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日本讲谈社出版的《水墨美术大系》中，首次发表日本京都大原美术馆收藏的《五牛图》。在与故宫版《五牛图》进行对比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米泽嘉圃提出了六个论点，推断日本版《五牛图》为宋代摹本，且是最接近原画的一版。

198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铃木敬在《中国绘画史》中，引用了米泽嘉圃的论点，进一步提出中国版存在的两个疑点，并认为中国版是元代以后的拙劣摹本，日本版才是最接近原版的宋本。

面对日本专家的质疑，中国方面一直没有作出回应，直到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教授在《晋唐宋元卷轴画史》中，对日本专家的论点作出了简单反驳：“以为绢本早于纸本的看法缺乏说服力”。除此之外，并没有详细论述，显然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很难让日本专家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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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五牛图》，到底是真是假，为何日本专家会质疑中国版？

《五牛图》，中国唐朝传世名画，作者是唐中期政治家韩滉，其在唐德宗时期官拜宰相，封爵晋国公，父亲是唐开元时期著名宰相韩休。

《韩滉像》程怀立(南唐)

该画最早记载见于元代《云烟过眼录》，先后于元朝、明朝有过现世，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该画进入到清朝宫廷，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时流失到海外，后被香港汇丰银行吴蘅孙购回。

上海汇丰银行老照片

1952年，吴蘅孙因濒临破产拍卖私人收藏，其中就包括这幅《五牛图》。当时一位非常了解此画的爱国人士向周恩来总理写信，详细介绍了该画所具有的重大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并表示由于自己经济能力有限，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出资收回国宝。

经周总理批示，文化部最终以6万港元将其拍回，至此颠沛流离了半个世纪的《五牛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大陆，回到了紫禁城的土地。

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展览中《五牛图》布展现场

日本版与中国版最大的不同有三点，首先是画作的材质上。中国版为纸本，日本版为为绢本。虽然早期关于《五牛图》的记载中，并未提及画作材质，但唯一出现“绢本”字样的只有明朝《清河书画舫》，而这部书中所记绢本并非作者亲眼所见，只是听说传闻，不足为据。

《清河书画舫》张丑（明）

第二点不同是画面。日本版比北京版多了一丛灌木，除第一头牛后均有一丛灌木外，日本版在中间那头牛后加画了一丛灌木，这也是米泽嘉圃质疑中国版的一条重要依据。

米泽嘉圃认为，如果没有灌木是省略，有灌木是补足，那么两者都不会是原本。整幅画里中间那头牛因为是正脸所以尺寸较小，原作者应该是为了增加补景而画了灌木的。中国版由于牛与牛之间距离较短，临摹者是不得已删除了灌木，所以综上所述，日本版在图形上更接近于原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系主任蔡星仪认为并非如此，首先第一头牛旁的灌木是对牛习性的描写，是牛在灌木上摩擦蹭痒的写照。其次第一头牛旁的灌木与第五头牛的缨络是相互对应的，符合整幅作品的对仗，灌木绝非陪衬和空间填补。

第三点不同是题跋和印记。题跋是书籍、绘画上面的文字，写在前边的叫做“题”，写在后边的叫做“跋”。题跋可以反映出作品的很多信息，《五牛图》也不例外。

中国版《五牛图》题跋

由于年代久远，该作品在12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无数藏家之手，最为著名的是南宋晚期，身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和清朝的乾隆皇帝。

中国版上历朝历代的题跋清晰可见，尤其是赵孟頫的三次题跋，更是讲明了画作在61年（1291年-1352年）时间里的易主经历。而这三次题跋也出现在历朝历代关于《五牛图》的著录中，被后世称为“赵孟頫三跋”。可同样是《五牛图》的日本版上，却没有“赵孟頫三跋”。

中国版《五牛图》赵孟頫三跋（宋）

印记方面，按照《五牛图》传世经历，无论是南宋高宗的《睿思东阁》大印、《绍兴》联珠小印，还是乾隆皇帝的鉴藏印，都与现存其它传世真迹上的印记相同，并非后世伪印。

中国版《五牛图》乾隆题诗（清）

而日本版上独有的《招抚使印》，本应是金兵破临安时，查抄南宋内府收藏所钤盖之印。可同样经历了该事件且流传至今的《自叙贴》《宋帝后妃像》《为甥张大同书卷》等作品上并无该印。且一些已经证实是晚明出现的摹本上，出现了类似风格的伪印，所以据此来判断日本版较早不足为信。

《招抚使印》（金）

米泽嘉圃认为，中国版上的题跋和印记，只能说明该图的流传经过，不能证明是原作。而1977年中国版在重新装裱时进行的取样分析，则为中国版提供了又一有力支撑，这就是《五牛图》绘画时所用的桑皮纸。

中国古代造纸术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原料的使用上，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早期造纸时所用原料大多为麻料，所造出的纸张粗厚生涩，用于书法尚可，用于作画则不够顺手。

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的传统造纸

到了隋唐时期，熟纸技术逐渐普及起来，通过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等手段生产出的熟纸，平滑而少纤维，是书画家的最爱，这就是著名的唐朝硬黄纸。

这种纸由于工艺复杂，在唐晚期已是非常名贵的用品，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硬黄纸更是成为价逾百金的“纸中贵族”，极为稀少。

《五牛图》纸张分析报告显示，所用纸张面呈黄色，表面平滑，纸表有蜡层，纤维材质为桑皮，纤维束少，纤维分散性较好，符合唐朝“硬黄纸”的时代特征，具有防蛀抗水、千年如新的特点。

中国版《五牛图》韩滉（唐）

综合画面、题跋、印鉴，纸张，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版《五牛图》是晚唐时代作品。日本版则缺少有力支撑，尤其是画面上伪印的存在，更让其显得有些来历不明。

中国版《五牛图》自购回后一直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直到1977年经过修复装裱后，千疮百孔的《五牛图》才焕然一新，重新回到了民众的视野。

虽然中国版仍存在争议，如没有史料中记载的宋徽宗题字，但多个证据还是能够证明中国版《五牛图》是韩滉的原本，并非摹本。毕竟我们不能请韩滉亲自前来辨认，但至少中国版绝非日本专家口中所说的“拙劣”之作。

参考文献：

[1] 蔡星仪. 两卷《五牛图》考辩[J]. 中国书画, 2007(09):58-66.

[2] 杨光. 《五牛图》:宰相画家的传世孤本[J]. 湖北档案, 2016.

[3] 韩滉.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五牛图》[J]. 中国地名, 2009, 000(002):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