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北朝的对峙
5世纪，中国进入了纷乱的南北朝时代，在北方，由拓跋鲜卑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在南方，宋齐梁相继建立，与北魏南北对峙。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在位期间，在祖母冯太后的支持下，展开一系列汉化改革。，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改革官制，迁都洛阳，实行联姻，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融合，缓和了民族矛盾，使北魏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得以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伴随着政权的整体南迁，为保证新都洛阳安全，对南朝势必造成较大军事压力。在孝文帝统治晚期，连年对南朝进行用兵。太和十一年（497）年后，在襄阳，南阳方向，北魏与南朝（南齐）连年陷入战争，次年，北魏攻占南朝雍州南阳、新野、南乡等郡，歼灭数万齐军，大军围攻樊城，在齐军大军援助下才被迫撤退，归途中，孝文帝患病，次年（499）病死，年仅三十三岁。其子元恪继位，称宣武帝（499-515在位），孝文帝去世以后，继位的宣武帝元恪继续在 长江中游对梁朝施加军事压力，使得襄阳成为南朝防御北魏进攻的重要前线，屯驻重兵，也使得驻守于此的南齐宗室萧衍的势力得以发展，野心膨胀，南朝永元三年（501），萧衍悍然起兵，次年攻入建康，废齐帝东昏侯萧宝卷，改立其弟萧宝融为帝，不久，干脆迫使萧宝融禅位，自立为帝，即梁武帝，建立了南朝的第三个王朝——梁。魏梁对峙，成为南北朝新的格局。
虽然梁武帝通过禅让的方式减轻 了内部对其政权正统性的质疑，但是还是需要通 过北伐的方式进一步强调梁朝的合法性与正当 性。这也是南朝历代王朝的立国政策。梁武帝在南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大举伐魏，转守为攻，此次北伐，梁朝主要兵分两路，东路临川王萧宏率主力 五万出洛口，北徐州刺史昌义之，豫州刺史韦叡为 偏师攻小岘、梁城；西路江州刺史王茂“率众数万 攻魏之荆州”，意图收复雍州失地。此次北伐，声势浩大，“器械精新，军容甚 胜，北人以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一度进展顺利，但由于指挥失误，畏敌不前，主帅萧宏临阵脱逃，东路军大败，“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者）仅得脱身”，溃逃死伤近五万人，西路王茂也被北魏军击败，“失亡两千余人”偏师韦叡，昌义之等见主力溃败，也只得撤退，昌义之率部撤守钟离（今安徽凤阳附近），“城中之众才三千人”北魏转守为攻，在中山王元英，大将杨大眼，邢栾等的率领下，进逼南梁重镇钟离（今安徽凤阳附近），拉开了钟离之战的序幕。
二 钟离之战 北魏攻城
钟离郡位于今安徽凤阳附近，治所燕县，为淮河防线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凤阳）府西连汝、颍，东道楚、泗，为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膂。”“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南北朝时，钟离常为重镇，岂非以据淮之中，形势便利，阻水带山，战守有资乎？”梁武帝很早就判断魏军有进一步南下的企图，在战前“遣土匠修堑营钟离城，敕义之为战守之备”，钟离城坚固的城防，为钟离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即506年冬十月，魏军大军开始围攻钟离城，但军中内部对于是否攻打钟离，尚存争论，北魏大将邢栾认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守城有 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归顺，犹恐无粮难守，况杀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从戎二时，疲弊死伤，不问可知。虽有乘胜之资，惧无可用之力。若臣愚见，谓宜修复旧戍，抚循诸州，以俟后举，江东之衅，不患其无。”，反对集结大军攻城，宣武帝则充满乐观，认为“济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可速进军”，催促北魏大军进军，邢栾再次上表说明，认为“今中山（元英）进军钟离，实所未解。若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出其不备，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臣未之前闻也。彼坚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从何致粮！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何方取济！”，邢栾坚持不愿参加攻城，宣武帝只得将其诏还，改派南齐降将萧宝寅（萧宝融 萧宝卷的弟弟）为将配合攻城，而钟离的南梁守军仅三千人，形势非常危急，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506年）十一月，梁武帝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统二十万梁军援救钟离，豫州刺史韦叡也受曹景宗节度。萧衍让曹景宗先屯驻道人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等待梁军各部集齐后并进。曹景宗想专功，便没有停顿，而是径直前进，不料忽起狂风，兵士溺死都颇多，只得返回道人洲，以为策应。
北魏中山王元英、安 乐王元道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将领率数十万大军 ，包围钟离城,“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声势极为浩大，（估算实际兵力当为三十万至四十万左右）钟离城因北临淮水，不利进攻，北魏便在位于淮水中的邵阳洲（位于道人洲西）两岸搭起了连接淮水南北两岸的跨河长桥。元英驻军南岸，负责攻城；杨大眼据北岸，负责粮运补给，萧宝夤则确保桥梁本身的畅通与安全。北魏军开始攻城，魏军先是“以车 载土填堑”，将护城沟堑填满后，元英与杨大 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 有退者”。然后又用“飞楼及冲车”猛烈撞击城门 和城墙，造成“城土辄颓落”。守城 的昌义之面对魏军的飞楼、冲车：“乃以泥补缺，冲 车虽入而不能坏”，又发挥守军弓箭优势，用 弓箭大量射杀魏军：“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 倒”。双方战况极为惨烈：“一日战数十合，前 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双方激战一月余，北魏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宣武帝见攻城不利，下诏退军，“诏曰：“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冬春之交，稍非胜便，十万之众，日费无赀。方图后举，不待今事。且可密装徐严，为振旅之意，整疆完土，开示威略。左右蛮楚，素应逃亡，或窜山湖，或难制掠。若凶渠黠党，有须翦除者，便可扑扫，以清疆界。如其强狡凭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烦肆兵。凯旋迟近，不复委曲。”但中山王元英拒绝撤军（上头了），表示钟离很快就可以攻下，“若入三月已后，天睛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图，以得为限。实愿朝廷特开远略，少复赐宽，假以日月，无使为山之功，中途而废。”宣武帝又下诏表示魏军师老兵疲，不宜再战，并且派主书曹道前往战场观察形势，曹道回朝复命后，元英继续上表宣武帝，表示可以攻克钟离 ，宣武帝于是派遣步兵校尉范绍至元英军营，共商攻取事宜。范绍认为钟离城坚，劝元英班师，元英仍坚持作战。“（宣武帝）诏曰：“大军野次，已成劳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见。比频得启，制胜不过暮春，及省后表，复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泞，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使还，一一具闻。”及道还，英犹表云“可克”“又诏绍诣钟离，与都督、中山王英论攻钟离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劝令班师，英不从。绍还，具以状闻。”
三钟离之战 两军对峙与梁军反攻
此时，南梁的主力援军开始来到，合兵一处，兵力达到二十五万人。梁军各路援军也在邵阳洲扎营，为了鼓舞士气，声 援城内，“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梁军行动迅速，在太守冯道根的指挥下，一夜之间，就筑好营垒，元英大惊，吓得弃手杖于地，说“是何神也”至此梁魏两军 开始长达数月的拉锯作战。先是魏军趁梁军立足 不稳，杨大眼率军急攻，但是受到曹景宗、韦叡的 打击，损失惨重：“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馀骑来战，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陈，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 三”，杨大眼受伤，魏军士气大跌，此时为了增强钟离城内守军坚守的信 心和作战的意志，曹景宗又派人从淮河潜水入钟 离城中：“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 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守军士气大振，曹景宗又派部将赵草于淮水北岸筑城，称“赵草城”保证梁军在淮水北岸的粮道，也顺便切断魏军粮道。两军相持至三月，魏军久攻不克，士气大跌，反观梁军则士气高昂。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梁军倾斜。
时间来到四月，到了南方的雨季，暴雨连连，淮水暴涨，使得以北人为主，不适应南方气候和地理的北魏军队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下跌。曹景宗，韦叡等决定，用火攻击溃魏军，首要目标是魏军连接淮水南北两岸的跨河长桥，《南史·卷五十八》记载：“（韦叡）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 军。…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 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 栅尽坏”，梁军纵火焚毁河桥，火光冲天，魏军河桥北切断，使得南北两岸的军队首尾不能相连，形势十分危险。梁军乘势发起全面反攻，城内的昌义之喜极而泣，高呼“更生”“更生”（活过来了！）也乘机杀出，里应外合，“呼声震天地”，魏军胆战心惊，全面溃败，自相践踏，死者无数，许多人被挤入淮河淹死，淮河为之断流，元英，杨大眼等皆狼狈逃走，仅以身免。“（魏军）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景宗令军主马广，蹑大眼至濊水上，四十余里，伏尸相枕。义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此战，魏军“死者十馀万，斩首亦如之… （梁军）生擒五万人”（据《资治通鉴》），死伤被俘合计近三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堪称北朝对南朝历次战争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梁军取得辉煌胜利。
四 战后及其影响
此战南朝军队之所以能大胜魏军，主要是因为魏军对攻城与否犹豫不决，上下分歧严重，指挥失误，大军屯于坚城之下，自古为兵家大忌，以鲜卑人为主力的北朝军队善于骑兵作战，不善于攻城和水战，以己之短克敌之长，久攻不下，致使粮草不继，士气大跌，最终全线溃败。正如南宋李焘所分析：“魏人不知乘锐挫 坚，守城不进，使韦、裴之徒，得徐为之计，反为所 胜”，因此导致大败。反观梁军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战术得当，武帝在得知钟离被围之后，立即派出大军援助，例如在增援钟离时，部下劝韦叡 “缓进”，而韦叡却说：“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 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曹景宗，韦叡虽然有一些小的分歧，但在大体上十分团结，配合密切，乃至于梁武帝都高兴地称赞“二将 和，师必济矣！”，正符合《孙子兵法》“”
战后，幸免的魏军统帅元英、杨大眼及萧宝夤三人受到弹劾。有官员建议将三人处以极刑，但宣武帝免除其死罪，只剥夺元英、萧宝夤的爵位，贬为平民；杨大眼则流放至营州充军 。而此前率军劫夺南梁发往钟离军粮的任城王元澄也因狼狈退回而被夺去开府，降官三阶。不久后宣武帝为对付国内叛乱及对南朝用兵，先后恢复了元英、萧宝夤以及杨大眼的官爵。此战对于北朝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由于损失过于惨重，宣武帝不得不下令有男丁在钟离之战中阵亡的家庭，均可得到三年的土地税减免。早在孝文帝改革之时，就有许多顽固的鲜卑贵族拒绝汉化，遭到镇压，导致鲜卑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矛盾激化，特别是守旧的拒绝汉化的六镇鲜卑武人与洛阳的汉化的鲜卑贵族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宣武帝的此次大败，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许多守旧鲜卑贵族认为正是汉化导致北魏军队“费拉不堪”，才有如此大败，对于汉化政策更加鄙视，或冷嘲热讽，或阳奉阴违。钟离之战后，北魏内部兵变、民变四 起，在钟离之战的第二年，守旧派鲜卑贵族首领元愉（孝文帝之子）就起兵作乱，北魏朝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镇压下去。其他各类民变此起彼伏，洛阳朝廷疲于镇压，北魏迅速走向衰落，而洛 阳汉化文官集团与六镇鲜卑武人集团的矛盾却越 演越烈，在宣武帝死后不到十年就爆发了著名的六镇兵变，间接导致尔朱荣崛起，使得北魏政权瓦解。
对于南朝，钟离之战之后，北朝军队几十年都不敢大规模进犯，使得南朝获得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时期，也使得梁武帝统治时代的南梁成为南朝之鼎盛，可以说，影响深远。因为此战，南梁的大将曹景宗也获得了巨大声望，这位出身行伍，纵情声色，不通文墨的武将却也有豪放浪漫的另一面。在本文的末尾，作者放上曹景宗的两则小故事以飨读者：
“（曹）景宗振旅凯入，（梁武）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
——《南史》
（景宗）性躁动，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