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也算得上是两宋第一流的皇帝了，他在位时任用贤良，积极改革，使得北宋经济文化达到了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听起来还不错的皇帝也做过一个相当蠢的决策——给黄河改道。这事儿听起来离谱，听完更是让人忍不住大骂“书生误国”，但其中却也有缘由。

黄河水中掺有大量泥沙，在河水流淌的过程中泥沙沉积于某处，会造成河道堵塞，增大河岸压力，久而久之便会决口；冲破河岸的河水顺着地势漫延，不久形成新的河道。历史上，黄河改道频频，两岸也经常发生灾情。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办法大多比较消极，先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堵上，如果不行就放弃受灾区，换个地方重新拓荒。

这种做法大有“看老天爷脸色吃饭”的意思，但古人的社会生产力就摆那儿了，压根没办法跟大自然对抗，因此，这也是无奈之举。然而就在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发生了一次大改道，河水在今河南濮阳市一带决口，河水直奔大名府，形成了宋人口中的“北流”。作为历史上黄河八次大改道之一，此次改道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大不言而喻，但北宋家底还算殷实，尚且能够兜得住，有一件事却令朝廷倍感恐慌。

原来，那会儿幽云十六州已掌握在辽人之手，盛极一时的辽国对富庶的宋朝本是虎视眈眈，而辽国重镇南京（也就是我们的北京）更像是一把匕首悬在北宋头顶，此时黄河就成了抵抗辽国骑兵的主要天险。此番黄河改道，不但让北宋苦心经营的塘泊防线整个泡了汤，天险干脆直接跑到人家里去了，万一哪天辽人在黄河上架个桥，南下入侵岂不跟逛公园一样随意？

宋朝本就不以军事见长，这下开封府又无险可守，宋仁宗心里更是没了底。好在手下有人一眼就看出了领导的担忧，恰到好处地献计献策道：既然黄河这么重要，咱不妨想个办法，让黄河流回来得了。毫无疑问，这正是皇帝心中惦记的事情，仁宗一听立马向群臣提问，当即有人给出了一套方案。

有人提出，黄河之所以改道，不就是因为旧道泥沙淤积以至堵塞嘛。想要黄河流回来，把旧道疏通，再想办法将河水引回，然后把决口堵住，一切不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了？这话可能乍听没毛病，实际却是愚不可及。且不提古代缺乏机械，能有多大力量去对抗大自然，单单疏通河道一项就不是宋朝可以受得了的。根据估计，该工程至少要征用劳力数十万，甚至还要调动大量军队，规模堪比一场战争，甚至直追秦始皇修长城了。

当然了，宋朝之弱在于不重武备，跟黄河往哪流一点关系都没有。倘若决策者们足够英明，主动改革积极强军，压根就不必为黄河改道一事如此上头了。遗憾的是，当局者迷，仁宗根本就没考虑这些，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把黄河重新掰回来。最终，他们制定了一套被称为“六塔分流”的方案。

毋庸置疑，黄河水势凶猛，绝非古人可以随便驾驭的。不过有人提出，当时黄河下游恰好有一条名叫六塔河的小支流，该河主要流经河北。适逢这两年天下大旱，黄河水势有所削减，倘若能将一部分黄河水引流至六塔河中，进一步削减黄河本身的流量，然后再充分调动人力大搞黄河回流工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方案一提出，朝堂上下自以为可算是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顿时一片欢腾。不过，当时也有明白人心里很纳闷，搞不懂为啥非要费这么大劲儿让黄河回流。要是把这些银子用在黄河下游治理和国防建设上，这不比烧了这些钱去瞎折腾要靠谱许多？

在当时，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并不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欧阳修。他主张加固河岸，搞好黄河下游水利建设，朝廷拨款安置灾民，帮助他们重新开垦田地筑建家园。然而，理智却又微弱的呼声瞬间便被狂热所淹没，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在名相富弼和文彦博的鼎力支持下，“六塔分流”工程最终还是被批准了。直至此时，决策者们仅围绕着工程方案就纠结了七八年。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六塔分流”工程正式上马。4月，朝廷发动数十万劳力浚通旧道，堵塞商胡决口，迫使部分河水流入六塔河。大伙干得热火朝天，但很快便遇到了两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其一，虽然朝廷早已料到这项工程会很烧钱，但实际操作起来，它消耗的财力仍然远超估计，甚至可以用“无底洞”来形容。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近计塞商胡，用薪苏千六百四十五万，工五百八十三万。今仲昌计塞六塔，用薪苏三百二十万。共是一河，所费财月不容若是之殊。”银子倒是花了一部分了，但工程才刚刚开始呢；要是把整个工程给弄完，实际花销怕是要比预算高出一大截。弄着弄着就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这可是搞工程的大忌。

其二，人们发现朝廷似乎远远高估了六塔河的承载能力。在动工之前，欧阳修就警告朝廷：六塔河流域的齐、博、德、棣、滨五州都有被水淹没的危险。要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富庶之地，可谓河北的经济支柱。小心弄到最后没把黄河给掰回来，结果还把好端端的河北给搞垮了。开工后，人们果真隐隐察觉出巨大隐患：黄河宽两百多步，而六塔河还不到50步宽，后者顶多为黄河分流三成；人们根本无法控制水流，试想，汹涌的黄河水一股脑灌进六塔河，这可能有好结果吗？

果不其然，这项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国家工程，几乎在竣工当天就玩完了——黄河不但再度决堤，六塔河也受到牵连，下游洪水泛滥，徒增无数灾民。

所谓“六塔分流”工程一事无疑十分愚蠢，如今看来，工程绝对是门严谨的学问，本身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它必须交由内行处理，绝非当权者一拍脑袋就能随随便便做决定。反观当时的北宋朝廷，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激烈，高层中有名有姓的大多都是搞政治的好手，但长期的党同伐异使得其中大部分人都丧失了理性，在他们看来，诸如黄河回流这样的大事，成了他们刷存在感和政绩的绝好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不但仁宗一朝，几乎同样荒谬的事在神宗、哲宗两朝也有发生，是为“三易回河”。更夸张的是，被誉为“名相辈出”的北宋，无论是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还是韩琦，他们非但无一人反对如此劳民伤财之事，反而居然个个大加称赞。不同派系围绕着这个问题还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回河之争”，这些仪表堂堂的君子口口声声“为国为民”，最终却为了争取各自的政治利益而积极逢迎，如此集体反智也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短短数十年内连续3次强行试图为黄河改道，在凭白消耗掉大量社会财富之后，北宋并没能因此改变自身的羸弱，反而在政策的反复中加深了体制上的弊病，加速了其灭亡。真正可怜的当属那些因此受到影响的百姓，好端端的小日子被突如其来的大水冲走，莫名其妙就成了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