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各个举世闻名、神秘莫测。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约48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镇的龙骨山，地处山区和平原交接处，具有独特的地质和生态环境。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之一，也是中国古人类研究的重要基地。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及用火遗迹，为研究人类起源、进化及早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初步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1918年，北洋政府所聘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得知在周口店一带发现了古动物化石堆积，随后进行了初步考察。

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丹基等人在龙骨山北坡发现了埋藏化石更丰富的地点，即“周口店第一地点”。此后，经过多次试掘和正式发掘，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

1929年，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独立主持，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掘出一块距今约60万年前的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为“北京猿人”。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学术界，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了包括头盖骨、下颌骨、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在内的古人类化石，代表了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这些化石的保存状况良好，为研究古人类的形态、生理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这些石器多为小型器，器型种类繁多。石器的加工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这些石器反映了北京猿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多个灰烬层和灰堆遗存，以及大量的烧骨和烧石。这些用火遗迹表明北京猿人已经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并能用火来取暖、烹饪食物和驱赶野兽。这一发现将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通过对遗址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50万年前北京的地质地貌与现在基本相似，但气候状况却经历了温暖湿润和寒冷干燥的变化。这种生态环境的变迁对北京猿人的生存和繁衍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但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科学家们去探索。例如，北京猿人的具体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与其他古人类种群的关系等问题都尚待进一步研究。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距宁波市区约20千米，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约7000—5000年前）的重要遗址。

该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陶片、陶器、骨器、石器以及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等。

河姆渡遗址以其丰富而鲜明的文化内涵，确立了其在中华民族远古发展史和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73年夏，为提高抵御旱涝灾害能力，余姚市罗江公社（今河姆渡镇）征集百余民工扩建新机房，增设大功能排灌机械。

在基础工程掘进到三米深时，意外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及鹿角等动物遗骸。发现者立即将情况上报给公社负责人，并引起了县文化站的关注。

县文化站站长郑保民指派文物干部许金耀前往现场勘察，确认出土的陶片具有考古价值，随后，省文管会派遣专家王士伦前往现场考察，确认此地为浙江省从未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省文管会决定组织力量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工作分为多期进行，其中第一期发掘于1973年11月4日开工，到翌年1月10日结束，发掘面积630平方米，出土文物1600余件。第二期发掘于1977年10月8日至1978年1月，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出土文物4700多件。

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六千年前人工种植水稻的证据，包括稻谷和农具骨耜。这一发现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比印度早了两千多年。

遗址中出土的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展示了河姆渡人高超的建筑技术。他们使用榫卯结构建造房屋，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河姆渡文化不仅展示了长江流域的文明成就，还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文化交流。例如，遗址中出土的某些文物与黄河流域的文化有相似之处，这表明当时可能存在着跨地域的文化交流。

尽管河姆渡文化曾经繁荣一时，但在五千年前却突然消失。关于其消失的原因，专家们提出了多种猜测，如洪水、海侵等自然灾害，以及人口迁移、文化变迁等因素。这些猜测为河姆渡遗址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有学者提出，河姆渡文化可能与南岛语族的起源有关。南岛语族是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岛屿的一个语言集团，其起源地一直是一个谜。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是中国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千米。商后期称此地为北蒙，又称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亡国，共传8代12王，历时273年。

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因而殷都安阳排在中华古都之首，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绵不断传承下去。

殷墟遗址的发现经历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初，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们在耕田时偶然发现一些古老的龟甲、兽骨和各种陶片，其中部分龟甲和兽骨上刻有文字。

然而这些发现最初并未引起广泛重视，当地农民对这些玩意并不了解，有的用作肥料，有的填塞枯井，甚至作为药材使用。

后来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甲骨文，并开始收购和研究，这一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古董圈，为殷墟的后续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团队，包括李济、董作宾等学者开始在当地发掘。经过数次的发掘，殷墟的真实面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不仅有宏伟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王陵大墓和祭祀坑等遗迹，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殷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包括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

甲骨文是殷墟最为神秘的发现之一。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记录了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为我们揭开了商朝社会的神秘面纱。然而，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其解读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中。

殷墟作为商朝后期的都城，其建筑布局和城市规划必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然而，由于历史久远，许多建筑遗迹已经消失或损毁，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来推测其原貌。这种推测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想象，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和祭祀遗存，这些遗存为我们揭示了商朝时期的丧葬习俗和祭祀制度。然而，由于墓葬和祭祀活动往往涉及宗教、信仰、权力等多个方面，其背后的含义和象征意义也往往难以捉摸。

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距今5000至3000年历史。1929年被发现，伴随着逐渐深入的发掘，四川三星堆遗址的神秘面纱由此揭开。其间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数量惊人，造型奇特，与黄河流域文明出土的器物差别很大，属于一个独立于黄河流域之外的文明。

1927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的一位燕姓村民在疏浚沟渠时，意外挖出一批玉石器。这一发现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玉石器可能是先秦时代巴蜀文化的重要遗存。

1934年，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在出土玉石器的月亮湾燕家院子旁进行了首次发掘。

这次发掘确认了遗物的原生地层，并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如玉璧、玉璋、玉圭等。这些发现引发了关于“广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学术观点的讨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四川省文博机构在冯汉骥教授等专家的带领下，多次在广汉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这些工作逐渐揭示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确认了其作为古蜀国时期大型中心聚落的地位。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出土，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些文物的出土不仅展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引发了关于三星堆文明起源、发展、消失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2019年至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区考古发掘重启，新发现了6个“器物坑”，并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共计17000余件。这些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新的线索。

三星堆的确切起源和建造者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尽管有大量的考古发现，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个遗址的起源和目的。

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文化特征。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夏商文物存在显著差异。这些文物的独特之处增添了三星堆文化的神秘感。

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庞大的城市遗址，其规模之大和布局之复杂令人惊叹。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物、道路和水利系统，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具备了相当高的城市规划和工程技术。然而，这些规划和工程的细节以及背后的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图文符号揭示了一个神秘的文化意义。这些符号和图案包含着丰富的象征和宗教意义，但对其确切含义的解读仍然困难重重。这些未解之谜为三星堆文化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秦始皇陵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0公里的骊山，1974年3月被当地村民发现。说起秦始皇陵，人们就会想到兵马俑，其实兵马俑仅仅是陪葬品之一。但仅仅就凭兵马俑，都能称得上“世界第八奇迹”了。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是最大的皇帝陵。如果说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那么中国秦始皇陵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

1974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的村民在解决水源问题时，意外地在打井过程中挖出了许多陶制品碎片。

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村干部的注意，并随即上报给县文化馆。随后，考古队迅速介入，并在此地发掘出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1号坑兵马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2号坑、3号坑以及4号坑也相继被发掘。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秦始皇陵的宏伟规模，也精确地定位了秦始皇陵的准确位置。

秦始皇陵中可能存在大量的水银，用以模拟江河湖海的模样，并可能具有防腐作用。考古学家在勘探过程中发现，地宫中有水银残渣，且气味腥臭，这进一步证实了水银的存在。然而，关于水银的具体数量和来源，至今仍是一个谜。

秦始皇陵的地宫结构复杂，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勘探，地宫可能有三重，且每一重都充满了未知和谜团。例如，地宫中的第一重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第二重则可能隐藏着水银湖或其他未知的秘密。

兵马俑作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雕刻之精细，都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兵马俑手中原本持有的兵器却神秘消失，只留下少量的痕迹。

此外，部分兵马俑身上还留有焚烧的痕迹，这些都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兵马俑的发髻问题也是一大谜团。虽然并非所有兵马俑的发髻都是歪的，但歪发髻的兵马俑占据了相当一部分。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俗或军队构成有关，但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考证。

秦始皇陵的选址依山傍水，南倚骊山，北临渭水，形成了三面环水的风水格局。这种选址方式不仅体现了古代帝王对陵寝风水的重视，也增加了秦始皇陵的神秘色彩。

考虑到秦始皇统治时期的技术水平，如何完成如此规模庞大的兵马俑制作和陵墓建造，至今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这不得不让人对当时的技术力量产生超越常识的想象。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长沙王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于1951年被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发现，1972年正式进行科学挖掘。

期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此外，最令人震惊的便是所出土女尸，历经两千多年，仍与新鲜尸体相仿。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

早在1951年，马王堆墓就被考古学家夏鼐发现，并确认为汉代墓葬群，但当时身份未明。1971年底，长沙驻军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造地下医院时，施工中经常遇到塌方，湖南省博物馆人员接到消息后判定这可能是一座古代墓葬。

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对这座神秘的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定该墓系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发掘工作从1972年持续到1974年，期间陆续挖掘出一号、二号、三号汉墓，并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

马王堆汉墓的墓葬结构宏伟复杂，共有三座长方形竖穴墓，每座墓均有北侧墓道。墓底和椁室周围填满了木炭和白膏泥，层层填土夯实封固，形成了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有利于文物的保存。

一号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异常完好的女尸，被命名为“辛追夫人”。其皮肤、毛发、内脏等都保存得非常完整，甚至在某些部位还能看到血管。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古代防腐技术和医学知识具有极高的价值。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漆器、丝织品、乐器、帛书、帛画等，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文物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保存状况良好，色彩鲜艳，仿佛时间在此凝固。其中，T型帛画尤为引人注目，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还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此外，出土的丝织品展示了汉代丝织技艺的高超水平，而帛书则为研究古代文化和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辛追夫人的墓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漆器鼎，里面盛着藕片汤，藕片清晰可见。这一发现虽然令人震惊，但藕片在见光后迅速消失，不过这一场景被摄影师定格在了黑白照片上。这一发现不仅证明了藕在2000多年前就被种植，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术。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为研究西汉初期的手工业、科技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汉代社会的繁荣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还为我们理解古代文化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

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这座墓葬被誉为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中国南方地区已知面积最大、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地方列侯等级的墓葬。

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等墓园的相关建筑构成，内有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

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两墓共用一个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的、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超过10000件（套）的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展现了海昏文明的梦想与荣光。其中失传已久《论语》的《齐论》版本更是举国震惊。

海昏侯墓的发现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2011年3月，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的一个村民注意到，墩墩山上连续多晚有手电筒的光芒晃动，这一异常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

村民在第二天上山查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旁边堆放着挖出来的木炭、黏土和木头碎片。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盗墓行为，于是立即向当地电视台通报。

电视台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可能是个墓穴，并立即通知了考古人员。考古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那些木头碎片是古代的椁板，从而断定这是一个盗洞，并立即上报了情况。

经过一系列的勘探和发掘工作，考古队确认这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发掘工作从2011年开始，持续多年，期间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

尽管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盗墓企图，海昏侯墓仍然保存得相当完好。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墓葬结构和地理环境，以及盗墓者的误判和未能成功盗掘。

墓中出土了超过10000件（套）的各类珍贵文物，包括金银玉器、乐器、竹简等。这些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展示了西汉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海昏侯墓中的一些发现改写了世人对某些历史事物的认知。例如，考古人员发现了疑似冬虫夏草的补品和青铜蒸馏器，这些发现可能将中国冬虫夏草入药的历史和蒸馏酿酒的技术提前上千年。

海昏侯刘贺的身份特殊，他经历了从王到帝再到侯的跌宕人生。他的墓葬因此也备受关注，成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战国早期曾侯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1978年因部队开山炸石而重见天日，同年进行正式发掘工作。其间共出土文物15000余件，仅青铜器就共计6239件，当中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礼器是历年来我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较全的一次，所出土编钟、琴、瑟、笙等多种乐器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整个曾侯乙墓葬，规格宏大，所包含历史信息众多，直观的为现代人展现了先秦时期的中国风貌。

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与史书中的姬姓随国可能为一国两名。曾侯乙作为曾国的国君，其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和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9月，武汉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随州市随县（今曾都区）扩建营房时，开山炸石过程中发现了与地面颜色差异明显的褐色土层，初步怀疑下方有古墓。

修理所副所长王家贵等具有考古知识的人员立即将情况上报，但起初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次年（1978年）2月，随着施工的深入，发现了更多的异样迹象，最终促使随县文化馆和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成立勘探小组。

1978年3月，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带领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开始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中虽然发现了盗洞和积水等不利因素，但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最终成功保护了墓中文物。

曾侯乙墓共出土各类随葬品约15404件，包括青铜器、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器、金玉器、竹简等。其中，以曾侯乙编钟最为著名，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代表了先秦时期青铜铸造和音乐文化的巅峰。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工艺精湛。例如，曾侯乙尊盘是出土先秦青铜器中最复杂、最精美的一件，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

墓中出土的乐器数量惊人，共计125件，相配的演奏工具和各种附件1000余件。这些乐器大多保存完好，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陈列位置，展示了当时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乐队的建制和布局。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星宿图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天文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礼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