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抗日游击队

顽军恶毒强令游击队袭击八路军，游击队将计就计，趁机投奔八路军

1937年12月27日，日寇唾手占领济南城，继而又占领长清、肥城、泰安等地。亡国的灾难重压在人民头上。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在徂徕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给山东人民带来了希望。从此，抗日的烽火燃遍齐鲁大地。

1938年1月24日，洪涛、黎玉、赵杰等率徂徕山起义队伍来到泰安郊区东良庄，时间虽短，却播下了抗日的种子。

起义队伍走后的第三天上午，侵占大汶口的日军宾野中队来到东良庄。守门的群众见鬼子来了，立即紧闭关闭寨门，拒敌于寨外。

为保卫村庄，村民推举赵一川带领全村群众与鬼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敌强我弱，东良庄群众抵挡不住，赵一川带领七八十个青壮年冲出村，上了徂徕山。

不久，这支队伍与王明震、薛子超拉的一支队伍会合，成立了一支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在徂徕山西侧一带活动。游击队紧紧地和当地群众连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使汶河以西的特务、汉奸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易到汶河以东骚扰。

这支游击队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到二百多人，一百七八十条枪，成了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但这也引起了某些顽固派的嫉妒。这帮家伙采取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要把这支队伍拉过去，或是吃掉。为此，赵一川等领导率部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明震上山不久，特务头子康泽在泰安的爪牙、“光复军”头头陶某，以支持王明震为名，派十余人携带枪支参加王的游击队，企图用感情拉拢和武力控制的手段把王明震拉到“光复军”去。

陶某是个有名的土匪，心狠手辣，贼心莫测，王明震对此人早有警惕。对于陶派人参军，游击队采取的办法是，既然人来了，暂先留下，以示团结抗日。陶某也曾向赵一川、薛子超讨好，但两人对他敬而远之。

当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陶某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还可以欺骗一部分群众，如果游击队明显地与陶作对，不利于团结抗日，群众也会因此产生怀疑。

国民党泰安县党部委员刘某，与赵一川有师生之谊。一天，刘某闯上徂徕山，借叙旧情，企图说服赵一川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收编这支游击队。对此，赵一川与王明震、薛子超研究了对策，决定由赵一川与刘某洽谈。

刘某说国民党是正统，蒋委员长在抗日，全国应服从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赵一川即以“九一八”事变，一枪不发让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东北三省的事实，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赵一川说：“当前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应放弃独裁专政，让人民起来抗击侵略者。”继而阐明了态度：“谁真正抗日救国，我们就拥护谁，谁妥协投降，我们就反对谁。什么‘正统’‘上司’，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在谈到党派问题时，赵一川说：“至于党派，国民党应接受历史教训，十年内战，打得民穷力弱，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难道那些迷信权利的人就敢当民族的罪人？”

刘某理屈词穷，只是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应当团结抗日......”

为了缓和气氛，赵一川说：“你是咱泰安教育界的名流，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比我清楚得多，应当说服那些有野心的人，不要再搞权力之争，应当顾全大局，团结抗日。”

一席对话，说得刘某哑口无言，只好以“以后再谈”做了下台阶。

游击队的几位负责人认为，这些事一而再发生，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对这支游击队不怀好意，刘某、陶某这些人还会策划新的阴谋，因而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

1938年5月下旬，赵杰、程鹏率部来到徂徕山西北侧的南上庄一带。这时，国民党游击梯队司令鲍峄山送来一纸命令，要游击队袭击赵杰、程鹏率领的队伍。赵一川等人一致认为，这是鲍峄山借刀杀人、一举两伤的阴谋诡计。鲍的意图就是挑拨两支队伍打起来，不管结果如何，对他都有利。

但这不过是鲍的黄粱美梦，大家对鲍峄山一伙早就有所认识，已把他的黑心肠看得透穿。于是赵一川等人，决定来个将计就计，把队伍拉到南上庄一带，与赵杰、程鹏的队伍会师。

这支游击队在扩大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社会上层人物，这些人赞成抗日，但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疑虑。总之，队伍成分较复杂，思想也不尽一致，如果公开地提出与赵杰、程鹏的队伍会师，可能会遇到一些人的反对。

赵一川、王明震、薛子超三人分析一番后，跟队伍说，大汶口敌人增兵，游击队须向徂徕山西北侧转移。

当夜，赵一川等把队伍拉到邓家庄，置于赵杰、程鹏部队的控制之下。接着赵一川等人与赵杰、程鹏接上关系。

大家磋商之后，把这支游击队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二团三营，由王明震任营长，薛子超任副营长，赵一川任参谋长。

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在四支队的领导下，转战南北，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