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韩国再度拉响人口警报。

当地时间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式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 ，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低出生率问题解决为止。“如果不扭转低生育高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此番言语像极了当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针对本国人口危机的愈演愈烈而高声呼喊的“国难当头”。而眼下韩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困境，甚至比日本还要严重。

曾几何时，韩国也是“人丁兴旺”。韩国统计厅数据表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年均新生儿数量在90万名左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指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态势，近些年更是加速下滑。

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40万大关，2020年跌破30万，2022年跌破25万。而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韩国新生儿数量只有约23万人，总和生育率更是仅有0.72，双双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与之相应的，是韩国总人口数量的连续减少。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公布的《2023年末居民登记人口统计》，2023年韩国居民登记人口为5132万人，比前一年减少11.3万人，降幅为0.22%——这是2020年韩国首次出现人口减少以来，连续第4年出现人口数下降。从性别来看，韩国男性为2556万余人，数量连续5年减少；女性则为2575万余人，数量连续3年下降。

持续多年的低出生率叠加人均寿命的逐年延长，让韩国经济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韩国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70岁以上人口增至631.9万人，同期20岁年龄段人口降至619.7万人，70岁以上人口规模超过20岁年龄段人口为韩国历史首次，可谓不折不扣的“老年人国家”。另外，2023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增至9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已逼近联合国认定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按照目前的进度看，可能明后年的韩国就能确认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受人口出生率低迷影响，韩国的小学已经开始扛不住了。

韩国教育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近1/4的小学在校生数量不足60人，约1/10的小学在校生甚至不足30人；而《韩国时报》援引相关数据报道，在韩国的6175所小学里，2023年有1424所在校生数量低于60人，占比约23%，这一比例比20年前的2003年大约翻了一番。

这一系列数据，让我想起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发表过的一个观点：“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而今，他的预言仿佛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难怪韩国总统尹锡悦会如此担忧焦虑，不是没有道理。

韩国人之所以生育意愿如此低迷，部分原因，要归于生育观的改变。

一方面，“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早已不复存在，在竞争激烈的韩国社会里，如果孩子长大不能立足，就有可能成为父母的累赘。为此，父母势必要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待让孩子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可若是多生一个，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这样，农业社会的“多子多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子多负”，而“少养精养”的方式已备受韩国大多数家庭追捧。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韩国女性中的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逐年扩大。这群现代女性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故越来越多的女性抛弃多生育子女的“光荣传统”，开始以少生甚至不生孩子为优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生育观念的改变并不是韩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各方机构的调查结果来看，那些不想生孩子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理由，那就是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电影《寄生虫》，这部202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深刻地讲述了韩国底层人士同富裕阶层之间宛如天堑一般的巨大贫富差距与阶级鸿沟，也让很多人看清了这个国家无比割裂的真实社会面貌：在富人越来越有钱的同时，贫困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中产阶层人口规模亦是一再缩减。甚至还有韩国学者表示，这种两极分化已然成为了一枚“定时炸弹”。

问题的根源，便在于韩国的财阀当道。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韩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经济腾飞，采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举全国之力扶持了几个大型企业，并以此大力吸引来自全球的资金、技术与产业转移，促进对外贸易，局面被迅速打开。不过随着这些大型公司的不断并购扩张，他们已然渗透至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垄断并控制了韩国经济。

有数据显示，仅是三星、LG、SK和现代四家巨头拥有的资产规模就达到了韩国总资产的1/4，销售额也占到韩国所有企业总销售额的20%以上，这比曾经的“香港的四大家族”更甚。于是，世人开始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财阀。

很显然，在财阀阴影笼罩下的韩国，年轻人想要拥有光明的前途或是拿到不错的薪资，几乎只有“削尖脑壳”地加入财阀控制的大公司这一条道路，因为其他中小型企业根本看不到希望也没什么钱可赚，进不去大公司，基本就宣告了阶层跃迁的失败。

但现实却是，能加入大企业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于是韩国百姓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穷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自顾尚且不暇，当然也就没有心思将生孩子的事情提上日程。

更有甚者，昂贵的子女养育费也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2023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韩国是全球育儿成本最高的国家，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约为3.65亿韩元（约合190万元人民币），意味着每个孩子每年需要花费约2000万韩元。而韩国雇佣劳动部的统计结果表明，韩国一名公司正式员工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这就意味着养育一个孩子，每年要花掉的钱超过一名普通员工年收入的近一半金额。

需要注意的是，4100万韩元是平均工资，若是考虑到巨大的贫富差距，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甚至是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在韩国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大得多——更何况，这些统计还没将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花销计算在内。

生活重压如此，韩国人活着都要竭尽全力，又怎能有兴致去生孩子呢？

韩国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为了阻止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的持续蔓延与恶化，韩国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早在1994年，韩国政府就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并于2004年开始推行奖励生育的人口政策；2005年，时任总统卢武铉设立了“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委员长；2006年起，先后制定实施了第一个( 2006 ~2010年) 、第二个( 2011~2015 年) 和第三个( 2016~2020 年) “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五年基本计划”。

此外，根据韩国总统尹锡悦的说法，韩国政府在过去的16年内投入了280万亿韩元（约合1.46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生育，超过韩国一年GDP的1/10。而近些年，韩国政府对生娃家庭的激励幅度，已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有媒体做过测算，如果当前尹锡悦政府对生育福利的计划可以全部兑现，那么2024年生孩子的韩国一孩家庭，在孩子出生的头两年内，将最多得到总共6620万韩元（约合34.6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

相比于韩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的2022年，这一阶段的现金补贴提高了30%。其中包括，孩子出生就立马获得的200万韩元，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第二年每个月50万韩元，以及父母双方休满一年带薪育儿假的每人2310万韩元补贴。

不过在孩子年满两岁之后，韩国生育激励政策的重心就转向了非现金的优惠待遇，即便加上孩子上学到18岁的其他补贴，韩国一孩家庭领取政府现金补贴的极限也一般在7000万韩元（约合36.5万元人民币）左右。

如此看来，韩国政府对生育的激励似乎已经足够丰厚。但相比于高昂的育儿成本，这些生育补贴却显得杯水车薪。按照前文提到的，韩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约为3.65亿韩元，而韩国政府的现金补贴仅能覆盖韩国育儿成本的不到20%。更何况，韩国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迷茫和不自信，绝不是依靠政府补贴就能够得到改善的。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韩国如此努力刺激国人的生育，却依然没能从泥潭之中走出来。

有意思的是，在人口出生率接连下滑之际，韩国养宠物的家庭却越来越多。有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有超过550万个家庭、1200多万人在饲养宠物，养宠物人数接近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可能恰恰反映出韩国人内心的无奈：与其生个娃，倒不如养只宠物来得实在。

但是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的韩国人都不想生娃。

曾有一家韩国媒体在对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相比于不爱生娃的低收入人群，韩国高收入的富人生育意愿依旧强烈。另有新闻报道，去年首尔25个自治区的新生儿数都在减少，而江南区居然还多生了280名新生儿——要知道，江南区可是首尔东南部最著名的富人区，这280个新生儿“投胎”得很成功，父母都是不差钱的主。

生育问题，真的只是生育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