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和田叶子」
多和田叶子，1960年生于东京都中野区，日本女作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1982年赴德国汉堡，继修读汉堡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修读完苏黎世大学的博士课程。1991年以《失去脚踝》获得群像新人奖。2011年，以《修女与丘比特之弓》获得第21届紫式部文学奖，以《雪的练习生》获得第64届野间文艺奖。2018年凭借《献灯使》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2022年凭借《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Scattered All Over the Earth）第二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鼻虫
[日]多和田叶子/著 秦刚/译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种虫子的存在，是因为学生时代在德累斯顿旅行时，去了当地的卫生博物馆。当时，那里正在举办一个非常奇特的展览，简单说，就是关于“身体中的异物”的展览。让我吃惊的是，“异物”(Fremdkoerper)这个德语单词中包括了“身体”(Koerper)一词。
拇指尖大小的带着颜色的小石块被摆放在棉垫上，排列在玻璃柜里。看了说明，原来这些都是胆结石，我就像咽下一粒小石块似的，深咽了一下口水，脚也不抬地静静走了过去。在相邻的玻璃柜中，摆放着戒指和胸针。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又咽了下口水。那些也不是宝石，而是用胆结石制作的装饰物，说明上写着，是一位瑞士收藏家在一百年前找人制作的。
胆结石不是从体外进入体内的，而是由体内渗出的液体凝结成的，是异物，又不是异物。自己的一部分顽固地凝结后，再无法与周围的器官交流，孤立并发痛。如果说它是异物，那么异物并非指某一特定之物，而是指某一种关系吧。
患上胆结石应该非常疼，有过实际经验的人在说到“胆结石”(Gallenstein)一词时会把脸扭曲着，从那种扭曲中就能对其疼痛程度有所了解。以胆结石做成的装饰物为喜好的收藏家，是想把疼痛变成物体，永久保存起来吗？还是只想让过去的疼痛变成戒指，紧紧套在恋人的手指上？胆结石很漂亮，虽是红色，但不是那种红宝石的红，而是暗暗的疮痂的红，里边像有混浊的沉淀物。也有青绿色的胆结石，和土耳其石似像又不像，呈现着阴天被打上岸、晒干后又被遗忘的海藻的颜色。
异物不一定就是敌人。对于身体来说，即便是异物，也有不少是对人有帮助的，比如假肢、玻璃眼球、假牙等等。就连吃东西时，放到嘴里边的也算是异物。异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清除掉，没有异物就不能生存，这可能就是生命体的特征。
在下一个展厅，有很多关于寄生虫的展示。我突然感觉到胃像是被空腹感抓住了，便走出了博物馆。并不是看了寄生虫的照片和模型想吐，反而是有了空腹感。如今想起来，这也是个怪事。有长住在人体内、汲取人体摄入的营养的寄生虫。人类雌性的身体里更容易长住，所以也有寄生虫专门从里面吃雄性哺乳类胎儿的生殖器。
走出展览会场，我看到清澈碧蓝的天空上，有绽开的云在缓慢地移动着。
当天我曾认为展品中最有意思的是胆结石，可是随着岁月变化，“鼻虫”就像一颗黑痣一样，清晰地浮现在记忆的表面。这种虫子，是在人的鼻毛里生存的半透明的虫子，小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因为它能从鼻涕和鼻屎中吸收营养，所以不需要外出觅食。自从找到了温暖湿润的人类的鼻子这一理想住处，它们就藏在里面，再也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说明上说，这可能是一万年以前的事了。各种时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鼻子吧。在野外生息的原始人的鼻毛一定异常茂盛；罗马勇士的鼻息应该十分急速；从气候温暖的英国移居到美国东海岸的清教徒的鼻子里，一定冻死过很多虫子；长期在海里潜水寻找贝类的日本海女的鼻子里，可能有虫子淹死，或者和浮游生物相伴成为鱼饵。但一般情况下，鼻虫都可以存活下来，哪怕是人过得穷困潦倒，它们也不受影响。无论是失业、丧家，还是亲人死去，人都有在鼻子里养活这些虫子的宽裕。
这种虫子只要呆在鼻子里就好，所以没有外出的必要。也许因为过于无聊，它们会在人睡觉的时候爬出来，在从鼻子下侧到嘴唇上侧一带散步。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拍出的鼻虫正迈着双腿，沿着墙壁在行走。看了说明才知道，那个看着像墙壁的地方，实际上是人的鼻尖下一根胎毛侧面的一小部分。
也许这种虫子担心走得太远而迷路，所以它们不会到额头或耳朵一带去远行。因为不会到上唇以外的地方，就不会落入人的口中。被人吃掉，就一命呜呼了。从人的立场上看，不小心把它吃掉也无所谓，这种虫子没有毒，也不是药。它们之所以至今也没有被人好好研究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与鼻虫之间，彼此互不关心地共存了几千、几万年间之久。
我家的门是往里开的。刚一打开，席卷着冰冷潮气的海风就猛吹过来，门板几乎撞到我的额头，我要赶紧用手去抵住。走到门外后要想关上门，有风吹着，也不那么容易，空气流涌进我家里。那么想进的话，那就进去吧。
每天早上我外出时，都在与风的搏斗中锁上门，一抬头，巴士就从大雾里缓缓开来。搬进这里那天，道路上本来什么都没有，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出门，就发现家门前出现了一个巴士站。上边没写发车的时间，巴士却马上就开过来了。第二天早上、第三天早上也是如此。尽管我根本不是在同一时间出门的，但只要锁上门一抬头，就一定就会从远处开来一辆巴士。
巴士的后门一开，我就毫不迟疑地上车。巴士马上开动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最后排的座位。途中也会有很多巴士站，但没有一个人在等车。这是一座已成死地的海滨小镇。这辆巴士只载着我一个人，直到终点都不会停下。
这座工厂让我最感兴趣的部门是位于最里面的、我只进去过一次的地方。本应一直关着的自动门可能那天出了故障，打开了，我就误闯了进去。但只有那时进去过一次，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那扇门打开过。
压成了盒子状的红黑色的方块儿，放在传送带上推出来，被固定在正中间的手术台上，侧面的电锯的锯齿飞速旋转，以和切火腿的机器同样的方式，把“方块儿”切成一片片像硫酸纸一样的薄膜。轻轻落下的薄膜仿佛是带着肥油的牛肉，红色里带着霜，形成漂亮的图案。似乎只要稍一加热就会马上融化掉的这种极薄的有油脂的膜被称为“包装纸”。
包装纸落到筐里，筐被送到包装部。刚进这座工厂时，我的工作是用这种包装纸包手机。如果是包炸肉饼倒还能够理解，可是，生手机为什么要用这种油纸包装后再出货呢？最初，我很想知道理由，但做了几天后就不再想它的理由了。包完后贴上不干胶的标签，然后装到脚下的箱子里，箱子装满后也不用盖上，直接放到房间里边的另一条传送带上。
有一天，和我一起工作的所有女工全被解雇了，另一批女工进了工厂。不知为何，只有我没有被解雇，还晋升为课长。隔着玻璃墙，管理她们的作业安全是我的新职责。我接到的通知书上写着，你从今天开始就任管理职位，不再是工人了。这时我才知道，那以前我一直是个工人。
当工人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包装部背后位置略高些的地方有个玻璃窗，那后面有个小工作间。我在读高中时，曾经在戏剧节上负责音响和照明，坐在类似的地方，俯瞰下面的舞台和观众。那时我还对人说过，将来想在国家电视台工作。
盯着传送带前并排作业的女工们的后背，观察她们的手腕的动作。我作为管理职员，看着她们在包装操作，如果有人，比如由于头晕目眩而瘫坐在地上，我就把传送带的速度放慢。如果所有人状态都很好，作业进展顺畅，女工停手休息的次数增多了，我就加快些速度。调节速度的操纵杆在最左侧，它旁边并排还有三个操纵杆，我不知道那都是干什么的。那下边排列着绿色按键，最右边的是让流水线彻底停止的按键，但我被告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必停止，而是将速度放到最小限度。其他绿色按键的性能，我全然不知，似乎没有在作业完全停止后再重新启动的按键。我的正面有三个仪表，如果有一个显示出一百以上的数值，我就马上按下左下方的大大的红色四角形按键，向中央司令室报告。这也是由我负责的。仪表测量的似乎是温度、湿度、氧气，但即便数值超过了一百，也不会立即有生命之虞，据说那是将一百设定为“健康可能性”的最大值来计算的。“健康可能性”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从背后看着那些作业的女工，我自然就会生出想要欺负她们、让她们痛苦、让她们做奴隶的念头。这是我坐在传送带前时想都没想过的。也许从隔离开的地方只盯着她们的后背看，就会变成这样。
在我的右手上方，有一块文字盘，上面装着红色的钟表，每过一个小时就会大声发出警报。鸣叫前它会突然变成红色，不想让它响它也会响。我告诉自己不必慌张，然后站起身来，紧张地下楼，尽量注意别跌倒，进入那个名为捆包部的房间。不知为什么，每下一个楼梯台阶，我的心脏跳动都要加快。
名为捆包部的这个空间里没有窗户。除了我进来的自动门外，就只有一个传送带的出口，装满了包好的手机的箱子从那里运出。这里无人操作。箱子被称完重量后，上盖封好，缠上黄色胶带被送出去。我要检查箱子的流动状态是否顺畅，无人作业的房间有无异常。这里的一切都会显示在中央司令室的屏幕上，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据说，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只以屏幕检查，一旦屏幕被做了手脚，那就很容易中圈套。
捆包部的气氛特别怪异，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似乎空无一物的空气中有一个巨大的怪物在呼吸。这个怪物在大声讲话，却传不到我这个人类的耳朵里。真正可怕的不是怪物，而是我自己的耳膜——怪物在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可是它的声音我根本听不到。每次我都尽量早点结束检查，回到自己的部门心里才能踏实。
当我自己还是一个用包装纸包手机的工人时，手机还基本都是香烟盒大小的四角形物体。渐渐地有稍大些的薄薄的手机开始流行，但都是四角形的，而且非常结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简单”常被挂在嘴边，然后开始流行起手套、帽子形状的手机。一名女子把戴着手套的右手放到嘴边，左手捂在耳朵上打电话的海报，贴满了小镇。看了后忍不住要笑喷的，也许只有我一人。带有手机功能的棒球帽、古典风格的女帽也曾经一度流行。我那时还在海边捡到过一顶黄色毛线织成的帽子。抖掉沙子带在头上，耳垂开始发热，而且听到了声音。“喂喂，你好吗?”“在做什么?”“嗯，在打工？”“不是白天吗？”“被排到了深夜？”“有客人吗？”——不知是我想象着自己在和人说话，还是有人正在试图和我说话，还是我和谁真的接通了电话，正在说话，我根本分辨不清。我仔细查看了帽子上的织孔，并没有看到有芯片藏在里面。
这份工作定下来后，我马上就搬到了这个从来没住过的海滨小镇。以前，在我的电脑里，曾经有近五百个朋友，但当我决定在这里就业后，我的友情就被他们拒绝了，询问其中的理由也得不到任何回复。
早晨醒来后，我也不会马上起床，而是先慢慢晃晃肩、伸伸腿，这是为了让鼻虫回到鼻孔里来。如果它们脚下打滑，从我脸上掉下来摔死，那该有多可怜！我的工作定下来后，还分配了住房，搬进这个镇子时心里算是踏实了。可是过了两周，我就开始想养猫，想养文鸟，并且被这些念头折腾得坐卧不宁，也不知道该和谁商量。说起来，这个镇子里根本看不到动物——没有见过猫在路上走，也没有见过有遛狗的人，大海近在眼前，可是连海鸥飞过也见不到。在这个地方养动物，怎么想都是件不可能的事。这时，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德累斯顿的卫生博物馆看过的寄生虫的展览。想到自己也一定养着鼻虫，眼前就光明起来，还涌上了久违的笑。
早晨一醒来，我就先想虫子的事。我没法确认鼻虫是否回到我鼻子里了，但会在感觉它们差不多回来后再蜷身起床，然后把头发撩乱。小时候被教育说起床后就应该梳头，但是把头发撩乱要更好看，脑子也变得更灵活。镜子里降下了牙膏的雪花。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也只是涓涓细流。我一边刷牙，一边看着绿色的塑料牙刷在卤素灯泡的照射下熠熠发光。我想起在上幼儿园时，看见塑料这种东西，觉得好漂亮啊。那个年代里这类颜色的制品很常见，可是当这个世界大都成为有钱人，周围东西里的灰暗颜色就变得越来越多。我自己是喜欢原色的，却在朋友的威胁下，买过粪尿色的意大利产高级手提包和灰姑娘风的西装。便宜牙刷的漂亮的绿色、蓝色、红色，在我记忆里发着光，现在仿佛被注入这只牙刷里。
像这样的死寂的小镇里，只要去找的话，可能也会有繁华街和电影院。以前，这里一定有港口，那附近也应该有餐饮店一家挨一家的地方吧。坐在摇晃的巴士上，我突然这么猜想。如果不总是这么浓的雾，能放眼看看这一带的前前后后，想去哪个方向总还可以自己判断的，可是照这样子的话，就连是在看着自己内面的世界还是在看外部的风景，都搞不清楚。
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只感觉到浑身疲惫，身体里空空的，想往里填点东西，却什么都不想吃。故意去想一些如今已经不再使用的食品名称，唤回以前有过的食欲，比如“通心粉”，比如“饭咖喱”之类的，想用拙劣的片假名大大地写在空气里。写片假名不行的话，那就写汉字。接着就写了“麻婆豆腐”，写了“云吞”等等。这样，慢慢好像有了点食欲，但那也可能仅仅是文字欲而已。实际盛一勺粥放到嘴边，会有略微想吐的感觉，根本张不开嘴。也没法换上睡衣，就那么瘫倒在床上，蜷着身体，闭着眼睛，在头脑中转着圈地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忘了什么。这时，我想起了从鼻子里爬出来的虫子，嘴角就翘了起来，还露出一丝微笑。于是我想，今天不能吃饭也没什么要紧。我的鼻孔中到底住多少只鼻虫呢？我不知道，但哪怕只有一只也好。
我在睡眠中，就把自己的身体全部交给那种虫子。鼻毛作为潮湿的树木，鼻孔作为洞窟，鼻息就当是吹来的疾风，鼻头就是耻丘，鼻下作为淫猥之想的场所……嘴唇可不行。我不想把虫子淹死，或者咬碎。我在睡眠之国里旅行，我不在的时候，会愉快地想起在我的身体里玩耍的、肉眼看不见的朋友。如果玩累了，它们就会把我的分泌物当做美味的粥来吸食，吃饱后手脚变暖，然后就爬在我的鼻毛上深深睡去。
要是吃东西时不再有呕吐感，那该有多好。如果早晨起来，可以不再去那座工厂，该有多快乐。哪怕只有一天也行，可以不去上班，我就坐上以前在这附近曾经通行过的叫作电车的交通工具，把额头贴在玻璃窗上，一直摇晃到终点，走到远离海边的村落。那里，从来没有咸咸的海风吹过。被甘甜的蜜一般气息的植物环绕着，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啊，那种香气，是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灵魂存在的那种香气，是仅仅因为彼此大小极度不同这一丁点理由便相互无视的生物的香气。寄生虫在和人类共存。对于虫子来说，我不是作为身体整体而存在的；对于我来说，虫子就在那里，就像你一旦见过石蒜，你在梦幻中每次来到墓地，就不可能看不到它。同样，只要到过那家博物馆的人，对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再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那天早晨，我像以往一样外出，巴士也像以往一样从雾里开了出来，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巴士停下来后从打开的后门上车，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迈开步子，慢慢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