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积聚而成，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从孔子等先秦时代的儒家开始，中国人就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在孔子看来，大道得以施行，需要天下为公，需要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基本要求。中华道德是礼乐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记载在《礼运》篇中，正隐含了中华礼乐文化对于道德人心的规范意义。“礼也者，理也”，早期思想家“务治”，思索社会的协调与和睦，正是从“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明道守礼。

中华礼乐文明的特质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周公和孔子的地位极其重要。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则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本质上讲，中国礼乐文化是关于人性与人的价值的追问与探究，应该属于“元知识”或者“元理学”的范畴，是追求真理和启发智慧的哲学。

西周以前，中国礼乐文化已有漫长的形成过程。根据《礼记·表记》，后人把夏、商、西周的文化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周代尊礼，人文理念上升，而周代礼制是在损益夏商而来。考古学家看到，龙山时代中国已经有了礼制，中国礼乐文明有广阔背景和深厚底蕴。

礼的概念比较宽泛，就概念而言，广义的礼包括乐在内。分而言之，礼与乐有别；统而言之，则乐和狭义的礼都是礼的组成部分。《礼记·祭统》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礼的最后落脚点在于人心的整合。乐亦如此，乐起源于劳动，后来则被赋予“通伦理”的含义。礼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周礼对前代礼的继承与因循应该是其主要方面。周公赞赏齐国从其俗、简其礼的做法，也反映了周初制礼的实际。周公制礼在因循前代之礼时，根据周初实际加以损益，使之更加适用。

礼具有“决嫌疑”和“济变”“弥争”的功能，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可以想见，礼乐文化一定内容丰富。周代制礼作乐，包含对国家管理体制与方法的设计，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典章制度以及礼仪，都应本着孝、忠、信、义等准则进行设计和推衍，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

有学者说得好，礼的范围之广，简直可与“文化”之概念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礼学实即上古文化之学。礼包括礼制、礼仪、礼俗等层面。礼制指礼的制度，比如《周礼》（或称《周官》）。一般认为《周礼》成书较晚，多不相信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其实，《周礼》作为国家职官的设计，不像《仪礼》那样人人需要关心、可以关注。周公制礼作乐不会是周公本人向壁虚造，应该是周初周公的主持下继承夏商既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周礼》国家管理体系架构，它或许只是藏于官府，为少数人所了解，该书后出不为常人所易见。孔子适周问礼，关注周公德业，思考“周之所以盛”，他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即周藏书室之史。孔子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很可能就是学习《周礼》。

《周礼》是礼之“体”，《仪礼》则是礼之“仪”，《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则是礼之“义”，阐发的礼的意义与内在精神。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道是价值体系，就是信什么的问题；德是行为规范，在于怎么做。有了礼之“体”的设计，《仪礼》就以具体的礼文，让人理解和体会。比如，射礼培养人的平和中正，乡饮酒礼激发人的爱敬与孝悌，冠礼让人体会义务与责任，丧、祭之礼则如曾子所说使“民德归厚”。《仪礼》中的人生礼仪，助人成长，强化成人、成德、正名意识，让人思考社会角色。《仪礼》与《周礼》相互配合，《周礼》相当于分配任务、强调责任与分工，《仪礼》则在于提升格局，提高认识，提振精神。做人的根本问题解决了，才能把《周礼》的制度落实好。

中国礼乐文化内涵丰富，究其本质，就像春秋时期鲁国人所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的制度、仪式表达着礼的内在意义。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原则，周人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任何礼仪都不可离开礼的内在精神，否则就失去了礼的意义。行礼不本于义，就像耕地不撒种子。

早期中国的“成人”观念

在“礼”（或“理”）的意义上，我国古人思考“人”本身，例如《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涵摄天、地、群、己不同的维度，人就要“成人”，就要有自身的特性，就不能不考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问题。中国古代圣王深深思索、细细掂量“人心”与“道心”的关系，认定人必须遵循礼的规则。

中国儒学就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学问。在早期古文字中，“儒”的象形字作“需”，为从雨从而、上下结构的会意字，像人沐浴濡身。孔子儒家则不但洗干净身体，还要洗干净心灵。《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明于礼义，方能为人。

在孔子儒家思想中，“成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们使用这一概念，往往着眼于年龄、体能和智能，较少注意其道德内涵，其实它多指人格养成。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讲人具有社会性，具有道德属性，应与其他动物有本质不同。

在孔子那里，“成人”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首先应当对社会有基本的认知。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成人应当通达人类本性的原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了解各种物象产生的缘故，洞察风云变幻的根源。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有了成人的素质，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这才具备了“成人”的德行。

子路请教“成人”的问题，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人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具有“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强调的仍然是“礼乐”，以“文之以礼乐”作为人之成人的必要前提。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不忘平生诺言，就可以谓之“成人”。可见，成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孔子有关于“人情”与“人义”的论述。孔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情就是人的基本情感，人义就是作为人的应有意义。在孔子的心目中，处理父子、兄弟、夫妻、长幼、君臣诸种关系时，人人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尽力做好自己，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遵循。

所谓“成人”，首先必须认同人义，进而遵循人义而自觉践行。圣人以礼治人情，修人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妻属于家庭关系，长幼可以看成社会关系，君臣则是工作关系。人人讲道德，按照各自的身份以做人，各正名分，就会呈现出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所以，人之为人，首先是礼的要求，是道德要求。

孔子认为礼“达天道，顺人情”，对端正人心、整顿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他曾描绘出了一个顺应天理人情、循礼而行的“大顺”境界。礼制是先世的君王用来承续天道、陶冶人情的，它取法于鬼神，具体体现在丧祭、乡射、冠婚、朝聘等礼仪当中。所以圣人如果用礼来教化百姓、进行治理，就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牢牢树立规矩、规则意识，那就不难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

古代的冠礼与“成人”

了解儒家人学的实质，把握儒家关于“成人”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是早期中国的大智慧。关于这一思想渊源，不仅有理论阐发，也有具体的礼仪载体，这就是作为古代成人礼的冠礼和笄礼。孔子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西周时已经有系统的教育体制。一般而言，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左右，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人。行冠礼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成年”的认可，是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传统的冠礼，核心内容是三加冠，分别表达男子成人之义，寓意要“弃而幼志，顺尔成德”。人既然已经长大，就要摆脱孩子气，把成人德性固定下来，充实起来，就应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人而成人，就应当认同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表示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就不应像长不大的巨婴，不能使个人的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

冠礼是人生的基本礼仪，人成为“人”，就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要懂礼义，成人之后应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不管不顾。

《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社会基本关系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明白做人的基本要求。人行冠礼后，便应认同人伦，实践人义。

按照礼的规定，士人行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等尊长，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相应教导，这对于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国语·晋语六》说：“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刚刚成年的人要谨慎戒惧。进入成人阶段贵在开始，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加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可以遮挡风雨，只是需要随时清扫。人有正确目标，也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孔子常说到“仁”，在孔子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既成人，就应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有“仁”心，脱离人的纯自然状态，应该像“亲亲”“事亲”那样自然而然。

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

成人，是“人”的类存在的意义，是对人的普遍要求。然而，人组成社会，形成社会组织，就需要社会的管理者。中国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大人之学”，要所造就的“大人”有境界、格局大。

孔子儒家特别强调“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所看重的正是为政者的高品质与高素养。现实社会需要有人引领，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有一批明是非、知荣辱、有格局、能担当的君子、大人。“学以成人”是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则是“学以成德”“学成大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人格养成的目标、政治品格的境界、为人处世的风范。“君子”是社会引领者、示范者，有时它就是“社会精英”的代名词。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该是高尚的人。孔子有“君子之德风”“君子喻于义”等说法，又有“君子怀德”和“君子怀刑”之说，君子应该怀抱德性，有做人的标准。“刑”与“型”通，有榜样、法式、典范之意，指君子明理修身，循道而行。内心充盈饱满，胸怀坦荡宽广，做事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也就具备君子人格了。

孔子认为，人能敬其身，才能成其亲。什么是“成其亲”？孔子说：“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成其亲”就是成就他的父亲。“君子”是崇高的名称，是百姓送给的称号，叫作“君之子”，这就成就了他的父亲为君。在那个时代，君是德位相配人，有地位，有德行，受尊敬。君子是有教养的人。称一个人有教养，为“君子”，就间接夸赞了他的父母和家庭。

在孔子儒家语境中，“大人”“君子”是能够把握礼乐本源的人。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这些圣王之所以受到孔子的推尊，就在于他们思考深入，贴近百姓，知民之性，达民之情。礼的本质意义是什么？《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那么，怎样深层次把握礼？正如孔子论述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人立于天地之间，礼乐也本源于自然，扎根于生活，依顺于人情。就像战国竹书记载的大舜，他当年“旧（久）作小人，躬耕于历丘（山）”，故能理解礼乐的真谛、社会的本质、生活的真相。

人文学术在于化成天下。古代“大学之教”是关于穷理、正心的教育。儒学教人成大人，做君子，培养社会引领者。《大学》的“大学之道”，《学记》有具体阐述，其中论述教育要由经文入手，培养学生的志向、德行、品质、能力，最终使学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古代大学之教究心穷理，发奋立志，注重修道做人、从政治国，很有价值。它能把握道德教育规律，强调系统性，循序渐进，所有这些，都可作为今日人文教育之借鉴。

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人们越来越看到中华经典、中华礼仪的价值，期望在中华礼乐文明中汲取智慧。回望五千多年的文明，人们追寻并诠释什么是价值？什么有价值？何种价值优先？中华先人追寻人与天地，与亲人、朋友，与他人，与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价值定位，以安立社会和国家，安立个人当下与未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使人生、社会、国家变得更加美好，一定依赖心灵抉择与价值皈依。我们期望这一切，如果靠单纯模仿西方所谓“现代性”肯定不可企及。礼乐中华有极其丰厚的文化滋养，经由这里成就道德人生、高贵气质，应该是有志气中国人的共同选择！

原载《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