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也叫做《东方见闻录》。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经历，首次向西方人展现了中国的繁华富饶，享有“世界第一奇书”的美誉。但是自从此书问世以来，许多学者就不断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在阅读这部著作并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据史书记载，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他于1271年随父亲与叔父来中国，1275年5月到达蒙古国的上都。从1275年至1291年17年间，马可波罗一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供职。归国后，他因参与本邦威尼斯对热那亚人的战争被俘，在狱中通过他的口授，由同狱的比萨文学家鲁思梯谦笔录，即成为流传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至今已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在我国就有七种之多），成为风靡一时的“世界一大奇书”。至今已有五六十种不同的版本。书中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的情况，其中尤以第二卷记载的中国部分最为详尽，诸如元初政事、战争、宫殿、朝仪乃至中国名都大邑的繁荣景象，记载翔实，引人入胜。如游记里写到的一种能燃烧的“黑色石块”，显然指的是煤炭。马可波罗把这种在中国早在汉代就开始使用的燃料知识带回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大为惊奇。他的书中介绍许多奇异的知识，为欧洲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窗户，无怪乎人们要说，马可波罗“替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然而，却有人公然质疑，认为马可·波罗从来没到过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国最为典型的象征。而《马可波罗游记》却始终没有提及长城的只言片语。这就引起了人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的怀疑。有的人认为，在欧洲人眼里的长城应该是明长城，因为它是现在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长城。但在明代以前，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可能马可波罗看到的长城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2、此外，《马可波罗游记》也从未提起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中医、茶叶和汉字（书法）、筷子等中国典型的象征物，这也值得怀疑。但有人反驳说，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主要与蒙古人相处，不了解汉族文化习惯的原因。

但是，马可波罗自称到过中国南方许多地区，不可能不接触汉族人，更不可能不接触中国的汉字。但也有人反驳认为，这是因为马可波罗精通波斯语，而当时中国元朝的官方语言就有波斯语，因此他得以在中国统治阶层生活，没有学习汉语的需要。

3、马可波罗游记中有着马可波罗等三人献计帮助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记载，但根据历史记载，元朝军队攻克南宋襄阳城的时候，马可波罗一行，还没到达中国。而且，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生活了3年，并曾担任这里的地方官，但在扬州县志上却找不到他的名字。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可波罗从未赞美过扬州，却赞美杭州为世界上最美好、最高贵的“天堂之城”。翻遍了当时所有的中国历史文献，也不曾寻得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半点蛛丝马迹。

反驳的人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整理者鲁思蒂谦是位传奇小说家，他可能处于小说可读性的考虑，而虚构了某些故事情节。而马可波罗一家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出现，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得记录在官方档案之中。

对此，中外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大多人承认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书中的缺点。如英国的亨利玉尔，法国的亨利戈尔迪、伯希和美国的柯立夫和意大利的奥勒吉等人都是深入研究过马可波罗的学者，他们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持肯定意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的游历范围仅限于北京，例如在1879年美国的海格尔撰《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一文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书中所记载的只不过是在北京的见闻罢了。即便如此，作者对他到过中国的事实还是比较肯定的。

但是，仍有许多人对于书中的记载表示怀疑。早在马可波罗生前，由于有许多关于人所未知的奇闻趣事的记载，人们已经开始怀疑和讽刺《马可波罗游记》的部分内容，甚至在他临终前，关心他的朋友仍劝他删掉那些背离事实的叙述。后来，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越来越多，《马可波罗游记》中讲的许多事情逐渐被证实，而此书被视为荒诞不经的部分也渐渐不再只是“神话”。直到19世纪初，德国学者徐尔曼仍然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只不过是一部教会传奇，它只是一部冒充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传奇故事，它的创作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得到蒙古人的好感而达到与中国通商的目的。同时他还说，大布哈里亚境内是马可波罗一家最远的所到之地，他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到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而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

在众多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学者当中，英国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是提出证据最多的一个。1982年，英国人克雷格·克鲁纳斯在英国《泰晤士报·中国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探险家的足迹》的文章，声称：“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而仅仅凭借某种波斯“导游手册”和个人的主观想象编撰成书，而《马可波罗游记》不过是马可波罗与鲁恩梯谦合作的一场“克里空”罢了。文章提出了4个疑问：（1）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史料。（2）《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着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搞得灰蒙蒙的。（3）中国两件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以及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在书中都没有提到。（4）《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其原因很可能是：游记不过是在某种波斯的“导游手册”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我国《永乐大典》中发现：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等人的奏折中提到“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这个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载的情况完全吻合，从而确认马可波罗一行离开中国的时间为1291年。中外学者高度推崇和评价了杨志玖教授的这一发现及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判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一个“极其可靠的证据”。杨志玖的论文还就英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文章中提出的四个“论据”，逐一进行分析，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回答。当然杨志玖的论文也不否定《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存在错误以及夸大的成分，但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其书又是在监狱恶劣环境中口述而成的，能达到这个水平已很不简单了。杨志玖教授的观点，获得了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赞同。

总之，《马可波罗游记》确实存在种种疑点，因此可知，《马可波罗游记》在创作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主观虚构，但对于其真实性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