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原辽东经略熊廷弼被下令弃市，传首九边。

熊死后，一直有人为其叫屈。

后，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大学士刘一燝言：“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

甚至连《明史》都评论说：“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党争）曲杀廷弼。”

那么，熊的死，真是冤吗？

熊廷弼和袁崇焕的经历很相似，都是两次经略辽东，都在世人眼中“含冤”而死，但两者有一点最大的不同，熊是真正的“守”辽东，袁崇焕却是喊出了“五年平辽”的进攻口号。

熊第一次出任辽东经略是在萨尔浒大败后，当时正值开原、铁岭陷落，辽东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他上任后大力整顿军纪，斩逃将，造战车，挖堑壕，筑城池，收到了一定成效。

然而，作为辽东经略，在长达十个多月的任期内，熊只关注防守，不经略进攻。他提出整兵十八万，却又将这十八万人撒了芝麻，将他们分散在清河、柴河、三岔河、镇江一带布防，毫无集结兵力，与敌决战的意思。

要知道，当时明帝国虽然对金有过惨败，但距离三大征的辉煌也不过是过去了十几年，明人骨子里是看不上后金的。熊廷弼花了大把的银子，却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受到弹劾，也就再所难免了。

泰昌元年，给事中姚宗文攻击熊“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认为不罢之，辽东“必不可保”，于是天启将其罢免，以袁应泰代之。

可惜袁应泰虽有进取之心，用兵却非其所长，辽沈之战明军惨败，河东之地尽归后金所有，努尔哈赤在沈阳屠城三日，袁应泰也在辽阳城破后举火自焚。

辽沈失陷后，天启以辽东巡抚薛国用为经略，参议王化贞任辽东巡抚。但是薛身体不行，处于病休状态，所以实际行使经略职权的是驻守广宁的王化贞。

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原以右参议分守广宁，辽沈失陷后，远近震惊，此时广宁只有“孱卒”千人。危难时刻，王化贞勇气可嘉，“提弱卒，守孤城，……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才使后金没有乘势进攻河西。

后来，王化贞又做了许多收拾残局、稳定人心的工作（激励士民，联络西部），使努尔哈赤将新都辽阳回缩到沈阳。

但不久之后，朝中一部分人认为辽沈大败的原因是撤换熊的结果，天启也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于是处分了曾弹劾熊的姚宗文等人，重新起用熊为辽东经略。

熊二次上任后，与王化贞在战略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后者锐意进取，急于恢复，在战略上更偏重于进攻；前者却不愠不火，主张以防守为主。

王化贞打算以辽河为前线，沿辽河再设六个营，每营设一参将，二守备，分要害守之，伺机对后金实施打击。熊廷弼却认为辽河过窄，难以为恃，主张厚积兵力于广宁，同时在辽河至广宁一带多置烽火，以为预警。

两种战略孰优孰劣？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八旗满万不可敌，自然是防守更牢靠长久一些。

但是，这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民心所向，后金攻占河东之后，实行了高压政策，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纷纷拿起武器自救，“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则日夜盼望官军来援，因此，不能将进攻束之高阁，让百姓期待变成遥遥无期。与人民的愿望相背离，也终将为人民所抛弃。

二是朝廷之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明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当时朝中大部分的呼声，包括天启本人，还是要趁后金立足未稳，积极谋划反攻，恢复失地的。

所以，为了向皇帝臣民交代，熊廷弼还是提出了一个进攻方案，名谓“三方布置策”，简言之就是要从三个方面进攻——陆路从广宁；水路一从天津，二从登莱。

但很明显，这个方略就是纸上谈兵，根本行不通。用水师进攻后金的铁骑，能不能上岸都成问题，上了岸顶多也就是步兵，根本无法对八旗兵构成威胁。

王化贞与熊廷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想人民之所想，急朝廷之所急，主张充分利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对抗后金，“（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而后者只是以一个漫无边际、遥遥无期的“三方布置策”忽悠天下臣民而已。

以腹黑心理揣度，熊比王要可恶的多。

虽然熊廷弼在军事上不擅长，但在文斗中却锐不可当。史书说他：“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其两次督辽期间，虽在战场上毫无建树，但是在和朝臣的口水仗中却从未有过败绩。

比如，第一次督辽期间，点名大骂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身担兵饷重担，皆图全躯保妻子，莫有肯为皇上拼死力争者”；

比如，万历四十八年，病休在家的他上疏批评：“朝臣太平优游，官盛任使；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并大呼：“请问皇上要辽东否？再问朝臣要辽东否？”言下之意，自己被罢免就是朝廷不想要辽东了，此语也被时人视为“要挟圣驾”。

再比如，天启二年正月，王化贞上疏，提到后金对辽民的凌虐，要出兵解民于倒悬：“臣愿请兵六万进战，一举荡平……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奴不复振。”熊廷弼马上像斗气一样，也上了一本：“抚臣（指王化贞）欲以六万人进战，一举荡平。恳乞陛下亟如抚臣约，乘冰急渡，免使兵因不战而怨，并亟罢臣……。”

除了是有名的“熊怼怼”，熊廷弼还喜欢强词夺理，从不认为自己有错。

比如，第一次罢职之后，有人弹劾他经略辽东失职，他的反应是：“抗疏极辨，且求罢”，甚至公开“惯纱帽”，说到激动时，“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

再比如，对自己贪污行贿的罪名，熊廷弼在狱中这样申辩：“今天下事岂不皆以贪坏，而辽东尤甚。向来镇、抚、道、将以下，每任满，率人人渔猎官私金钱，多至数万计。”

熊廷弼不愧御史出身，笔杆子一流，也不管事实如何，自己是否有错。据说，他临刑之际，还在胸前挂一个小布袋，内有“辨冤疏”一封。

任何批评，都不能坦然面对，自然也就给朝臣留下了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死硬印象，明史说他：“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

万历帝在，还可以包容他。换了天启帝，自然就会看他极其不爽了。

因此，在与王化贞的论战中，熊廷弼成了少数派。天启赐予王尚方宝剑，准许他“便宜行事”。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撇开他，直接与王合作。

熊廷弼对此极为不满，他抱怨道：“我是辽东经略，四方援兵应归我指挥，张鹤鸣调遣，竟不与我知，我向兵部咨文，兵部也不告我，我徒有经略之名，却无经略之实，辽东的事，看着办吧。”

张鹤鸣则认为熊廷弼不应躲在山海关后方看热闹，冬季辽河结冰，正是后金骑兵渡河攻击的好时候，河西人心浮动，很多人打算后撤，值此危急关口，熊应出关到广宁前线去策应王化贞，以稳定人心。

但熊廷弼却不以大局为重，他继续上书抱怨：“张鹤鸣要我去策应王化贞，为何不是他来策应我？只有张鹤鸣俯同于我，我才能为陛下去做辽东事，否则，哼哼……”

熊廷弼可以耍无赖，天启帝却不行，毕竟江山是自己的。

为了解决经抚矛盾，统一事权，天启令大臣们讨论两人的去留问题。结果可想而知，大部分朝臣都主张罢撤熊廷弼，专任王化贞，天启对此持审慎态度，要求廷臣再议，然而这时，后金却突然出兵攻打河西。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五万人马西渡辽河，进攻西平堡。

西平堡是广宁外围重要屏障，与镇武堡、闾阳驿呈“品”字型拱卫广宁，副总兵罗一贯带兵在此驻守。

金兵来攻，罗一贯命参将黑云龙出城据战，然寡不敌众，黑云龙兵败身死。后金趁势兵围西平堡，并向南门发起猛攻，罗一贯率部坚守，发炮还击，后金伤亡多人。

明降将李永芳企图招降罗一贯，派使者进城劝降。罗一贯不但怒斥来使，还将之斩首，后金恼羞成怒，攻击更猛。

王化贞命心腹孙得功和参将祖大寿率广宁兵，总兵祁秉忠率闾阳驿兵前去救援，熊廷弼也派出了镇武堡总兵刘渠往援。

王化贞原本想用孙得功策反降金的原抚顺游击李永芳，没想到反被后者策反。

不久，明三路援军在沙岭遭遇后金，刘渠率部与之鏖战，连打三阵，稍占上风。但这时早已暗地降金的孙得功上前虚晃一枪，就大呼兵败，明军阵脚大乱，兵败如山倒。

刘渠见势不妙，慌忙撤退，逃至沙岭，落马被杀。祁秉忠带病作战，身中两刀三箭，在亲兵护卫下逃出重围，路上伤重而死。

孙得功一路狂奔至广宁，大呼金兵已临城下，广宁城顿时炸了锅，军民争先而逃，参政高邦佐出面制止，却毫无成效。

王化贞此时刚起床，正在看文件，部将江朝栋一脚踹开卧室大门，不由分说，架着主帅就跑，王也懵了，在江的保护下仓皇西逃。

后金击败三路援军后，继续围攻西平堡，罗一贯保持一贯作风，用大炮和巨石回应努尔哈赤的劝降，金兵死伤累累。

后来火药、矢石用尽，西平堡最终陷落，罗一贯自刎而死，城内三千士卒无一投降。

这时熊廷弼率部到达闾阳驿，听到战败，参议邢慎言请求迅速往援广宁，却遭制止。

随后，王化贞在大凌河遇到了后撤的熊廷弼，对着其失声痛哭，熊却兴灾乐祸：“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羞愧的无地自容，“化贞惭”，但他还是止住悲声，建议守广宁，或者守广宁前卫，熊却说：“呵呵，太迟了，只能带着百姓回山海关了。”

这时参政高邦佐赶到，向熊报告金军并没进入广宁城，广宁还是一座空城，请熊带兵回去驻守，熊不听。

高邦佐说，既然经略不能亲去，能不能给我五千兵马前去驻守，熊依然不许，坚持要撤入关内。

随后，熊给王化贞五千兵马，负责殿后，焚烧粮草，自己则带着副使高出、胡嘉栋先行退入关内。高邦佐深感无奈，他死也不肯入关，走到杏山驿时忧愤不已，以自刎抗议。

熊的这一决定，争议很大。

先不说驻守广宁能不能守住（努尔哈赤在两天后入城），即便不去驻守，也可组织军民在关外选坚城防御，此时明军在关外的城池和大小堡垒多达50多座，粮草充足，完全可以凭险据守，大凌河、锦州都是非常理想的险地。后来袁崇焕也是凭此先后大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

更重要的是，明朝在关外储备了大量的物资，熊却一声令下全部焚毁，明军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而仓促撤退的近百万民众，更是凄惨非常，“齐拥入关，居无屋，寒无衣，食无米，炊无薪。”

对此，明廷君臣痛心道：“调兵十数万，转饷二百万，发帑数百万，器械、火药、盔甲、鞍马、头畜、刍粮数十万，尽付于奴酋！而四方驱车驰马，海运陆输，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

在此之前，明朝还能和后金打得有来有往，熊廷弼一撤，明军彻底失去了与八旗兵对战的勇气，直到袁崇焕宁远大捷后才稍有改观。

广宁之战的两位主角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王化贞是能力问题，心不亏，熊廷弼是人品问题，更可恶。

王化贞轻进寡谋，屡次挑衅后金，轻启战端，危急关头又识人不明，望风而逃，但他并非一无是处，他勇于任事，积极进取，在当时人人视辽东为畏途的情况下，更难能可贵。

另外，王化贞的进攻方略也非一无是处，他主张联络蒙古进攻后金，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从不久后蒙古单挑后金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为此努力说不上错。

而熊廷弼的问题更耐人寻味。明史专家孟森就认为：三方布置策是一个失误，登莱、天津的水师根本指望不上，是熊自己驻在后方的山海关，才使广宁前敌的指挥权落在王的手中。

此外，明代最重气节，而熊廷弼却拿王化贞战败作遮羞布，一同逃亡，且阻挠邢慎言救援王化贞，拒绝高邦佐回防广宁空城，熊这么做是“视生命太重”。

即便不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量，熊放弃河西，扩大失败，也是出于“将江山而泄私愤”，用作打击政敌王化贞的矛头。

此外，熊廷弼还有许多疑点值得注意。

其一，后金两次出兵的时间正好是明廷即将罢免熊的时候，第一次朝廷刚以袁应泰代之，第二次是正有意以王化贞代之。

熊廷弼放弃河西，正好符合后金“以辽河为界，河东归后金，河西归明朝，河西不设防”的战略目的。

其二，熊廷弼心腹爱将佟卜年家族与努尔哈赤有着密切的联系，佟家的佟养性、佟养贞都是降金的明将。天启帝就曾对此提出过质疑：“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

综上，熊廷弼勾结后金，利用战败来打击政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再说一下熊廷弼的政治操守。

据《明史》记载，熊廷弼入狱后，为了活命，求助于东林党核心人物、精通刑狱的汪文言，而汪文言又求助于大红大紫的魏忠贤，许以“四万金”保熊不死，“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

另外，熊廷弼自山海关解往广宁的，十七万两饷银也下落不明。

而对于自己贪污、行贿的罪名，熊廷弼抗辩疏中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是利用自己巧舌如簧，无厘头的辩解而已（众人皆贪，我贪得比他们少，何罪之有？宁愿承担此恶名，有理由相信这十七万饷银的去处比贪污更不可告人！）

入狱后的熊廷弼小动作颇多，他打通关系让儿子进入监狱，与之密谋，被狱卒察觉，“逻者获市人蒋应旸，谓与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

此外，熊廷弼还写了一本《辽东传》，讲述辽东故事，为自己开脱，并让人带出监狱，在社会上刊行，制造舆论。

但事与愿违，这些小动作最终送了他的命，辅臣冯铨将此书献给天启，天启看后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本来在东林党人的努力下，熊的处决是一拖再拖，有望大事化小）。

“辽东传一册……曰此熊廷弼所作，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此盖熊廷弼奸谋不淂肆行于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怀不轨，辱国丧师，恶贯满盈，罪在不赦，而又刻书惑众，情益难容。”

与熊相比，王化贞的表现和境遇就要好多了。

俩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是依然故我，虚言狡辩；而王化贞伏罪，又是哭，又是惭，态度端正。

广宁之战前，天启给俩人的责任划分是“经略、巡抚一体同罪”，战败后，一个是逮，一个是勘，“逮化贞，罢廷弼听勘”，王化贞的责任更大一些。

但是，王的处境却要比熊好得多。天启二年七月，有御史奏请早日把二人正法。天启同意，但大学士叶向高认为，不应因言官一句话就决定行刑，应按正常程序办理。天启四年九月，大学士孙承宗提议，为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人减刑。到了六年二月，宁远大捷后，又有御史提议，王化贞在蒙古人中很有声望，可以让他的妻子代其坐牢，让他前去联合蒙古一起对抗后金。三月，崔呈秀建议让王化贞出狱，戴罪练兵。同时，王化贞的老部下毛文龙也趁机上疏，愿意用功名为老长官赎罪。蓟辽总督王之臣更是提出一个很荒谬的建议：既然毛是王的门生，不如暂缓王一死，让他戴罪出海，监督毛，限期三年。如能成大功，可免死，不成的话，就按原罪处置。

但王化贞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一死，熊死后七年，他也在西市被斩首（这里面应该也有熊被斩的因素，毕竟王是广宁惨败的直接责任人，从犯已经杀了，主犯怎可宽宥？）

但无论是朝臣还是百姓，对两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据说，当年熊廷弼的囚车经过，北京街头的百姓一起向其投掷碎石，恨恨咒骂，同时还感叹王化贞冤枉。

看来，任何时候都得与人搞好关系。

大家认为熊廷弼死得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