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类重要文明的影响，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特质。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敬。神祇通常是自然力的神化；祖灵是由生殖而衍生的慎终怀远，也是亲子之情的扩大。神祇与祖灵的信仰，没有深刻的教义，对人生种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空缺，而且在其刺激之下，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也发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佛教何时进入中国？至今仍旧聚讼未决。传统的历史资料中，汉明帝时，佛教见于记载：明帝曾有金色神像的梦，群臣中或以佛像为答复。这一故事本身，其实反映了当时人对于佛教已有相当认识。考古学上，四川乐山崖墓的佛教刻像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岩壁刻像，都属于西汉中期，是以佛教进入中国当在东汉以前。湖北天星观二号墓出土的战国时代文物，据说有类似佛教妙音鸟及莲花座的艺术造型，其究竟情形，还有讨论余地。此说如果属实，则佛教进入中国可能更早到战国之时。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一个宗教系统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应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初次进入至发挥影响之间，必有相当时间的落差。史学工作者注视之点，当是历史事件发挥影响之处。

丝道开通，佛教在当时的西域已经十分兴盛，只是自张骞以下，似乎都未注意到当地的宗教，是以史书记载，例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于佛教全未提及，更遑论其传播中国的事迹。佛教进入中国，大致是由丝道上的商贩带来其信仰，而在中国民间逐渐传开。这一过程是在小民百姓中进行，社会上层的文人学者，未必注意及此。于是东汉重要的学者，如王充、王符、仲长统之辈，都未于议论时事的文章中提起佛教信仰。相对地说，当时民间已有严佛调这样的人士接受了佛教而出家剃发为僧。楚王英与笮融设立的道场，规模已经不小，其参加仪式的人数，竟可以万计算，是以有些地区接受佛教的一般百姓已为数不少。

东汉儒家思想发展，颇受官方注意。西汉晚期，谶纬之说盛极一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被人用作宣传得天命归属的工具。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儒家阵营中，也有清除谶纬荒诞不经之说，及审查经文真伪的内在需要。儒家经典研究，从此以章句训诂为重，一字一句地考证，可以动辄数万言。烦琐学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心智需求。在这一条件下，东汉以至魏晋学者重新捡起长期搁置的老庄之学，以探讨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东汉魏晋的玄学，其实是跳出儒家经典以外讨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些论题：才与性的分合、无与有的同异……

玄学之兴，遂使佛教有所假借，一则佛教的教义，原来即讨论现象真幻、本体有无，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议题；二则玄学的词汇适足为佛教借用，用华言表达佛教的思想，亦即所谓“格义”。目前所知佛教早期的文献，当以《四十二章经》为最早，其经文支离零碎，不足以代表佛教主旨，大约只是传教所用的简单说明。此后佛教经典译成华言，不借老庄名词，几乎不可能使中国人领会玄旨，“格义”用久了，正如借人衣服，久假不归，竟成为自己的形相。

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虽有宗教性的活动，却没有抱持一定教义的宗教信仰，也未见具备一定组织的教团。对于神祇与祖灵的奉祀，是国家的祀典。这些信仰中，“天命”观念确与道德要求配套，有发展为超越性宗教信仰的可能。然而，天命观念终于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作为国家权威是否合法的借口。天、地、山川，以至各种神祇，在国家祀典列为制度之后，凡此超越性的自然信仰，都成了国家政治权威的附属，又终于在政府组织官僚化的过程中，成为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祖灵信仰来源颇为古老，既有生命的关心，也有死亡的怀念。中国人生活中的祖宗奉祀，也有浓重的宗教情操。然而，由于“神不歆非类”的排他性，祖灵信仰不能成为普世的宗教。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家有极强烈的宗教情操：有主神上帝，有“巨子”以下组织严密的墨家学派，几乎可以转化为教团。西汉天人感应的学说，与“谶纬”活动相配，奉孔子为“素王”，有了教主与预言，若其发展为有组织的教团，则那时的儒家，也未尝不可能转化为宗教——而且可能是凌驾政治权威的宗教！这两次机缘，学派都有可能转化为宗教，却终于都没有实现！在汉代，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仅有了宗教，而且有了两个宗教：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

道教出现，与太平道、天师道的活动密切相关。东汉末季的大规模农民反抗之举，有其前例，亦即秦末陈胜、吴广的革命与新莽时的赤眉绿林军起事。那两次前例，除了“篝火狐鸣”之外，庞大的农民武装行动，并没有宗教信仰为维系的力量，也没有任何教团为核心组织。太平道与天师道则是以宗教信仰主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太平道与天师道起事前，即已有教团传播信息，组织群众，然后才诸方同日并起，互相响应，举国骚动。天师道的活动规模较小，但是组织更为严密，也更为持久。汉末农民群众的大规模组织活动，由宗教活动催生，也因为这种活动，而终于转化为道教，一个本土性的教团。

在太平道与天师道的时代，先秦道家的思想，未必已成为道教教义的有机成分。道教初起时，其内容大致是收罗中国传统的神祇，例如天官、地官、水官、雷神、泰山神诸种代表自然力的功能性神祇，组织为类似政府官僚系统的神廷，再加上巫师为灵媒的传统，以交通众神。西汉天人感应的观念，遂可与这两个成分焊接，构成一套联结人神圣凡的信仰系统。于是，在前节已提起的望气禨祥的方术，以及吐纳导引的养生，均可容纳于这一系统之内。两汉方士之术数，以役使鬼神为手段；其修身养性，以长生为目的。道教结合这两个层面，于是形成后日道教中的符箓与丹鼎两支。

在仪节方面，道家的焚香礼拜，甚至后来道观的清规，大致均由佛教借袭；静坐思过、抟首自责这一类反省的行为，则兼采佛教与儒家的修养功夫。后世道教的发展，当以南北朝为最重要的阶段，东汉时代，其教义、教规与组织都还未十分完备。

汉末的道教，若以太平道起事前的《太平青领书》号召言，是求太平，亦即诺斯替教(Gnosticism)所企求的“千禧年”一类的劫数观念。中国的五行相生观念，在秦汉政治上表现为五德转运。世运转移与劫数观念，也可说有相类之处。然而，启示的劫数，终究与机械的转运不同。太平道领袖张角，自许为“黄天当立”的代表人，毋宁是“救世主”的身份。劫数与救世主观念，均为中亚启示性宗教的特色。印度的原始佛教转化为度人度世的大乘佛教，其转化过程是在中亚形成，当亦可能是吸收了这一成分。汉中天师道，更是意图在人间经营一个新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神权，不是以人间秩序为满足，其终极目标，仍当是经由救赎，脱离劫难。

以上所述，道教的形成与发展，应可视作反映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人有的接受了外来宗教，有的人受佛教的启发，糅合中国文化中的若干成分，组织了本土的宗教。这一宗教的第一波发展，仍当是在原来方士、巫术的传统中，焊接上劫数、救赎与救世主诸项外来观念，奉祀传统神祇，发动群众力量，以寻求新秩序与新世运。

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进入地中海世界，而且大有过之。因为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却激发了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摘自《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