日(6月13日),他航海到达天津,不但见着老上司李鸿章,也与恰巧逗留此处的新授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张佩纶、会办北洋海防吴大澄等相逢。

这样一路联络,不但使从未筹办过海防的刘铭传集思广益,开阔眼界,而且联络各方大员的感情,奠定定日后闽、粤、南北洋四处督抚联合援台的格局。

在天津,刘铭传与李鸿章等人盘桓十余天后,才转赴北京。闰五月初二日(24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刘铭传。

陛见时,刘铭传上奏了《避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其中条陈了海防十事,包括:严守商埠和产煤之区;改建各海口炮台;筹办新式海军;购买外洋新式枪炮等。这个奏折大概是刘铭传和李鸿章商讨后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未实际筹办过海防,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的悉心指点,很难设想他会说出如此中肯的意见。

不过,此折并未针对台湾防务立言,也是他未被内定督办台防的一个标志。

至于清政府授给刘铭传巡衔督办台湾防务,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

(1)当清政府官召刘铭传后,四月十二日(6月6日),署国子监祭酒李端芬奏清清政府破格重用刘铭传,加上有张之洞、吴恂等人的前奏,所以才有授刘铭传巡抚衔事。

(2)在刘铭传陛见前,清政府已得知台湾镇道不和及法舰侦察基隆等事,法军的侵台野心已昭然若揭。特别是台湾防务并不可靠,急须职务高于并能够驾驭台湾镇道的知兵大员前去镇守。

(3)大概在刘铭传陛见后的一二天后,清政府便得悉援越桂军在观音桥与法军冲突并开仗的消息,中法关系呈现微妙局面,《中法和约》面临被撕毀,中法战火将会重开的危险,由于福禄诺曾代表法国声明:“和局不成,将取台湾、福州。”因而台湾岌岌可危。

此时清政府已在各地添派大员:云南加派鲍超,广西新派潘鼎新,广东是彭玉鳞和张之洞,北洋是吴大澄,南洋是陈宝琛,福建是张佩纶和杨岳斌。

所以顺理成章,才有了闰五月初四日(6月26日)的谕旨: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著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

刘铭传奉旨督办台湾事务的第三天,中法关系急剧恶化。

一个索赔,一个坚拒,互不相让,关系濒于破裂。局势如此紧急,刘铭传虽然毫无准备,但他挂念台湾安危,决定不等调集旧部兵将即孤身赴台。为此,他于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向慈禧太后、光绪帝匆匆陛辞请训,随后又请执政的醇亲王奕譞指授方略。

诸事粗有头绪后,闰五月十六日(8日),刘铭传在天津启用“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前直隶提督关防”的木质大印。十八日(10日),刘铭传乘船离开天津南下,于二十日(2日)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停留了两天,一是筹运沪宁所拨军械;二是设法订购新的军械;三是招集一些幕僚随员。刘铭传从上海乘船启行,于二十四日(16日)到达基隆登岸。

关于刘铭传航海渡台的经过,曾经流传有这样一则轶闻,即刘铭传用计巧妙地摆脱法舰的袭击阴谋。

如《纪刘省三宫保守台湾事状》一文称:

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命下之日,有以书致公京师,谓敌将邀于海,而为公危者。公阳惧,先期征师船为卫,至沪上,更示趑趣状,而阴则潜舟以济。比至,敌人蹑公者之舟亦至,而已无及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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