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以后的多年里，部队参加支左，不少军队将领兼任地方职务，如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杨得志兼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韩先楚兼任福州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冼恒汉兼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等。

他们不仅在大军区担任正职，而且工作重心也逐渐放到地方上。相比之下，地方情况复杂，要处理工作比较繁琐，但也是这些将领职权也大不少，不仅是一省负责人，也是大军区负责人，成为地方党政军集于一身的大员。

面对如此重用，也有一些干部对地方工作感到棘手，希望回军队工作，如冼恒汉。

冼恒汉名气不大，但在西北工作、生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在1936年抵达陕北后，此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抗日战争在晋西北，解放战争时在陕甘宁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到甘肃工作。1955年，出任兰州军区政委，负责军区日常工作，因为军区还设有第一政委，但对方在地方担任第一书记，精力不在军队。

1967年，他奉命支左后，接替甘肃地方工作，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还担任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被称为“四个第一”。

对地方工作，他没有干过，没有多少经验，如果只是发展农业、工业方面的建设，他也没觉得有少困难。作为高级干部，从来都是一边学，一边干。可面对特殊年代派性问题，他感觉有些棘手，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原本兰州铁路局问题并不归地方管，直接由铁道部负责，而且兰州铁路局与省委很重之前就有分歧，后来问题越来越大，上级让省委负责处理。他感到左右为难，思想有过一些情绪，曾经向上级领导表示，自己不想干地方工作，希望回到部队工作。

相比地方，部队工作还是比较简单，容易管理，也是他最熟悉，最擅长的单位。因为地方工作牵扯面太多，问题复杂，有些不隶属地方的要管。可一位领导表示，他在甘肃工作成绩可以，比较稳定，而且身体可以，再干10年也没问题。

对于这番话，他深感欣慰，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信任，只能是继续工作下去。但是铁路局的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彻底解决，也让他在1977年被叫去北京，最终将其调离甘肃多年，而且没有职务安排。

在八十年代，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评价自己功大于过，至于在特殊时期的功与过，是与非，想得很开：褒贬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