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追悼会，张茜透露张伯驹窘境，毛主席：请恩来解决一下
1972年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一幅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这幅笔力遒劲、情真意切的挽联，既颂扬了陈毅＂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的丰功伟绩，又道出了＂忠心不易，豪气犹存＂的崇高品格。当毛主席得知这幅挽联出自张伯驹之手时，不禁对张茜详细询问起张伯驹的近况。张茜的一番话，让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为何这位曾为保护国宝呕心沥血、将毕生珍藏无偿献给国家的文化名人，会落入如此窘境？陈毅生前又为何对张伯驹格外关照？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意外参会的决定
1972年1月10日，北京的寒风格外刺骨。这一天的下午，中南海书房里，毛主席反常地没有午休。他坐在藤椅上，不时翻动着手中的书页。
＂现在几点了？＂毛主席突然问道。
＂主席，已经一点半了。＂工作人员回答。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主席的决定让所有人都没有准备。
当时的毛主席身着睡衣，腿上只穿着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想要搀扶他去换衣服，但毛主席摆了摆手，只让他们拿来一件大衣。
这个临时决定立即在中南海掀起了一阵忙碌。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周恩来总理，电话那头传来周总理平静而坚定的声音：＂我马上到。＂
周总理接到电话时正在休息，他甚至没来得及换下睡衣就往外走。几个警卫员抱着他的衣服在后面追赶，周总理一边走一边说：＂车上换。＂
在前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周总理一边催促司机加快速度，一边在颠簸的车厢里艰难地更换着衣服。他必须要赶在毛主席之前到达现场，安排好一切。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后，立即开始紧张地布置。原本预定的座位安排需要重新调整，现场的安保力量也要重新部署。
周总理到达会场后，立即前往休息室。陈毅的遗孀张茜和家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当周总理告知毛主席即将到来的消息时，张茜眼中涌出泪水。周总理轻声安慰她要保持镇定。
＂毛主席到了！＂工作人员的通报声打破了休息室的宁静。
周总理带领众人迎接到门口。毛主席下车时，脸上虽带着疲惫，但精神依然矍铄。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周总理搀扶着毛主席。
＂我睡不着啊！＂毛主席拍了拍周总理的手。
在休息室里，毛主席先和西哈努克亲王交谈了几句，随后在周总理的引导下，来到张茜一家人所在的休息室。当张茜看到毛主席时，再次潸然泪下。
＂主席，您怎么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毛主席握着张茜的手说。
张茜强忍着悲痛，告诉毛主席，陈毅在病重期间仍然惦记着他，在毛主席生日那天特意吃了一碗长寿面，为毛主席祝寿。这番话让毛主席的眼眶也红了。
当张茜劝说毛主席休息一会就回去时，毛主席摇头说：＂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毛主席的到来，使这场追悼会的规格瞬间提升。许多原本未能参加的同志纷纷赶来。不大的礼堂很快就挤满了前来送别陈毅的人们，晚到的同志只能站在外面。
下午三点，追悼会准时开始。张茜搀扶着毛主席，缓步走向会场。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紧随其后，现场庄严肃穆。
二、挽联引发的关注
追悼会现场，毛主席的目光在两侧的挽联和花圈间缓缓扫过。突然，一副挽联吸引了他的注意。挽联以遒劲有力的行书书写，其上写道：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
执笔临风著雅章，豪气犹存，诗名传塞外，文采动京华。＂
毛主席停下脚步，细细端详这幅挽联。张茜见状，轻声解释道：＂这是张伯驹先生写的。＂
＂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毛主席转头问道。
张茜告诉毛主席，陈毅和张伯驹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两人都是文人出身，对诗词书画都有着深厚的造诣。陈毅生前常常提到，张伯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收藏家，更是一位有着深厚爱国情怀的文化人。
＂这副挽联写得很好。＂毛主席说，＂上联写陈毅戎马生涯，下联颂其文采风流，很是切合陈毅同志的一生。＂
张茜接着向毛主席介绍了挽联的创作背景。就在陈毅病重期间，张伯驹曾托人带来一幅画作，以示问候。当时陈毅已经说不出话，但仍用颤抖的手写下＂多谢＂二字。这让张茜想起了1960年代初，陈毅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为张伯驹说话。
＂张伯驹现在过得怎么样？＂毛主席问道。
张茜犹豫了一下，道出了张伯驹目前的处境。原来，这位将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的文化名人，近年来生活十分清苦。他居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有时连基本的生活费用都难以维持。
＂陈毅生前一直想为张伯驹做些事情。＂张茜说，＂就在前天，文史馆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张伯驹的聘书，还没来得及请领导过目。＂
毛主席认真听完，转头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请恩来解决一下。＂
周恩来立即点头应答。这番对话虽然简短，却为张伯驹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挽联的书法显示出张伯驹深厚的功力。毛主席注意到，字里行间既有北碑的雄浑，又有唐楷的严谨。上联＂仗剑从云＂四字写得气势磅礴，与陈毅戎马倥偬的一生相呼应；下联＂执笔临风＂的笔势则显得舒朗飘逸，恰如其诗文风骨。
＂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八字，既是对陈毅军事才能的赞誉，也是对其政治智慧的肯定。而＂诗名传塞外，文采动京华＂则完整地勾勒出陈毅文武双全的形象。整副挽联既是对故人的追思，也是对这段深厚友谊的见证。
通过这副挽联，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在追悼会现场被重新提起。而毛主席的一句嘱托，也将成为改变张伯驹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三、不为人知的交集
陈毅与张伯驹的初次相识要追溯到1946年春天。当时，国共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张伯驹作为民主人士，经常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延安见到了陈毅。
那天，陈毅正在书房吟诵自己新作的一首七律。张伯驹听到后，不由驻足。两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诗词格律的讨论。张伯驹指出陈毅诗作中用韵之处略显生涩，并以唐宋诗词为例，详细讲解了平仄的运用之妙。陈毅不但没有不悦，反而虚心请教。
从那以后，每当张伯驹到延安，都会与陈毅切磋诗艺。1947年初，张伯驹特意带来了一幅明代画家沈周的《墨梅图》，赠与陈毅。这幅画中的梅花孤傲挺立，正如当时艰苦环境中的革命者。陈毅深受感动，当即和了一首《咏梅》相赠。
1948年冬，淮海战役前夕，张伯驹再次出现在陈毅的帐篷里。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幅自己临摹的《兰亭序》。陈毅看后说：＂战场上也要有文化人的气息。＂随后，他让警卫员小心收好这幅字。
1949年初春，上海解放在即。张伯驹冒着风险，将自己收藏的部分珍贵文物暂时寄存在陈毅处。陈毅不仅妥善保管，还安排专人护送这批文物去往安全地带。这份信任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1960年春，陈毅准备前往东北视察。临行前，他专门邀请张伯驹到家中做客。两人相对而坐，品茶论艺。张伯驹向陈毅展示了一幅新得的宋代山水画，陈毅则拿出一本自己的诗稿请张伯驹指点。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两人最后一次畅谈。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张伯驹的处境日渐艰难。1962年，当陈毅得知张伯驹被某些人误解时，立即写信为其正名：＂张伯驹先生为人正直，其对文物的保护和贡献有目共睹，不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65年秋，张伯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洛神赋》卷等国宝级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陈毅闻讯后，特地写了一首诗表示赞赏：＂文物价值连城重，一片丹心献祖国。＂
1970年，陈毅病重期间，张伯驹托人送来一幅《梅花图》，上面题词：＂忆昔延安论诗日，今朝挥毫寄故人。＂陈毅虽已不能言语，却用颤抖的手写下＂情深谊重＂四字。
这段跨越二十多年的交往，始于诗词，终于文物，其间既有文人之雅，又见风骨之节。陈毅生前多次表示，张伯驹是一位真正懂得传统文化价值的学者，更是一位心系国家的文化人。
四、追悼会后的转机
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后，周恩来立即着手解决张伯驹的问题。追悼会结束的第三天，周恩来便派秘书前往张伯驹住处，详细了解其生活状况。
当时张伯驹居住在北京西城区一间仅有十几平米的平房内，房间潮湿阴暗，家具简陋。秘书抵达时，张伯驹正在油灯下写字。屋内除了几摞书籍和一些字画创作工具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生活用品。
1971年1月15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张伯驹。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到了陈毅追悼会上的那副挽联，称赞其＂既得风骨，又显真情＂。随后，周恩来向张伯驹通报了几项决定：第一，恢复其文史馆馆员职务；第二，解决其居住问题；第三，为其安排专项研究经费。
1月底，张伯驹搬入了位于阜外大街的新居。这是一套建筑面积近百平米的院落，不仅光线充足，还有专门的书房和画室。院内种有几株梅树，正是张伯驹最喜爱的花木。
2月初，文化部派员到张伯驹家中，送来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复制品，请他参与鉴定和研究工作。这些文物多为张伯驹此前捐献给国家的珍品，包括《洛神赋》卷、《韩熙载夜宴图》等。至此，张伯驹终于能够重新投入到他最热爱的文物研究工作中。
3月，中国文史馆正式向张伯驹颁发了馆员聘书。聘书上的日期恰好是陈毅逝世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这份聘书不仅为张伯驹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他的学术地位。
同年4月，故宫博物院特别邀请张伯驹参与一项重要的文物修复工作。这是一幅宋代名画，因年代久远，多处残损。张伯驹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为修复工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建议。
5月，张伯驹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北京图书馆请他协助整理一批新发现的古籍文献。这些文献中包含多册明清时期的诗文集，正是张伯驹擅长的研究领域。
6月，文化部组织了一次文物鉴定专家会议，张伯驹作为主要专家出席。会上，他详细介绍了辨别古代书画真伪的方法，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这次会议后，张伯驹开始定期为年轻的文物工作者授课。
7月，张伯驹着手编写《中国古代书画鉴赏指南》。这是一项系统总结他毕生鉴赏经验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多个文博单位都提供了大力支持，为其调集了大量参考资料。
通过这一系列安排，张伯驹不仅解决了生活困境，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了发挥专长的平台。这印证了陈毅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伯驹先生的学问，国家早晚都要用到的。＂
五、余音绕梁
1971年下半年，张伯驹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每周二、周四上午，他都会在文史馆为青年学者讲授书画鉴定知识。授课之余，他开始整理陈毅生前与他往来的书信和诗作。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被整理成《陈毅同志诗文辑录》。
9月的一天，张伯驹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是张茜寄来的，信中附上了陈毅生前最后一次书写的＂多谢＂二字。张伯驹将这两个字裱装起来，挂在书房正中。此后每逢重要场合，他都会提起这段往事。
1972年春，张伯驹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1946年陈毅在延安送给他的一本诗集。诗集扉页上有陈毅的亲笔题词：＂与伯驹兄论诗，每获良益。＂这本诗集后来被张伯驹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同年夏天，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特别展览，展出了张伯驹早年捐献的部分文物。开幕式上，张伯驹应邀发言，回顾了1949年陈毅帮助他转移文物的经过。这些文物中，有些正是当年经由陈毅之手得以保存下来的珍品。
1973年初，文化部决定编写《中国文物保护史》，特邀张伯驹担任顾问。在书稿中，他特别记述了陈毅在战争年代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贡献。这些史实性的记载，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3月，张伯驹开始着手编写回忆录。在书中，他详细记录了与陈毅相识、交往的点点滴滴。从延安的诗词唱和，到上海的文物保护，再到后来的书信往来，皆有详实记载。这份回忆录后来成为研究陈毅文化生活的重要史料。
6月，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近代文物保护人物事迹展＂。展览中专门辟出一个单元，展示了陈毅与张伯驹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贡献。其中包括了两人的往来信件、题词和相关文献资料。
年底，张伯驹参与了陈毅诗词集的整理工作。在审读过程中，他发现了多首未曾发表过的诗作。这些诗作大多写于1946年至1949年间，记录了陈毅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所思所感。
1974年春，张伯驹应邀为《文物》杂志撰写专文，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文章中，他特别提到了陈毅在上海主政期间，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文博界引起广泛反响。
每当有人问起陈毅，张伯驹总会提起那副挽联。他说，写这副挽联时，笔下的每一个字都饱含对故人的追思。而正是这副挽联，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的契机。那些与陈毅相关的书信、诗词和往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