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节过后，组织部长郭家华去过八叉乡一次，党委成员逐个都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当时郭家华部长就坐在小会议室，他要找谁，通讯员一个一个地叫。我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问我：“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就想回城算了，不想搁乡下跑了。”

他又问：“如果能叫你回城，你想去哪个单位？”

我说：“我在学校是学会计专业的，如果能回城的话，我想去财政局、审计局，县供销社都行。”

他还一本正经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万万没有想到，过去历次干部调整都是在春节前或“十一”前，就在我心乱如麻，正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下，也就是郭家华部长谈话以后的一两个月，1999年5月底县里突然宣布了干部调整。我被调整为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名党史办）副主任。

报到那天才知道，党史研究室主任正是几年前要认我女儿做“干女儿”的刘望雨。我本以为原来关系挺好，现在搁班子应该是挺舒心的。

一见面，刘望雨问我：“你愿意到这单位来吗？”

我说：“咋啦？”

“这地方可是叫谁来谁都不来的地方啊！”刘望雨说，“这单位是个没有一点实惠的单位，稍微有一点门路的人谁也不往这儿来。”

“这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不想往乡下跑了，回来离家近一些，这又遇上你搁这儿，咱都老弟兄了，我觉得挺好的。”

“你要是觉得能搁这儿，你就负责《名人录》的编写吧！”刘望雨说，“《名人录》是今年县委给党史办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刚开始搜集资料，已经开过会了，要求各乡镇提供本辖区在全国各地任职县、团级及其以上职务的人，哪个乡镇送来材料，你就负责接收、审核，缺啥补啥。”

收集、审核、整理名人录资料

就这样，我算接手了一项新的工作。党史研究室当时共有七名员工，除了刘望雨和一个会计、一个档案管理员以外，还有一位同志长期抽调在纪检部门工作，接收资料后具体誊抄编辑连我只有三个人。每个乡镇送来的资料，我们以姓氏笔画为序，按照“姓名、近期照片、籍贯、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历、主要经历、现任职务、联系方式”等内容，逐人对照审查，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残缺的内容再电话督催，尽可能地搜集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