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绝不是由他们的意愿决定的，而只能是由他们的实力或者他们跟其他行为者相比的相对实力决定的。君主制就是君主（统治者）跟贵族（统治精英）、大众或平民（被统治者）相比，在相对实力上拥有较大优势；贵族制就是贵族与君主在相对实力上较为势均力敌；民主制就是大众或平民跟统治者、统治精英相比在相对实力上拥有较大优势。

2、就历史经验来看，影响政治行为者相对实力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两个：一是政治行为者直接控制的武力资源；二是政治行为者的组织或动员能力。

3、如何解释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政体的兴起？使得封建主义政体能够兴起的第一个重要变量就在于君主组织与动员能力的不足。公元7—8世纪欧洲君主们的困境在于，他们尚未在领地范围内发展出纵向一体化的组织能力。当面临着蛮族入侵的巨大压力时，他们只能以提供采邑的方式来为追随自己的将军与骑士提供经济收入的来源。一旦封建主义政体形成，贵族——特别是作为一个整体——往往掌握了跟君主大致相当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权力结构。再加上这种格局逐渐塑造的规则与惯例，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观念，贵族的政治权力相对于君主就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4、使得封建主义政体能够兴起的第二个重要变量则跟战争技术有关。重装骑兵的崛起一般被认为是非常有利于贵族阶层的战争技术变迁。这种战争技术的变迁，使得富有的贵族阶层相对于无力装备重装骑兵的平民阶层获得了武力资源的巨大优势。所以，君主就不得不跟当时拥有强大武力资源的贵族达成一种权力共享的模式。促成这一模式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贵族更有财力装备重装骑兵，而且还在于城堡易守难攻，在重型火炮普及之前成了最有效的防守设施。

5、以英格兰为代表的有限君主制或立宪君主制的兴起，还是上述逻辑的延续。对英格兰来说，在中世纪晚期王权强化和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封建主义政体下贵族与君主在武力资源上的势均力敌结构并没有被破坏。由此，英格兰就有机会形成立宪君主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君主权力所受的约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受到宪法、规则或惯例的约束，而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贵族阶层——至少是组织动员起来的贵族——跟君主在武力资源上拥有势均力敌的局面。

6、问题是，在中世纪同为封建主义政体，为什么许多欧陆国家却走向了与英格兰完全不同的绝对君主制呢？这里的催化因素在于，英格兰和欧陆国家面临着不一样的地缘军事竞争格局。英格兰孤悬海外，不必时时面临剧烈的军事竞争，即便同法国开战，在地缘政治上也是主动一方。

7、欧陆国家到了中世纪晚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地缘军事竞争。这就使得君主们必须发展更强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特别是要拥有一支纵向一体化的强大常备军，并能获得直接从整个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与此同时，火炮技术获得了重大进步，重型火炮开始普及，这不仅使得重装骑兵的战斗力式微，而且城堡已无力自保。相对于贵族，君主在购置价格非常昂贵的重型火炮时拥有显著优势。由此，战争技术的变迁，使得武力资源的天平倒向了君主一边。

8、这样，以法国君主、普鲁士君主为代表的欧陆成功君主陆续打破封建主义政体的约束，转向了绝对君主制。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生存能力。简而言之，欧洲大陆近代绝对君主制的兴起，乃在于战争技术的变迁和君主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使得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再有利于贵族阶层，而更有利于君主。

9、在人类政治进化史上，民主的兴起在逻辑上也是类似的，乃在于大众或平民相对实力的上升。这大体上又跟战争技术变迁或大众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有关。

10、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就跟战争技术的变革有关。一方面，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军队逐渐地由骑兵发展成为重装甲步兵。这种以较富有的自耕农义务兵组建的重装甲步兵，决定着当时希腊许多城邦的生死存亡。

11、另一方面，在希波战争中，萨拉米斯海战成为挽救希腊的关键一战。由最低等级公民和雇佣军充当划桨手控制的三桨座船舰成了挫败波斯海军的利器，其战斗力几乎完全取决于普通水手的勠力同心。这两个案例都说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许多城邦的普通公民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在当时的战争模式下决定着城邦的军事能力与政治生存。因此，他们在政治权力分享上也逐渐获得了更高的份额。这就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兴起的关键变量。

12、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经历了从王政向共和制的转型。促成这种转型的重要因素乃是罗马当时自备武装的公民兵建制。特别是贵族和较富有的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在战争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此外，公元前5世纪的两次平民撤离运动，展示了统治者没有贵族、富有公民与普通平民的配合，就无力保卫罗马城，亦无力自保。因此，统治者就不得不跟贵族、富有公民与普通平民们分享政治权力。这就是罗马从王政转向共和制的决定性力量。

13、到了近现代，人类政治进化史上一个最重要的现象，乃是民主制首先在西欧与北美等地，随后在更多欧陆国家、拉美和日本，再其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从发生学上说，近现代民主政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第一代民主政体，另一种是后发型的扩散型民主政体。后者，就其历史进程而言更容易解释，可以被视为西方兴起与民主扩散的结果。

14、这里最需要解释的乃是原生型的第一代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兴起。当近现代民主政体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呼之欲出时，英国、美国及其他欧洲民主先进诸国的政体框架，特别是立宪主义、法治、责任制政府、少数人投票权乃至政治竞争，已然成型。民主制的兴起，不是对既有政治框架的推倒重来，而只是在既有立宪政体框架上做加法。

15、促成这一转型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就其根本而言，一是立宪政体大大地约束了国家与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使其不再能够任意行事，同时又有效扩大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与政治自由；二是大众或平民阶层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两者的结合使得政治权力的天平开始向平民阶层倾斜。

16、上述第一个原因源于立宪政体的演化逻辑，第二个原因则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给英国、美国和西欧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迁。在工业革命之前，普通平民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的小规模自耕农或佃农。他们散布在各个村庄，再加上尚未出现现代化的交通与通信技术，他们的组织和动员是极难的。跟他们相比，规模较小的统治精英们——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主教、工商业主等——的组织与动员就要容易得多。所以，后者尽管人数较少，但相对实力较平民阶层更为强大。

17、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启动之后，更多普通平民开始在大规模工厂工作，生活在工厂附近或城市，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就能组织起来，动员也极为方便。这种组织动员在政治上最为直接的表现是两个，一是工人协会、社团与政党的逐渐兴起，二是指向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集会与社会抗争开始兴起。

18、以英国为例，标志性事件就是1838—1848年的宪章运动。该运动的六点诉求几乎全部跟投票与选举权有关，到1839年成功征集了近130万请愿签名。1848年欧洲革命，则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些都证明了工业革命给普通平民阶层带来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的根本性变化。实际上，这也是统治精英与保守派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关键原因。这大体上就是民主在19世纪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核心逻辑。

19、按照这一逻辑，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仍然呈现出民主发展程度的较大分化趋势，原因乃在于，由于诸种条件的约束，许多国家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的大众或平民并未发展出较高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或者说跟统治精英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相比，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