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体运动

遥望星辰，宇宙间的稳定是一种平衡，再结合天体自身的运行来看，这又是一种动态平衡。纵然偶有脱离轨道的暂时凌乱，也会有股力量再把它拉回。既然宇宙如此，人也逃不出其中的规则，所以，真正的长久之计乃是融入这种动态平衡中，找准这股力量的频率和节奏而适应进去，却不是对抗它。纵使冬天吃着反季节水果，煮着火锅喝凉啤酒，却也不能整天那个样子，这当是最直观的体会了。所谓“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人既生于宇宙间，则本身必内藏宇宙奥妙之理。人事亦然，有的人你得绕着他转，有的事你的拐着弯来，而正途却是只能始终围绕着“向心力”的那一点，这个“向心力”看不到，它是“无”，而天体运动看得到，它是“有”。

从《黄帝内经》看，人体脏腑对应着日月星辰，相生相克，是互斥还是相吸同样暗合其理。有的人见到莫名喜欢，有的人见到莫名讨厌；有的事听说莫名称道，有的事听说莫名不值……无论人自己有多想不通，发生了的事自然有它的支撑。理通事不通是经验不足；事通理不通是学识不够。

我的风格一向是向人的自我内部内探究，而最近几天，我发现了几篇文章，系统地向外探了探宏观，写的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折腾和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不折腾，乃至当下结束过的美国大选及其未来走势。让我惊奇的是，这几篇文章探究出来的道理跟我向内探出的道理竟然一模一样。

法国大革命

作者谈到：

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美国的“国父”们对此立即产生了分歧，甚至还闹掰了交情。华盛顿的副总统，同时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对法国大革命嗤之以鼻，而时任华盛顿的国务卿，后来当选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杰斐逊认为，法国大革命无与伦比，愿意流血的民众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力，其名言是：“自由之树，必须用爱国者的鲜血浇灌以保常青。”他甚至主张美国应该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以保证浇灌美国“自由之树”的鲜血不至于短缺。很显然，这两人最终反目成仇。

最终还是华盛顿和了个稀泥，他在其告别演说中明确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华盛顿认为亚当斯与杰斐逊的争议是无谓的，美国不需要对法国大革命有态度，同时也不会出现和法国类似的问题。

华盛顿

后来的美国历史应验了华盛顿的判断：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没有对欧洲事务明确表态，在内政上也没有像法国那般纠结于“民众是否有权用暴力推翻政府”的问题。反应亚当斯思想的美国宪法原文和杰斐逊思想的修正案前十条（所谓《人权法案》）公然摆在一起，并行不悖，两百年来一直没出什么太大的乱子。而法国却一直在反复纠结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两百年中，法国人相继成立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两个王国、外加一个公社，但直到今天也没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这基于同一套理念建立的两个共和国为什么一个超级稳定，一个却纷争不断。

1893年夏季，一名叫做弗雷德里克·J·特纳的历史学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学做了一次他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演讲，他提出了一个解释美国历史新假说——边疆假说。

特纳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在过去一百年中维持整体稳定、迅猛发展，而不像欧洲那样频繁陷入动乱和内耗，并不是美国制度高人一筹（像制度史学派所主张的），也不是因为以盎格鲁·萨克逊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天然优越（像种族主义者所主张的），也不是单纯因为民族传统中的保守主义使然，更不是单纯因为“上帝保佑美国”。所以，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西部长期存在一条可开拓的边疆，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地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西部拓荒

这个“边疆假说”就是“设限”，有“设限”就有“相对”——大只是相对大，小只是相对小，长只是相对长，短只是相对短，善只是相对善，恶只是相对恶，美只是相对美，丑只是相对丑……庄子哲学中提炼出的“取消问题”和华盛顿的“和稀泥”一样，而法国的问题是和问题纠缠，就是“入局”。有僧问赵州禅师:“二龙戏珠，谁是得者？”赵州禅师答:“老僧只管看。”也就是不入局，华盛顿就是不入局。而一个人一旦把一些限制给立了起来，限制之外的一切通通都会令人陷入“内耗”。一旦自我设限，人会立即陷入内耗。唯有见“全体”，善恶美丑会自我消弭，故曰:“无善无恶心之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所以，美国的边界问题在物质、在有形，凡事一旦物化则必有尽头，唯有以文化、精神为界方能无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被打倒几次还能东山再起的根本。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旦融入了这种精神哪里还有边界，哪里有止禁，“自强不息”的界限在哪里？没有标准，不会像美国一样推到西海岸就没招了，于是乎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道理每个差不多的古人都懂。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人被压缩成南宋那种程度，他们的后人还起得来吗，还有勇气吗？物质对他们来说是极限，也就是一切看得到的，所以他们再怎么测算，也算不出长津湖零下四十度怎么还能潜伏十几万人打伏击，这就是“自我设限”，是“边界”，志愿军的意志超出了美国人的认知范畴。

那么，亚当斯与杰斐逊绝对相左的意见不但能同时存在，还能保持着稳定，这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未形成内耗，老子所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法国大革命的那般折腾何尝不是一种极端，但全然不管也不行，貌似的民主也必将导致散漫。所以，从外部看来，美国总是有两种情况的表相，它确实是帝国主义，却也有些所谓的“民主”的东西夹杂在里面，不然也唬不住人不是？而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些得道者呢？他们的确心怀慈悲，却又夹杂着常人看来的“无情”，老子所谓“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无情以万民为刍狗”，倘若以为圣人真无情，美国真民主，这岂不是著相了。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看着是这样，它却又有些那样，而当我们又认为是那样，它却又有些这样，那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三体‍

小说《三体》开篇时有个情节：

常伟思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你很快就会知道一切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汪教授，你的人生中有重大的变故吗？这变故突然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对你来说，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全不同了？”

“没有。”

“那你的生活是一种偶然，世界有这么多变幻莫测的因素，你的人生却没什么变故。你真幸运。”

汪淼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

“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偶然。”

“可……多少代人都是这么平淡地过来的。”

“都是偶然。”

汪淼摇头笑了起来，“得承认今天我的理解力太差了，您这岂不是说……”

“是的，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现在我告诉你，结束了，做好思想准备吧。”

汪淼还想问下去，但将军与他握手告别，阻止了他下面的问题。

最后的“偶然”二字触碰到了庄子，“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梦要醒了，只不过醒一段时间还会再睡。分不清自己还是蝴蝶的“庄周梦蝶”之深，以此。而这庄子自己和蝴蝶之间又分别代表着现实和虚幻，亦是“有无”。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谓“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有个“什么都没有”。

就像亚当斯和杰斐逊，一个主张一直歇着，一个主张一直折腾，只不过，歇够了要起来折腾，折腾够了得躺下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