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5月)周虎青遗稿，原标题《“立煌”沦陷纪实（节载）》

这个配图似乎有些不太合适，人总是健忘的

看到此文，联想到叙利亚政府军的溃败，多少有些相像之处——吃官饭的贪官污吏们，哪里会什么战斗力？权力与金钱、女色、大烟就是这些人的眷恋与包袱。

家天下的历史为何总是如此相似？

※此稿系江白瑟先生征集来的。作者在仓皇避寇时，随笔纪录，未加整理，文字不免芜复、冗长。惟稿中所记， 大部属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具体。可与本辑《日寇窜犯大别山与“立煌”沦陷》一文相互参证。为此,我们特加删节、整理，并加注释，予以发表。篇中小标题，也是我们加的。——原编者

正文

新桂系军阀假借抗日招牌，搂得安徽地盘，军政势力所及之处，任意敲诈勒索，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区、乡、保长和他们串通一气，甚么东西都征集，老百姓稍有支吾，不是诬为汉奸，就是诬为“共党”，人们想不出的坏事，他们都做尽了。桂系军官们除了弄钱、玩女人之外，就是打麻将、唱戏。敌人来了，一走了事，还要把老百姓的好东西和好女人带走，却说什么“不能资敌”！有时他们也到沦陷区去，事前就广事宣传，说要出发打敌人，但饷没有发下来，向地方要钱，要夫子，要车要马。区、乡、保长们忙得屁滚尿流，老百姓含着眼泪，充当夫子，挨打骂、受饥寒。喧嚷了多少天，出发了，可是敌人在东，他们却向西走，敌人在南，他们却向北去，总要离开敌入五六十里，近了怕惊动鬼子。进了沦陷区，除收税、收烟土、收粮食以外，从牛马、耕具、衣服到儿襁、女寫，凡是值钱的，合用的，都叫夫子挑回。还要乱抓老百姓，拴打吊拷，无非要钱。自耕农及租户,总要被捆带一些回来。钱一到都是好人，钱不到就是“汉奸”。回来以后，报捷电一打，壁报一贴，再在报纸上一吹，区、乡、保“干训生”们又起劲了。犒军献旗，沿门摊派，老百姓拭着眼泪颂“功德”。几年来所见，十次倒有九次是如此。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寇进攻罗田、英山、滕家堡等处，“立煌”时有警耗，人心异常惊慌。军事当局对外宣传无事，说敌人很少，是出来打粮的。而暗地里各机关都准备好夫子，军官“太太”渐渐地走了。到了二十七、八日，风声渐紧,军事当局还在出告示，禁止“造谣”，禁止迁移。乱世只有有枪的人才有自由，老百姓与一般公务人员谁敢走！至三十一日，风声更紧，总部却在各处布岗，严禁百姓移居。元旦这天，仍然举行庆祝大会，副总司令张某①(原注：指张义纯，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在台上演说道：“大家不要惊慌,这几个敌人，我们赤手空拳都能吃了他。我完全负责。”某报社社长②(原注：指杨绩荪，时任皖报社社长。)说：“我以人格担保，大别山决不象中条山。”参谋长陆某③(原注：指陆萌楫，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也说：“现在已有了布置，绝对安全。大家不要轻信谣言。”庆祝会时间特别长，你吹他拍，闹到十一时半才散。散会后，秘书长朱某④(原注：指朱佛定，时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向张某、陆某询问真实消息，他们仍然一味搪塞。朱某急了，说：“自己人还说假话！据我所得的消息，敌人已至茅坪，距此不足四十里，今夜明晨必定进攻‘立煌’，二位如此说，我就电报‘中央’，省府整个安全由二位负责。”陆某拍着胸口,连说：“负责负责。”张某说：“大家到省府商议吧。”他们到省府开会，至下午二时半，才决定疏散人口。四时，命令出来,军民官商都惶恐极了，街上腊烛灯笼，一时卖个精光。天黑以后，郊外山岗上，人们四散逃命如同几十条火龙游行一般。大家逃难情急，谁也无心看这夜景。七时，总部走了，不准人民迁移的警备司令部也走了。本来总部命令警备部队同警察守“立煌”，候鬼子到再走。他们生了气，一气就有劲，比老百姓跑的更快。因为时间匆促，所有公私物品，一丢干净，有勤务的人亦不过挑两床被条而已。省府决定：各厅、处随总部退霍丘，商、民退麻埠。老百姓边走边骂：“早干什么？不敢打又不早跑，到这时你们跑霍丘，叫我们走麻埠，鬼子从茅坪来，想叫我们挡炮子，你们好跑！”骂的骂，哭的哭，闹成一片。

我率眷由径道上大路，打算退麻埠，行一日半夜，仅四十里。沿途所见的是抛儿弃女，呼爷唤娘；所闻的是啼饥号寒，唉声叹气。对老广(原注：当时大别山区民众对广西籍官吏和士兵的通称。)只是三三五五地背后小叽咕，不敢公开议论,可以想见他们平时压迫民众的威风了。“立煌”商人惟利是图。

东西并命抬价还不肯卖，价钱出到了，勉强卖一点给你，逃难的人无不骂其无良心。到了苏家畈，全镇的房屋都被干训团画上字封定了，不准难民居住。他们凭着几根破枪，连公务员(原注：当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般称公务员。)都挡驾不准住。大家向他们交涉，他们趾高气扬，爱睬不睬的。后来公推参议员数人，同他们交涉，他们仍不睬。大家说：“你们干训团有多少人，怎么连附近民房都不准人住？你们见着鬼子就象老鼠见了猫，为什么对老百姓这样威风？”他们还是不理，有的睁圆了眼睛说：“你们去同副教育长(原注：指汪平。)说。”这位副教育长住在一家店房内，他逼令店家停止营业，前后门安上了岗哨，不准行人近前，漫说交涉房子问题，连人都见不着。后来有几个带武器的人，硬占了几个茶行，他们就来驱逐，彼此由口角而动武。有人调解说：“你们只有百余人，几根破枪，为甚么要占这许多房子？一个茶行你们亦住不了。叫这许多避难的人民、公务员、妇孺受冻，是何居心！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你们不把枪口向外，一枪不放就总退却，还有脸打架么？”许多学员听了，都软了手,那队长还一个劲地叫打。天快要黑时，我往各处看看，茶行店铺多的住十几人，少的只三五个人，他们都霸占着房屋，不许难民和避难的公务员进去住。天寒风大，大路傍，街道上，一片嗡嗡嗜曜的畏冷声，妇女叹息，孩子苦号，声声刺耳伤心。而这班干训团官员，却如同没有听见一样，吃酒清拳、唱歌，毫无戚容。还有一些官员，则带着枪向乡、保长要夫、要米、要菜，捉鸡鸭、打猫犬来吃。有的乡、保长避开了，他们就分头自动抓夫,直闹到深夜才安定。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在麻埠遇着从“立煌”来的几个熟人。据他们说，他们是最后离开“立煌”的。他们站在山头，看见敌人进城时才动身。当时路上已经没有一个桂军了，他们丢弃的军衣、铁帽和枪支等，到处可见。人们躲避日本鬼子容易，躲避桂军却很难，他们往往趁乱打劫，因此带着东西行走非常危险。这时我的堂外甥从后面来了，他带着妇孺，哭丧着脸。据他说：“三日夜间，走到一个山岭，忽然岭上有人大声喝令熄灯,并且连打了几枪。大家吓得连忙熄灯，都丢了行李，躲到山场里去。直到天快亮时大家才敢出来点灯笼、找东西，可是好东西都不见了。原来是被岭上的桂军趁着黑夜抢劫去了。路上看见几个夫子和难民的死尸，大概是混乱中被打死的。走了上十里路，才听到人说，有个做了几任县长的人，现在调回‘立煌’。他假公济私，拉了百十名夫子，挑着宦囊缓缓地走，挑子重，夫子又饿，昨天夜里碰上了我们，同阵而行。桂军某部打听清楚，要发他的财，所以黑夜下山抢劫。没想到我们却受了‘池鱼之殃’。”说罢流泪不止。

在水晶庵，我与友人出外散步，遇到几个同乡的保安队士兵，彼此叙叙乡情。年长的一个班长对我说：“先生：你们最好不要在此处住了，一有风吹草动，你的东西就没有了。桂军骄横自大，个个都抱着升官发财的思想，他们是绝对不会打日本鬼子的。我们保安队不少，枪又坏，待遇又薄，谁肯为他们拼命？他们调我们来，是准备敌人追来时叫我们挡炮子，他们好跑。他们的轿子、夫子都准备好了。现在他们昼夜不停地挖坑，将大炮、子弹统统埋起来。先生你想想看，他们在打算干什么？他们口头上是说打日本鬼子，可是一昕说哪里有鬼子，他们就远远地避开了。这是抗战吗？”他接着又很感慨地说：“现在官富到极点,民穷到点，兵苦到极点，有机会谁不想弄几文花花？”我和友人听了，相对惘然。

我们在苏家埠住了两日，转到霍山，遇见了一个军界朋友他是随同军政机关向北路退霍邱的，因为对政府失望，想不干了，经由霍山回家。晚间无事，几个人围炉闲话，他所见所闻，可以补我之所不知，因录其谈话四节于后。

日寇出兵攻陷英山、太湖、潜山等县，并进攻麻城县的滕家堡。滕家堡守军刘某(原注：指刘和鼎，时任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以二万众对日寇二千，心中怯战，迭电告急。时李某(原注：指李品仙。)“赴觐”未归，其副张某与参谋长陆某不洽，互相牵制，对刘告急电置之不理。对于“立煌”边境的要隘，仅以未经训练之保安队负责守卫，桂军悉躲往“立煌”附近深山中。日寇以一部攻滕家堡，另派三百人、伪军五百人，由广西降将张谅等数人为向导，进攻“立煌”，并有常住“立煌”的汉奸欧阳某等数十人组织放火队为内应〔附修正查：张谅应为张亮。张亮，广东人，原在大别山任第五战区干训分团总务处长，因亏空公款，逃出大别山，投降日寇，任汪伪军委会中将委员。日寇扫荡大别山时，张亮曾随同日寇前来。所谓“汉奸欧阳某”，这个人名叫欧阳长松，湖南人，系哥老会的小头目。一九四〇年，随李品仙来大别山，任安徽省府参议。曾因一件烟土案子，和李品仙发生冲突，对李品仙深为不满。张亮和欧阳长松常有往来，“立煌”沦陷时，欧阳没有跑。张亮同日寇到“立煌”，曾和欧阳见过面。但在日寇离开“立煌”的前一天夜里，日寇把欧阳长松杀了。 〕。张谅引导日军由僧塔寺前进，守将保安团长为李之外甥，不战而退。敌人误认山路，未直攻“立煌”，反走至深沟铺。四十八军军部驻在该铺，有兵数团，闻警皆遁入大山。所有军用物资，令附近民众搬至山谷中，堆积薪草，准备焚毁。敌人来，未及举火，皆逃，敌人大笑，付之一炬。元旦前一日夜，西敌至丁家埠，距“立煌”三十里，南敌由深沟铺至茅坪，距“立煌”四十里，各处防军皆惶恐避匿，不但不敢鸣枪，甚至不敢以电话通知后方，故后方仍歌舞升平，禁止人民迁移。

二日晨，敌机来了，在东路麻埠绕了两个圈子，直飞往北路。路上，往霍邱去的军政大员不少，带着卫士和“太太”“小姐”“少爷”们走了一夜，胸背相贴，你推我拥，一分钟走不了三步，路又窄，时时还要让路给士兵走。“安徽王后”(原注：指李品仙之妻。)乘着四人肩舆，前呼后拥的在窄路上慢步缓行，又加上烟土、票子、古童、玩具等一百七八十副挑子跟着，饶你逃难的人心急如火，也不能走快。到了下半夜，有许多心急的莽汉，不顾“王后”平日的威严，边走边骂：“平日只晓得吹牛、刮地皮，欺负老百姓，敌人来了，一枪不放，只管跑，还摆什么臭架子！”大家在窄路上一声喊，从后往前拥，冷不妨将轿夫挤倒，“王后”从轿中跌出。卫士一面呼喝，一面扯枪，逃难的老百姓与军官也不理他们，从“王后”头上跳了过去。有经验的军官晓得天亮后不得了，一排一连的都从小路躲入大山内去了。约七、八时，到了杨家滩，文武官员，男女老少，都是又困又饥，都在河滩上休息。敌机到了，有力气的人拆命飞跑，无力气的睡在沙滩上，听天由命。桂军擎着枪，不准人飞跑，人们大骂：“不准跑，挤在一块，岂不都要被炸死了吗？”说着只管跑。桂军此时居然有勇气开枪，打死打伤好几个人，却还是不能制止。顷刻间，敌机到了头顶上，不准人跑的士兵，却跑的比他人还快，大约是平常练就了腿劲，转眼间都钻入草木丛中去了。敌机看准目标，铁弹就同冰雹一般往下落，轰轰的声音震动山谷，衬着妇孺的哭喊声，真凄惨极了。这次轰炸，军民、官吏、夫役及老弱妇孺，被炸死五六百人，伤者亦相等，血肉狼藉，令人目不忍睹。一班“洪福”如天的大官都没有被炸死，只损失了一点东西，到处找夫子，夫子跑了，就扯无势力的人所雇的夫子去挑东西，争嚷吵闹，痛恨咒骂之声，交织成一片。最突出的是堂堂省府，把一切重要公文物件都丢了，却挑了数十担烟土上路，到这时，被挑跑的不算，还扔下四五担没人挑。“安徽王后”急的了不得，说“这几个担子非挑走不可，不然，主席(原注：指李品仙。)回来吃什么！”警备司令丘某(原注：指丘清英。)亦因有需要，强迫几个士兵分挑着走了。

沿途迎着救援“立煌”的队伍，确实不少，天真的人，以为队伍迎头赶去了，必定挡住日寇，可以慢慢地走。头脑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桂系军官是见民如虎，见敌如鼠，除了一张牛皮咀，两条飞毛腿，三只弄钱手之外，别无本领，都急急地跑，却得了便宜。天真的人，都吃了大亏，有许多人丧失了性命。日寇行军,确实厉害，飞机之后，不到二小时，几十匹马队就沿路追来了。可是鬼子厉害，桂军“更厉害”，凭着两条飞毛腿，敌来我走,一个也没碰着。由固始来援救“立煌”的桂军，沿途耀武扬威,向老百姓要米、要菜、要钱、要衣服，凶得了不得，听说前进路上有敌人，都藏到山里去了。有一部分穷公务员，带着家眷慢慢地走，虽避过了杨家滩轰炸的大难，却被日军追上了。他们只好爬上大山，大山上全是桂军。有的公务员就说：“你们在这高山上，敌人在山下面，又上不来，你们把手榴弹扔下去，不就把这些鬼子都打死了吗？”士兵们连连摇手，说：“动不得！动不得！”有的军官说：“我们没有奉到上级作战的命令，不能打。”有的公务员又说：“援救‘立煌’，就是要打鬼子，有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你们不打呢？”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桂军把他们恨得不得了；无奈鬼子在山下，不敢发作。待鬼子走远了，才骂这几个公务员：“你们懂得什么！胡说乱道的，打伤了那个抬！你们这些人都是汉奸！”一面骂，一面就要检查；却好第二批鬼子又来了，他们这才连忙走开。后走的一个中级军官说：“你们不懂军事，不要随便乱说，今天的事，你们要对人说，我非枪毙你们不可。”几个公务员气也不敢出，候鬼子和桂军都去了，才慢慢地溜到霍丘。

〔附修正 据王孝楚订正材料说：这一节“和事实不符。日寇于一月五日清早，由叶集出发直奔固始。我于这一天傍晚，也跑到固始,鬼子在我后面只有十华里路程。这一天，固始被炸三次，西门和北门都被炸，死伤一一百多人。我到固始时，县长是个姓王的，已在中午逃出。大街小巷都关门闭户。这天夜里，鬼子在固始飞机场宿营，第二天拂晓，向息县出发，据说取道信阳，乘车回汉口。鬼子在固始经过的时间，只有一夜，而且都在城郊。这一夜一点枪声没有听到。所谓‘冒充广西军，闯进县政府，和死伤了二三千人’，想系出于传闻，根本没有这回事。”〕

到了四日，日寇分三路退兵：一路由“立煌”走叶合路至叶集；一路至商城；一路跟踪省府至叶集，直取固始。固始城中正在遍贴标语，宣传胜利。突然来了几十个冒充广西人的官兵，至商会要夫子，并且要见会长。会长诧异说：“要夫子需要找县政府，商会只管发钱、发粮，不管夫子。”这时适有几个真广西军官在商会要粮，也觉得诧异，同会长一阵出来，发觉这些广西官兵是假的，知道不好，拔腿就跑，假广西官兵就开枪，结果真广西军官都跑掉了，只苦了会长，身上连中几枪。假广西官兵捉了几个公役，逼着他们领路到县政府。这时，县长已听到枪声，正在查问，有人说：“‘立煌’消息不好！”县长大骂他造谣，话音未落，传达进来说：“门外有几十个广西官兵要见县长，要夫子。”县长一面骂，一面出来会客。传达不敢说什么，就对国民兵团副团长说：“来的人神气有点不对。”副团长连忙请县长回来，告诉他传达的话，说：“我去会他们。”县长嘴硬胆小，也就止了步。副团长提着匣子枪到前面来。假广西官兵等的不耐烦，已经到了二堂，一见副团长就开枪，副团长一面向后转，一面还枪，县长闻到枪声，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原来这些广西官兵是日本鬼子冒充的。顿时他们在城内动手烧杀抢掠，老百姓逃走也来不及了。好在鬼子急急退去，时间不长；只可怜固始老百姓无辜死伤了二三千人。鬼子以先头部队扫清前进道路，大队才随着缓缓地走，拉的民夫约二万多人，挑着胜利品，唱着“凯歌”，回到潢川。他们并且对夫子们说：“以后再进大别山，不必如此费事了，枪炮很重，以后只要带几根打狗棍就行了。从前听他们宣传，以为桂军怎样厉害，所以来了八百人；那知他们都是纸糊的人。你们回去带个信给他们，说我们很佩服他们，不是佩服别的，是佩服他们的好腿劲呢！”

“立煌”收复，百姓叫苦连天

鬼子走了，老百姓心里很高兴，以为收复“立煌”，大家可以重整家业了。哪知到家一看，混身冷了半截。原来日寇来时，桂军同保安队都躲进附近山里，听说日本人走了，都争先出山，见着东西就抢，见着妇女就奸。抢了之后，还加上一把火。这许多军队，把城里城外地下埋藏的物资抢光挖光之后，才拍电报向伪中央政府告捷，并且出壁报，庆祝“胜利”。省政府大小文武官员回到“立煌”，第一件事就是挖窖藏，正象俗话说的：“家猪不见，捉了野猪来还愿。”官员的窖藏被鬼子和桂军挖去了，

他们就挖老百姓的窖藏来赔偿。老百姓叫苦连天。结果挖自己的窖藏亦犯了法，被捕送官及因挖窖被拘留的人，只警备司令部一个机关就有一千多人，直至副长官兼主席李某回来后才释放。可怜几千老百姓，无罪坐牢，向何处叫苦？还有官家在杨家滩丢下的烟土，被一些穷苦的百姓拾去了，后经查出，有些人被弄得倾家荡产，有些人则被枪毙了。此次损失，除老百姓私人财产以外，仅公家即约在百亿元以上；而不少有枪杆的人则发了意外之财。

省主席李某得悉日寇已退出大别山，才由后方从容不迫地回来。到了安徽境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民众训话。在霍丘训话时，他说：“你们一向有淮上健儿之称，这一次鬼子来，你们怎么不打？”有的老百姓就说：“枪都被官兵缴了，拿什么打？”某主席回答说：“没有枪，铁锹锄头亦能打，拳头亦能打，十个拆一个，亦不该叫鬼子得了便宜去。”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就说：“你们抬着机枪大炮往山里逃，却叫我们空手打鬼子！”卫士大怒,说冲撞主席还了得，抓住要枪毙。某主席假作宽大，说：“愚民无知，不要理他。”后来有人传说，主席去后，这些冲撞主席的人被乡保长捉了七个，三个被活埋，两个被枪毙，两个倾家，云云。主席走进“立煌”境内，城内外全是破壁颓垣，有些墙壁上的标语颇耐人寻味。例如，某政治部的标语是：“谁烧杀大别山？此仇非报不可。”有人就在“谁”字下面添上“让他”二字，又将“不可”的“可”字改成“信”字。结果成了“谁让他烧杀大别山？此仇非报不信”。又有：“鬼子凶老广的腿更凶，鬼子大炮厉害也打不动老广的脸皮。”“你刮的地皮呢？鬼子笑纳了，不要紧，不要紧，安徽政权还在你们手里呢！”诸如此类的标语，到处都是。某主席实在不好意思，连忙招呼人把这些标语除掉。

某主席回来后，召开军事会议。陆参谋长主张扩大重建“立煌”。司令长官部建筑区域，周围有百十里，并禁止人民耕种居住。某民政厅长(注：指韦永成。)主张扩大市区，令人民重建砖瓦洋式楼房。你一句，我一句，兴高采烈，空话连篇。有士绅说：“人民无此力量。建而不守，不如不建。”某主席与一些高级官都不以为然，说：“我们打的如此激烈怎能说不守！”最后有人主张对外要尽量宣传战事如何激烈，打死多少鬼子；对内就说我军未遇着敌人，不是不打，因为没碰着，怎么打呢？一方面把头陷“立煌”的罪，都加在刘和鼎头上，说他拥兵不战，以致敌寇深入。当时某主席不同意这计划，还将他骂了一顿；后来想想无法，只好依他。所以当时外面报纸把“立煌”战事哄传得异常热闹，在“立煌”的人看了，只好鼻子里笑，肚子里气。一班桂系大小官员逢人就说：“桂军不是不打，是因为没有遇着敌人。”大家听了，谁敢说半个不字。有几个人背地说闲话：“鬼子在‘立煌”住了四五天，杀人放火，为甚么桂军躲在山中不打？路上遇着鬼子，为什么你们就避开了？”据说这几个人后来撤差的撤差，失踪的失踪。究竟还是某主席比别人“高明”些，把掘窖的一二千“罪人”释放了；被烧的居民，每家给四十几元滕济费；又尊重多数士绅的意见，因陋就简地重建大别山；刘和鼎的罪加不上，就不洲了，全部加到警备司令丘清英头上。后来某主席因为怕丘到“中央”说出真情，所以“中央”屡次叫丘某去重庆，某主席都不叫他去。

某主席因舆论交责，自己的珍玩又大都损失了，烟土也丢了二十余担，十分冒火，便借口某科长不搬移卷宗，将他看管起来。又将刘和鼎召至“立煌”，要加他的罪。刘的老表张某(原注：据说刘和鼎和张义纯是中表弟兄。)，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向伪中央报告，也将失陷“立煌”的罪全推到刘的身上。刘至“立煌”，某主席责备他不听调遣，刘亦不示弱，当面质问：“‘立煌’的伤兵有多少？在什么地方？滕家堡求救电如雪片，何以不复？敌人分兵进犯‘立煌’，有电报通知，何以不堵截？”他也要向“中央”报告打官司。李某只得罢了。但他的老表张某却非常恨他，打了多少电报到“中央”告状。结果，“中央”反把张某撤差；老广又对张某暗中踢了两脚，说他“处理无方”。至于保安副司令陈某(原注：指陈维沂，安徽人。)，因是某副总长(原注：指白崇禧。)的党羽，平日假清高，“立煌”失守，当然要负相当责任。某主席一派官话，责了刘、张，自非责陈不可。这位陈副司令来头大，后台硬，不但不认罪，反说：“保安队都是新兵，没有训练，下级军官都是广西人，言语不通，虐待新兵，听说敌人来了，这些军官首先逃跑。尽管如此，保安队守的地方，毕竟还放过几枪，打伤过几个鬼子。可是桂军一遇着敌人就藏到大山里去，不但不打，还奸抢焚杀……”某主席大怒，说：“你的话有证据吗？你如此侮辱本军名誉，这还了得。”陈副司令也不甘示弱地说：“奸掳焚杀是事实，事实就是证据。当时没跑的老百姓谁敢说话？又没有照相机，就有,谁又敢照他们？我希望主席不要护短！”某主席无言以对，只好不了了之。

某主席接受了一些人的意见，叫各县征工征料，重建“立煌”。于是省里规定要一个，昙里就要十个，区乡就要一百个,从上到下，层层加码，层层剥削，搞得鬼哭神嚎。军事部门凭省武力一面直接向区乡要人要料，同时又向县里要工料。虽然盖的是草房，却互相竞赛，式样翻新。文武官员经过这次变乱，无不感觉到金钱和性命最宝贵，一心图享受。加之某些掌权大员倡导说：“桂人万里从军，离家年久，财色方面不能不予以通融，希望安徽人原谅！”又说：“不为功名金钱，人家来安徽干什么！”这些话，在桂系中被奉为“至理名言”。从此以后，他们在安徽的贪污、掠夺，就更公然不讳了。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一辑(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