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的疫苗研发与生产能力，对于应对像新冠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至关重要——依赖和等待进口疫苗的每一分钟，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在此领域，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可为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研发与生产提供宝贵的经验，帮助更多地区建起本土的制造能力。

新冠大流行暴露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依赖国外疫苗供应的危险性。这一经验促使世界各地的中低收入国家开始研发和生产自己的疫苗。非洲联盟成员国对此的愿望尤为强烈，他们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倡议，计划在未来15年内扩大非洲大陆的疫苗生产。2023年12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承诺投入18亿美元以支持这一目标。

■ 2021年12月15日，一名妇女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郊区的Mahijada村接种了一剂由印度血清研究所制造的新冠疫苗。路透社/阿米特·戴夫

然而，在缺乏强大的生物技术部门的国家建立和维系疫苗生产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作为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崛起而成的世界第一大疫苗生产国，印度能为扩大全球疫苗生产能力提供宝贵的经验。

“属于自己的国家”

20世纪初，印度的独立运动使用了“Swadeshi”这一梵语词汇，意思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圣雄甘地认为“Swadeshi”是实现自治的核心，其中的关键就是发展国内制造业，这是摆脱对外依赖的必要条件。

在此目标推动下，一大批制药公司应运而生，其中包括1935年在孟买成立的Cipla，现在它已发展成为一家跨国公司。Cipla和其他公司的成功建立在英国殖民政府建立的实体基础上，包括库努尔的“印度巴斯德研究所”和孟买的“哈夫金培训、研究与测试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生产了针对天花、狂犬病、霍乱、流感和其他疾病的疫苗。英国在二战期间撤回了对这些研究所的资金支持，其中一些研究所因此年久失修。

相比之下，随着印度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药品的公司得以存活下来。看到广阔的市场前景，几家大型欧洲和美国制药公司在印度设立了子公司，如拜耳、巴勒斯、惠康印度、默克等。更多的本土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在印度有成有败，但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积累，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队伍成型了，这些研究人员渴望学习新技术并在二战后建立了印度的制药业。

实现独立

1947年印度独立后，中央政府优先发展了国内药品和疫苗的生产，以改善这个年轻国家的健康水平，降低药品成本。公共部门的投资让独立前就创建起来的研究所和公司重新焕发了生机，能力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到了1971年，印度拥有超过19家生产疫苗的公共部门机构和几家大型公共部门企业，如制造非专利药品的“印度药物和制药有限公司”和“印度斯坦抗生素有限公司”。

至关重要的是，一些公司专门生产原材料（活性药物成分），以便其他公司不再需要依赖进口。此外还有研究上的投入，这是为了加强印度的科学工作者队伍，制造自己的药物，而非简单地复制国外的制造工艺。“中央药物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至今依然是印度首屈一指的科学组织之一。

■ 2001年4月20日，一名药剂师在印度制药公司Cipla孟买分部的实验室工作。路透社/斯金格

对教育和研究的公共支持推动了印度制药业的第二波私人投资。1986年印度生物技术部（DBT）的创建推进了疫苗生产的生态系统，为使用新技术的疫苗开发和制造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并在印度的很多大学和科学研究所创建了生物技术培训项目。

DBT的疫苗支持重点是开发霍乱、日本脑炎（乙脑）、被忽视的热带病、狂犬病和结核病的新疫苗。对科学和劳动力发展方面的公共投资，加上企业家精神，合力催生了一批成功的公司，如印度生物技术公司和印度血清研究所，后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

知识产权政策也助力印度一跃成为世界制药强国。1970年，《印度专利法》禁止了药品和疫苗产品的专利保护，为该国著名的仿制药产业铺平了道路。几家曾隶属于西方制药公司的制造厂开始生产和销售仿制药。

90年代中期加入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时，印度同意承认药品专利，这一转型在2005年得以完成。然而，到了这个时间点，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在不侵犯专利的情况下蓬勃发展。仿制药制造商能从愿意分享知识产权以换取特许权使用费的创新型公司获得许可，或者为希望进入印度市场的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药品。

这些需求同时推动了印度疫苗产业的成功。自1947年以来，印度人口翻了两番。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全民免疫计划承担了基本免疫的费用，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可靠的市场。

从21世纪初开始，印度疫苗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印度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国际伙伴关系与全球价值链建立联系。与此同时，国际疫苗市场也发生了剧变。90年代末，跨国制药公司对生产世卫组织基本免疫计划（EPI）中的基础疫苗失去了兴趣，造成了一些疫苗的全球短缺。

这些变化帮助印度在21世纪初成为了重要的疫苗出口国——特别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Gavi为其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免疫计划寻找更便宜的疫苗时。随着市场的扩大，出现了盖茨基金会等新的合作伙伴，盖茨基金会帮助印度制造商升级技术，开始生产生物制剂和其他医药产品。

这些努力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印度生物E公司、印度血清研究所和其他私营疫苗制造商成为了跨国公司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并经常获得国际开发银行的赠款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印度的监管体系在评估新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变得更有能力。同时，印度金融部门也在频繁为疫苗制造商提供扩张所需的资本。

新冠期间，印度的疫苗创新和制造能力凸显了出来。血清研究所和生物E公司承担了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生产。血清研究所帮助解决了诺瓦（Novavax）疫苗的生产问题。印度还是疫苗创新的基地，如Zydus Cadila开发的无针疫苗和Gennova生物科学公司开发的无需超低温存储的mRNA候选疫苗。尽管这些产品尚未进入全球市场，但它们表明，印度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疫苗工厂。

■ 2022年7月17日，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医护人员和学生举着牌子站成一圈，庆祝印度接种了总计20亿剂新冠疫苗。路透社/阿米特·戴夫

经验和教训

指望其他国家完全跟随印度的脚步是不明智的。但印度的经验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国内疫苗生产的尝试提供了宝贵借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度疫苗生产公司所依赖的一个完整的生物科学生态系统。政府、捐助者和投资人不应只关注特定国家内的一两个项目，而应该支持建立一整个网络，培养当地的科研人员、加强监管体系并生产一系列医药产品。这个网络还应该包括疫苗和药品制造商所需的活性药物成分。

Gavi、欧盟、世界银行和国际发展机构对国内制造业的热情可以加快这一生态系统的发展。这种生态系统在印度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捐助者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必须认识到持续的公共资金在印度发挥的重要作用。各国政府应承诺将疫苗项目作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长期投资，并资助科学家的教育和培训。

虽然成果亮眼，但印度也有一些糟糕的公共资助项目，且寿命很短。一些研究所难以升级技术或增加产量，因为监督投资和招聘决策的是政府官员，而非研究所负责人。最近的一个失败案例是印度公共部门的疫苗综合企业HLL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新冠期间一直处于空闲状态。这一失败告诉我们，管理国有疫苗生产设施的执行团队应该拥有独立于政府机构的自主权。

成功的工厂是那些将公共投资创造的强大劳动力和生态系统与私营部门的纪律和决策速度相结合的工厂。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疫苗项目应尝试筹集私人资本以补充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投资。

印度的国内市场比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大得多。例如，它的人口几乎是南非的24倍，而南非是世卫组织在非洲大陆建立的mRNA疫苗生产基地。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利润，公司应该做好境外销售的准备，收集该地区的国家需要哪些药物和疫苗以及如何在每个市场保持竞争力的情报。这种工作自然适合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部门，而非政府或非洲联盟等政府间组织。

最后，印度的经验表明，单个企业的成果并不能决定整体的成功。印度制造商来来去去，有时这并非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各国政府和金融界如果希望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设疫苗生产能力，他们既需要战略眼光，也需要耐心。这种尝试不适合“快速失败法”（一种来自于科技行业的开发趋势，即快速终止不能立即产生积极结果的努力）。这种方法可能会用错误的激励机制，破坏有潜力的尝试，例如通过灌装合同来提高疫苗产量，根据这些合同，国内工厂做的基本上就是将其他地方生产的疫苗进行装瓶。

扩大中低收入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可以对抗大流行病，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水平。但正如印度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可持续的疫苗生产需要战略性的承诺以发展劳动力、建立强大的生物科学生态系统、维持和扩大市场，以及激励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

■ 2021年3月10日，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妇女正在接种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路透社/弗朗西斯·马斯卡雷尼亚斯

本文译自“思考全球健康”组织的官网文章：Insights From India on Expanding Global Vaccine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