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东北野战军结束辽沈战役，南下入关与华北野战军进逼平津地区，身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放眼长江以北、太行山以东这片广袤的地区，所有国民党部队已经被悉数歼灭，只有傅作义部在夹缝中苦苦支撑。

站在高耸的城墙之上，他望着远处那连绵不绝的山脉，不由得感叹道：“独木难支、独木难支啊！”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派出了心腹郑介民赶赴北平，希望傅作义能够率部走海陆南下。

毕竟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消灭殆尽，所以在老蒋眼中，傅作义手中的50万部队对他来说宛如最后的救命稻草，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当郑介民说完此番来意之后，久经官场的傅作义当即便猜到了背后的意图。

倘若真的听了老蒋的话，带领大军南下，那时候自己可就真成了光杆司令了。

于是在稍加思量后，傅作义断然拒绝道：“虽然华北局势紧张，但让我不放一枪一弹就拱手相让实在做不到，请您转告总裁，我将与北平共存亡”。

话虽说得慷慨激昂，但傅作义心中也有自己的打算。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已经派出亲信崔载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碰面。

虽然此次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接下来便会顺利许多。

更何况在自己的女儿、同样也是地下党员的傅冬菊多次劝说之下，傅作义的心头其实已经萌生了和平起义的念头。

但毕竟其中涉及到太多的利害关系，必须谨慎而为之，这也使得他始终没能下定决心，做出最后的决断。

就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第二次和平谈判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才傅作义派出了第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北峰作为代表，同时又请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陪同。

在周北峰、张东荪临行之际，傅作义特意嘱咐道：“这次跟他们见面，平（北平）、津（天津）、塘（塘沽）、绥（绥远）四地一起谈吧，这样时间也快一些”。

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傅作义心底里是十分期望谈判能够顺利结束的。

1月7日下午，周、孙二人便来到了蓟县的八里庄，见到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第一时间，周北峰便将傅作义的那番叮嘱说了出来。

闻听此言，罗荣桓缓缓点了点头，轻抚着周北峰的肩膀说道：“对于傅作义先生的提议，我们肯定会考虑的，你们二位远道而来先去歇息，明天一早我们再谈”。

第二天一大早，二人便被请进了前线司令部的会议室，而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也提出了和谈条件。

“所有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他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对傅作义将军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及其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对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

在谈判的最后，罗荣桓还特意强调道：“1月14日为最后答复期限，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好好考虑”。

而当周北峰回到北平，汇报了谈判的具体内容之后，傅作义只是摇了摇头，嘴中反复呢喃道：“谈的内容还不够具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

其实，“不够具体”只是他的托词，在傅作义眼中，谈判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所以并不急着表态。

为了给自己留有退路，傅作义还加派人手，在天坛、东单两地修建了临时机场，一方面能够让南京来的飞机方便起落，另一方面也为以后谈判不成、方便自己逃离北平。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转眼来到了1月14日这天，傅作义依旧没有任何答复。

无奈之下，刘亚楼紧急向中央军委请示，在得到毛主席的同意之后，便派出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对天津发起进攻，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全歼守敌13多万人。

天津的解放让傅作义不安起来，他的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自己再不做点什么，接下来解放军的目标就是北平。

于是，在接到天津失守电报的同一时间，他紧急喊来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副官王焕文、政工处科长刁可成，由他们三人与周北峰一起，赶往通州五里桥的张家大院，与解放军代表进行第三次谈判。

双方人马刚一碰面，邓宝珊就苦笑着说道：“谈判还没有达成一致呢，贵军怎么就开始动作了？”

此言一出，聂荣臻则是毫不客气地回应道：“14日答复期已经过了，我们也只好下达进攻天津的命令”。

看了一眼傅作义派来的四位代表之后，聂荣臻继续悠悠说道：“既然天津已经解放，那么此次谈判就只谈北平和绥远”。

虽然在谈判开始之前，邓宝珊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的话术，但听到这番话之后，他竟一时之间哑口无言。

天津失守，意味着谈判的重要筹码少了一个，而且邓宝珊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次谈判仍没有结果，恐怕北平城也要不保。

搞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后，邓宝珊只好叹息着对周北峰说道：“赶紧给总司令发电，汇报情况，请他指示”。

电报发出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傅作义的回电，称赞成一切谈判条件。

到这个时候，傅作义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他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快促成谈判，以免夜长梦多。

就在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傅作义也收到了来自蒋介石的电报。

“现只要求一事，即18日起派机至平，接运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其实，蒋介石已经察觉到北平的异样、并且意识到这座六朝古都早晚都会被解放军占领，之所以要给傅作义发这封电报，一是想用飞机将军队中的官员、以及重要武器运回南方，二则是以此试探傅作义是否背叛。

而此时傅作义见谈判已经基本达成，索性也不再掩饰，当即派人拟了一封电报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告知了这一情况，并且希望他们安排炮兵封锁北平机场的上空，阻止蒋介石的飞机降落。

1月19日，邓宝珊终于回到了北平，并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摆在了傅作义的面前。

简单地翻看了一遍之后，傅作义便拿起一支笔，在最后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刻，他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那便是率部和平起义。

在接下来的近10天时间里，龟缩在北平城内的傅作义部队陆续出城，接受解放军的改编，北平防务也由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接管。

不久之后，傅作义便在北京饭店与聂荣臻、罗荣桓、贺龙等人见面。

经过一番寒暄之后，聂荣臻拉着傅作义的手，满面笑容地说道：“宜生兄啊，北平和平解放，一百多万老百姓免遭涂炭，你功不可没啊”。

“毛主席对你也是称赞有加，前些天还特意给我通电，邀请你有时间到西柏坡做客呢”。

闻听此言，傅作义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个败军之将，而解放军和中共的最高领袖竟然要接见自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

2月22日这天，傅作义便乘坐飞机抵达石家庄，又改乘汽车来到了平山县境内的西柏坡。

刚一打开车门，早已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迎了上来，伸出手与傅作义紧紧握在一起：“我和毛主席早就盼着能和傅将军见面，只不过阵营不同，很难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毛主席特意让我来迎接你”。

傅作义则一脸感激地说道：“你们不计前嫌，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幸运的了，哪里还敢让您亲自来迎接呢”。

话音落下，周恩来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拉着他的手便朝着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正是中央机关的驻地。

在拐了几个弯后，二人停下了脚步，却发现毛主席正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当看到周恩来身旁的傅作义后，毛主席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抹笑容。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呦”。

要说在此之前，傅作义的心情是忐忑的，毕竟他也无法预料见到毛主席时会是怎样的场景。

然而，听到这句如此接地气的玩笑话后，让他原本悬着的心放松了不少。

见毛主席如此幽默，傅作义却是满面羞愧地说道：“我这辈子虽然戎马半生，但细细想来，除了抗日时期做过几件好事情之外，其他时候罪恶不小……”

还未等他说完，毛主席当即伸手阻拦起来，并语重心长地宽慰道：“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立了一件大功，北平人民、全国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你的”。

此次西柏坡之行让傅作义感触良多，他没有想到毛主席等人竟然如此亲和，这也难怪解放军在劣势的情况下能够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当蒋介石得知傅作义选择和平起义之后，自然是怒不可遏的，甚至一度将怒火发在蒋纬国的身上。

原来，自从平津地区被解放军包围之后，他就先后派遣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以及蒋纬国飞抵北平，企图拉拢傅作义。

而当蒋纬国刚一落地，前来迎接的谷正文就找上门来。

他一直以来都担任军统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是华北地区的主要情报负责人之一，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监视，谷正文发现傅作义与共产党人的接触越发频繁，是个极为不稳定的因素。

为此，他向蒋纬国建议，干脆把傅作义绑架了，然后送到南京交给蒋介石处理。

可蒋纬国在听到这番言论之后，并没有急着做决定，而是点了点头淡淡说道：“这件事十分重大，你让我考虑几天再说吧”。

谷正文则再三强调，要先下手为强，随后便离开了。

之后，蒋纬国与傅作义见了几面，就华北的局势谈论了许多，等到他再次与谷正文见面之后，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先前的提议。

这令谷正文十分不解，但却也无可奈何。

当时间来到1993年，身为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再次见到年近八旬的蒋纬国时，终于问出了困扰自己几十年的疑惑。

“蒋先生，您当年为什么不听我的建议？如果绑架了傅作义，恐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闻听此言，蒋纬国一个劲儿地叹气，在沉默了半晌之后才悠悠地说道：“那个时候是我太心软了”。

原来，当初蒋纬国走进华北“剿总”司令部后，发现彼时的傅作义面黄肌瘦、形同枯槁，一脸愁容地瘫坐在办公桌前。

见到蒋纬国时，他正抽出一根香烟含在嘴中，却连划了五根火柴都没能点燃，最终一气之下将火柴盒连同香烟摔在桌子上。

而后，他心力憔瘁地站起身来，坐在蒋纬国的身旁：“如果让二少爷坐镇北平，你会怎么办？”

一席话，让蒋纬国哑口无言，时至今日，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鬓发斑白的蒋纬国继续对谷正文说道：“我知道，那时候傅作义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便动了恻隐之心。而且父亲让我到北平去，正是为了说服、拉拢傅作义，没让我绑架他，所以我也不能擅自做主”。

话音落下，谷正文虽然心有不甘，但又能怎么样呢？

蒋纬国在紧要时刻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允许谷正文绑架傅作义，这才使得谈判得以继续下去，北平城最终得以和平解放。

每当想起那段经历，傅作义总是会幽默地说道：“我是十分感谢蒋纬国的，要不是他，我恐怕活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