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林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11月 7日，我54军130师在师长董占林指挥下，向瓦弄印军主力第四军发起全线阵地攻击。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130师经过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11旅旅直分队等部共1200多人，使号称参加过二战，曾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印度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中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 "瓦弄大捷"。）
董占林（右三）在瓦弄前线，后持枪警卫者为何其宗
1962年10月8日晚，当我带着摸爬滚打一天的疲劳回到野营驻地一个老乡家里时，机要参谋急匆匆地给我送来一份特急电报。接过一看，原来是总部下达的准备赴中印边界作战的预先号令。我的心里一阵激动，顾不上擦一把汗，就立即把总参的号令通报给各团，脑子里马上就被如何集结部队、搞好动员、组织开进、这个仗怎么打等等问题塞满了，当晚几乎通宵未合眼。
接着，我就同军参谋长韩怀智等领导同志一起，被召集到成都军区，军区黄新庭司令员、郭林祥政委对我们当面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只准打好，不准打坏”。我既感到任务光荣，更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10月10日，我师正式接到了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进军命令。当时，师里没有政委，我多么希望此时能给我师配上政委，免得我一个人“独撑一面”呀!可是，上级没有配上政委，我只有挑重担了。此时，我们师三九团在川北巴中，三八九团在犍为地区的生产基地开荒生产，必须马上集结起来，由生产转入打仗，各方面的工作都十分紧张。为了抓紧时间，我们采取边集结、边动员、边补充、边调整、边组织的办法，在48个小时之内，就将分散在各地的最远100公里，一般30至40公里外的100余个生产点上的部(分)队全部收拢集中。只用了一周时间，就从思想动员、武器装备、作战物资、生活给养等方面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
10月20日，全师部队便先后由雅安、夹江、犍为出发，乘车开赴西藏。
我和副师长范朝运、董崇仁，副政委刘润泉、张示心，参谋长赵福顺，政治部主任杨永汉，后勤部长吴振坤等领导同志一起，率领摩托化的师主力，沿着崎岖的川藏公路，冒着高原寒流，战胜路险、弯急、车多、车况差等种种困难，昼夜兼程地向喜马拉雅山麓急进。
二郎山
我们的车队驶过高耸入云的二郎山，跨过泸定桥，再接着就是翻越折多山、雀儿山、矮拉山、雪积山、达马拉山、卡几拉山、加皮拉山等一座接一座的大山。在傍山险道上，驾驶员眼都不敢多眨一下，常常紧张得从座位上直起身来，盯着车前的险路驾驶。我们在车里吃、车里睡，两个驾驶员轮流休息，这支钢铁洪流越高山，跨深沟，势不可挡地急行10余天，行程近 2000公里，终于顺利地从四川腹地到达西藏边陲。
泸定桥
10月28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着各团团长和司令部机关作战、侦察、通信等部门的参谋人员，乘车先行一步，赶到了离拉萨500多公里的扎木兵站，准备去西藏军区受领任务后，尽快带领部队开进到预定作战方向达旺地区。天黑下来了，在兵站同志们的热情照顾下，我正打算好好休息一夜，以解除一路行车颠簸的疲劳，这时兵站的电台转来了总部给我师的特急电报：“着调一三〇师迅速攻歼瓦弄之敌!”
这醒目的电文标题像千钧巨石，一下子加重了我肩上的担子。情况很明显，这一道命令就决定了我师将脱离西藏军区的直接指挥，在独立方向上，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要在得不到友邻部队配合的情况下，突然改变作战方向，扭头向东南转进，去歼灭瓦弄之敌。我们不了解当面敌情，也不了解地形等情况，从组织指挥到后方补给，一大堆新情况摆在面前。这一夜，我的疲劳早已自消了，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能指望别人了，一切都要靠自己抓紧时间开展工作，不然的话，完不成任务，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我当即就向师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了总部命令，并电告各团政委，预定30日晚在然乌召开师党委紧急会议。
29日拂晓，我们一行人离开扎木，顺原路返回到然乌湖公路岔路口，挡住了正向拉萨行进的部队，调头向察隅方向急进。在30日晚召开的师党委会议上，党委进一步统一了认识，重新研究制定了行动方案。
当时，为了指挥瓦弄方向的作战，西藏军区决定组成由我任组长、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进武同志任副组长的瓦弄前线指挥组，负责指挥我师，以及已在察隅边防前线的昌都军分区一五三团加强营、军分区独立营等部队。
师党委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又带着由师机关部分人员组成的轻便指挥所，以及各团团长，乘汽车先行出发，沿山谷里的简易公路向察隅县前进，预定在察隅县城南边的古玉通和昌都军分区的郄司令员会合。汽车在崎岖而狭窄的山路上颠来颠去，加上昌都军分区前送后运的车辆、骡马来往不断，常常在那些险隘弯道上堵塞起来，影响车辆通行，使人心急如火。
10月31日，我们走了一天，原想连夜赶路，不料在一个傍山依崖的险要山口被堵住了。原来是昌都军分区的一辆大卡车横在公路上，一个车轱辘悬空在崖下，大家想了各种办法也拖不上来，阻塞了通道。天已经大亮，已是11月1日的早晨8点多钟，堵车已有整整10个多小时，我看着前前后后不断拥来的车辆、骡马队，十分着急便大声命令：“赶快把这辆车推下崖去!”横在公路上的“死车”被推下山崖，这条运输线又活了起来，我们也于当天赶到了这条公路的尽头——吉公。
吉公再往南就没有公路了，只有盘延于山谷中的小路。这里离察隅县城还有数十公里路，于是，我们又换上乘骑继续赶路。为了争取时间，一路上顾不得休息，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吃一点干粮。骑马走了一天，到下午4时才走到了离察隅县城20多里的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地区的地形图)，一五三团的参谋长来接我们。在这丛山峻岭中相逢，同志们格外亲切，吃着一五三团的同志带来的煮皮花生和熟鸡蛋，一天的劳累减轻了不少。下午6时左右，我们赶到了修建在察隅河东北岸山坡上的边陲小城——察隅县城。
11月3日一早，我们又继续向南前进。经过一整天的骑马和徒步行军，到快天黑时才赶到昌都军分区郄司令员的指挥所。
这个地方名叫古玉通，原来是印军的一个据点。印军阿萨姆步枪队前几天才撤走，留下了印军军官住的木板盖的房子和士兵住的洋铁皮盖的营房。
郄司令员也是一位经过革命战争长期锻炼的老同志，他热情开朗，性格直爽，我们俩一见面就像久别相逢的老战友一样谈到了一起。从郄司令员那里，我了解到了印军的大概情况，但敌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当我提议明天拂晓前去前沿看地形时，郄司令员十分赞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战役打响的前夕，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敌情、地形，然后才谈得上我军的部署和行动方案。
11月4日拂晓，我和郄司令员带着各团团长和机关作战、侦察、通信科长等参谋人员，一行20余人，一大早就骑马从古玉通出发，经航堆，向印军前沿走去。
我们过了航堆，太阳已经老高了，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并开始爬山了。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由骑马改为徒步行走。下午1时左右，我们来到离敌人阵地前沿2000多米的曲嘴西北面的半山坡上。这一带到处都是杂木，荒草丛生，有的荒草没过头顶。
我隐蔽在一丛灌木旁边，一边听着一五三团干部的介绍，一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前沿的情况。我问一五三团的同志哪几个山头有敌人，哪里没有敌人，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回答含含糊糊。我想，连敌人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这个仗怎么打!一边想着，一边爬到前面的山上去观察。
瓦弄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西北与我察隅地区相连，是个高山、峡谷密林区，又是个地震区。瓦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当地至今还遗留着清朝时代用中文篆刻的石碑，山民们都知道自己是“汉藏政府的差民”。但是，印度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严正警告，采取逐步蚕食的办法，侵占了这块我国人民休养生息的故土，到处筑起营垒哨所，甚至以此为跳板，继续入侵我内地。
当时驻瓦弄地区的印军第十一旅，下辖4个步兵营、两个七五榴弹炮连(8门七五榴弹炮)，和两个107重迫击炮连(12门107重迫击炮)以及工兵勤务分队各一部，共约2000余人。第十一旅是印军第四师“王牌”部队之一，也是印军首脑梅农、考尔起家的部队之一，具有相当的作战经验和战斗力，据说4个营中有3个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军官和20%到30%的士兵曾在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与德、日军作过战。加之，印军从1942年开始在瓦弄地区设防，盘踞此地已有20多年了，对地形道路和自然条件熟悉。而我们长途跋涉，远道来战，又是山地攻坚。显然，敌人虽是不义之师，又在兵力上少于我们，但其它方面却占有不少优势，的确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
瓦弄地区的山势、地形在我的望远镜里展示着，我给它归纳了 12个字：山高、谷深、坡陡、林密、路险、水急。只见我们的正面是一座高过一座的山峰，一般都在海拔 4000米以上，比高一般为1500米左右，有的高达3000米，山顶白雪覆盖，终年不化，直耸云天。由北向南流的察隅河从敌人阵地中间穿过，河两岸向东、向西逐次上升，一座山比一座山高，在河谷底下不仰着头就望不见天，深谷幽暗，山势陡峭，坡度可达60-80度，而且多有断崖、峭壁，很难攀登。察隅河纵贯南北，河面宽百余米，窄处数十米，水深2米以上，流速每秒达3-5米。而且，由于喜马拉雅山区的雨季特点，河床被千百年间奔腾的山洪冲刷成高达10米至30米的河槽，如刀砍斧削，几乎成90度直角，令人望而生畏。这种地形不易架桥，更不能徒涉，除瓦弄、敌能之间有一条溜索可以通行外，仅个别地方可通橡皮舟。沿察隅河两侧，是深谷交错，构成一道道天然屏障。
察隅河
我的视野在道道沟谷、座座山峰间仔细搜寻，想从中看出些敌人的蛛丝马迹，但是，只见这一带森林密布，荆棘丛生，海拔3800米以下的地区，遍布高达数十米的原始松杉，林间灌木、杂草繁茂，几乎看不到敌人的布防情况。山岭上没有道路，陡峭难行。据介绍，进入瓦弄再向南走，一直到传统习惯国境线上的沙木维尔地区，只有一条傍山险路，尤其是曲嘴附近还要穿行百余米的崖下栈道和木梯。在这样险要的地段上，不要说有敌情，就是单人轻装行进，也得小心翼翼，否则掉下山崖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再向东、西两侧更远的地方望去，只见白雪盖山，直冲云端，没有可以翻越的山脊以实施更大的战役迂回。
“看样子，非得从面前这道易守难攻的屏障中砸开一个缺口才行!”我在心里暗暗盘算。昌都军分区前沿部队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敌情，但他只知道曲嘴这里有敌人的前沿阵地，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纵深地形却不清楚。我问曲嘴向西阶次而上的各个高地的敌情和察隅河东那座山上有无敌人，以及瓦弄腹地的敌情时，谁也回答不上来。战斗打响之前，连敌情还搞不太清楚，这可是要命的事。
我坐在草丛里，眼盯着面前这座座山峰，一言不发地苦苦思索着。这时，曲嘴附近的敌人似乎发现了我们这边山头上有什么动静，开始零星地向我们这个方向打起炮来。重迫击炮弹“空嗵、空嗵”地在我们周围的山坡上爆炸着，有的炮弹就落在离我们100来米的地方。这时，太阳正直射在这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山谷里，就像闷在蒸笼里一样。我在近一人高的草丛里，心里就像包着一团火，头上、背上的汗珠一串串地往外冒，我干脆把军衣脱掉，只穿着一件蔚兰色新衬衣。
见敌人打炮，同志们都建议我往后山退一退，为了便于观察，我坚持不往后走。为了我的安全，师机关的同志要我把军衣穿上，说是蔚兰色衬衣容易暴露目标。我明白同志们的好心，但当时我心情迫切，天气又格外闷热，情绪不免有些急躁，就气冲冲地讲道：“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我一不走，二不穿衣服，炮弹要是砸到我头上，就算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一句话没说，脑子里却像奔流直下的察隅河水。
部队怎样部署？主攻方向在哪里？怎样才能越过这丛山峻岭的障碍？怎样才能把敌人的防御阵地撕开一个缺口？怎样才能全歼瓦弄之敌？
……一连串的问题都要我迅速作出解答，而又出不得半点差错。我仔细观察着，反复思索着，脑子里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决心。
进攻战斗首要之首要的关键问题，是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我认真分析地形，判断敌人的主力是部署在河西的，因为敌人旅部和飞机场都在河西。在敌人从东到西约1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察隅河天然分割两岸，敌正面防御力量肯定很强，而侧后因为山势险峻，可能稍弱，各支撑点间隙也比较大。如果从正面强攻，一来伤亡会很大，二来敌人被我突破防御后，也可以很快回撤逃跑，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因此，我设想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以一部兵力和重火器对曲嘴前沿之敌进行正面攻击的同时，主力沿西侧山脊进行战役迂回，迅速对敌人沿河谷部署的各支撑点实行居高临下的突击，直插敌翼侧和瓦弄腹地，以此达到断敌退路，分割围歼目的。
那么把突破口选择在什么地方合适呢？放在河西曲嘴敌前沿附近行么？这地方是一道棒槌式的山梁，比高800米左右，靠河岸是绝壁栈道，就像是呲牙裂嘴的“老虎嘴”。前不久，我昌都军分区一五三团一个连在追击古玉通、航堆撤退的敌人时，就在这“老虎嘴”前面遭到敌人炮火和地雷的杀伤，受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显然不行。
最西侧是高耸入云的山峰，更没有攀越之路。最后，我选定了敌人前沿西南边的那座被我们编号为“05”高地的山峰。从正面来看，“05”高地是最高的山，对曲嘴一线成居高临下之势;从纵深来看，又可以顺山脊而下，向东南实施迂回。
我觉得，“05”高地如果被敌人占领，将是其阻止我攻击的硬钉子。如果为我所攻占，又会成为突破敌整个防御体系的钢楔子。就目前情况看，这座山峰与敌人的前沿紧相连接，上面有没有敌人不清楚，但它是我军可以突破敌人前沿阵地，插入敌纵深的唯一缝隙，必须占领。
接着，我同郄司令员简单地交换了意见后，就用手指着西南方向的这座山峰对三八八团成德禄团长说：“叫你团姜显臣副团长带一个连和侦察排今晚就抢占这座山，如果山上没有敌人，就在这座山上隐蔽下来;如果有敌人就利用夜暗强攻，抢占后要坚决固守。这座山对我们这次战役极为重要，只有把这座山控制在我们手里，师的主力才能从这里上去并迂回到瓦弄侧后去。否则，只能从正面进攻敌人，而不能迂回包围敌人，那我们的进攻就非常困难，伤亡就太大了!”
这时郄司令员说：“董师长，你们的部队还没有到齐，又很疲劳，还是让我们的部队先上去吧!”我同意了郄司令员的意见，决定由姜显臣副团长带一个侦察班和一部电台，跟随一五三团三连先行攻占“05”号高地。
姜副团长的任务是深入瓦弄地区以西，把敌纵深的地形和兵力部署进一步侦察清楚，对我们根据二十万分之一的不大准确的旧地图堆制的沙盘进行核实，并且对各个山头进行现地编号，“05”高地就是姜副团长这次现地编的代号。直到这时候，我的心里才感到踏实了点，只觉得肚子饿了，从警卫员那里接过干粮和水壶，坐在地上吃了起来。下午4点多钟，我们一行人踏上了归途，直到当晚11时才返回古玉通。尔后，师在战役集结位置的指挥所就设在此地。（待续）
作者简介
董占林，1923年11月8日出生，祖籍河北省涞水县西水北村，籍贯北京市房山县镇江营村。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战士、班长、测绘员、排长，第16军分区侦察参谋、连长、县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辽西纵队22旅65团副团长、16旅48团副团长、东北第8纵队23师69团团长、四野45军134师400团团长、四野45军教导大队大队长。1952年至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2月任54军130师副师长、师长，1966年2月任54军副军长，1969年任陆军第11军军长，1979年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80年任陆军第47军军长，1980年12月至1990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授予中将军衔。
1982年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2年当选全国八届人大代表、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著名的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仗广西平而关战役。一生参加并指挥过上百次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