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连超，1909年出生，聊城八甲刘河下荣村人。
荣连超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兄弟二人，排行第二。因父母早逝，在叔父扶养下长大。15岁时考入堂邑柳林高小，受老师（共产党员）影响，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家、民族兴衰。
1927年18岁的荣连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突然有一天，老师找到他，说自己要离校转移，以后党会派人和他联系的。
老师走后，荣连超又和另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接上联系。1928年，荣连超毕业返回故里，在河下荣一带积极发展组织。他和同志们常深夜里到龙王庙村大庙，为安全起见，凡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用毛巾把眼遮住，等传达完党的指示和汇报完当地情况后分别送出门外，各自回家。这样只有入党人和介绍人有联系，党员之间互不认识。
荣连超昼夜奔走，发展了十几个党员。
同年，荣连超受命离开家乡去天津，又化名“西班”到热河一带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1年春，荣连超受派回山东工作。
1932年冬荣连超受党的指示再次回到天津，以劳工的身份在天津从事抗日宣传。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在天津组织近百名劳工也走上了街头，加入到游行队伍。
1937年秋，荣连超回到家乡，把原来的十几个青年召集起来，其中就有他的叔伯兄弟荣连宽和庞庄的庞树山、庞树增、庞树同、庞怀香等。队伍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大刀、长矛。沙瓜庄民团团长送给了他一把盒子枪和两杆步枪。
有一天在八甲刘集市上，荣连超带着人搞宣传，碰到堂邑政训处的晋士林也在做宣传。和晋在一起的是红军干部廖云山。荣连超和廖云山一起整整谈了一天。
廖云山说，堂邑办事处的干事叫解彭年，还有晋士林、李福尧。办事处也组织了一支抗日队伍有二十几个人，队长叫洪涛是红军干部，队伍叫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是范筑先专员委任的。
第二天，荣连超到堂邑见了洪涛等人，把自己十几个人的宣传队加入到游击队抗日武装宣传队，荣连超任宣传队长，晋士林任指导员。
1937年冬，这支队伍一直活动在堂邑县城东及城东北一带。每到一地就发动群众入伍，宣传抗日救国。纪律很好，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捐粮吃大户。这样活动了十几个村，群众很感动，队伍已达八十多人。
但是却引起了地主民团的不满。有一天，队伍来到了运河上的土家闸收了五条枪，当地民团很为恐慌，怕收走他们的枪支。民团团长肖建九假意表示欢迎，说村西南有个大觉寺，很宽敞，已派人打扫干净，今晚就住在寺里吧。洪涛队长认为有道理，就带队在寺里住下。
天黑之后民团把大觉寺团团围住，手举着火把喊：“把你们收走的五条枪交出来就放你们走，不然就打进寺里，包你们的饺子……”洪涛队长命令队伍守住寺门及四角，令李福尧、周乐亭带着队伍往外冲。可是四百多人的民团围得严严实实，队伍根本冲不出去。
党支部开会研究认为敌强我弱，不能再硬拼，决定叫李福尧、荣连超、晋士林三人出去与肖建九谈判。几番交涉，民团答应只要把枪还就一定放行。
队伍交出那五杆枪后，就撤出土家闸大觉寺，来到苏堤口休整了一下午。刚过马颊河就碰到了土匪栾省三。栾设下埋伏，结果被我击退。部队继续向马颊河以北堠堌一带前进。
队伍在堠堌一带活动了十几天，宣传抗日，扩大武装力量，这时堠堌的民团又想下毒手了。
一天夜里，民团正准备发动袭击，堠堌梁向明的父亲与荣连超关系很好。老人听到风声后就派人给荣连超送了信。荣连超及时报告洪涛，把队伍转移到了姜家胡同，敌人的偷袭落空了。部队在此住了半月，期间又一些进步青年加入，壮大了队伍力量。
12月，聊城政训处把队伍调去聊城，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这时洪涛奉命调到泰安地区工作，廖云山继任一大队大队长，晋士林任中队长，荣连超任指导员。这支队伍教唱抗战歌曲，教战士们学文化，实行民主、政治公开、官兵平等，虽人枪不多但很有点像八路军的样子了。
这期间，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同王金祥进行斗争。范筑先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老军人，但其参谋长王金祥却是一个顽固分子。王金祥看到这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逢勃发展，非常嫉恨。
这天范专员去阳谷收编老土匪布永言的队伍。王金祥下令叫一大队到专员公署去听令改编，如不服从就缴械遣散。荣连超、廖云山和张维翰商议，若参加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若不参加算违抗命令，最后决定去参加，荷枪实弹，子弹上膛，手榴弹揭开盖。可当队伍开到专员公署，只有一个人点了名，并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估计是王金祥见一大队严肃戒备，不敢硬行改编。
最后王金祥带着十几个卫士出来，阴阳怪气地说：“堂邑的民团告状到我这里了，你们不是收枪，就是吃富户，和民团发生冲突，这是要干什么！这是扰乱六区的抗日局面！现在中央提出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
王金祥接着说：“你们都是些有知识的人，有些事也就点到为止。我就说个笑话吧，过去的朝廷中北方人总斗不过南方人，为什么呢？因为北方人喜欢互相拆台，最后拆了别人的台自己也完了。南方人呢，则是几个人凑钱先买一个官做，赚了钱共同分，然后利用北方人互相拆台的特点，把北方人挤了出来……好了，我讲完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大家心里都清楚，王金祥是在影射红军干部，洪涛是江西人，廖云山是四川人。范司令回来之后，政训处主任张维翰报告了这件事，范专员对王金祥进行了训斥。王金祥从此就与一大队为敌了。
虽然这次没有被王金祥缴械，但鲁西特委考虑到国民党势力太强，队伍在城里很不安全，也难以扩大，由张维翰向范筑先建议，让一支队到野外去演习，最好到阳谷去。
1938年元旦，一大队移防阳谷县，春节后又调往寿张，这两个县的县长都是共产党员。阳谷县县长是徐茂里，寿张县的县长是管大同。部队在这一带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很方便。
阳谷县城附近有股土匪骚扰抢掠，当地人民强烈要求剿匪。廖云山、荣连超和徐茂里研究商议后定下计划。一个下午，一大队和县里的武装向土匪盘踞的村庄展开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队伍利用夜幕匍匐前进，等到了村庄一跃而起，一排手榴弹甩过去，然后杀进村庄。土匪抵挡不住，缴枪的缴枪，溃逃的溃逃。
这一仗大获全胜，缴获了步枪一百多支，俘虏一百多人。这次战斗对阳谷县的民众影响很大，许多青年人、小学生纷纷入伍。一大队仿照红军成立了一个少年先锋队，有十五六岁的战士近二十人，队伍随军进行抗日宣传。荣连超任少先队队长，陈耀贤任指导员。
荣连超很关心这些小战士，教他们唱抗战歌曲，讲《三侠剑》《岳飞传》等故事，生活上很照顾，常说我少吃点，尽量让孩子们多吃点，他们正长身体，还得训练。这些小战士知道后很感动，整天围着荣连超转。
被范筑先收编的土匪布永言出尔反尔，影响阳谷的工作。部队决定由荣连超等人与布永言谈话。 荣连超说：“范司令调你去聊城为何不去，给你开拔费，给你给养，你不但不去，一夜还放了十一把火，真是作恶。就算是土匪也要讲个义字吧，起码还是中国人吧。”说得布永言低下了头，一是良心发现，一是迫于一支队的压力，从此服从了县里的领导。
寿张县的工作不好开展，土匪横行，民团不配合。一大队来到寿张后，立即配合管县长对小窝子土匪进行清剿。
有一天县政府得到报告，阳谷坡里天主教堂人员有汉奸嫌疑。管大同、荣连超、晋士林等带着80余人夜行到阳谷坡里，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坡里教堂。荣连超说我们先不忙打，他带着人向教堂喊道：“我们宣传抗日从这里路过。你们烧锅开水给我们喝喝，我们拿水钱，喝完就走。”教堂开了门，队伍不费吹灰力捉拿了十三县的汉奸头子维持会长，迅速完成任务。
一大队得到两县政府支持与帮助，人枪发展到近二百。
1938年2月，聊城政训处把一大队调驻冠县。途中，堂邑谢德元等率20余人枪参加。队伍开到冠县，在冠县师范宣布成立第六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张维翰兼任冠县县长与支队司令，廖云山任大队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荣连超继续任少先队队长。
1938年5月，十支队进军馆陶县，在八路军支援下，打开了馆陶县城，把王来贤与王金甲的两股土匪赶出了城。土匪逃到卫河西，与十支队隔河对峙，时有射击。李福尧等带领战士隔河喊话，宣传抗日救国，并向其士兵扔馍吃。荣连超带领少先大队也参与了喊话。经过一周的努力，土匪停止了射击，接受了范筑先的收编。
为了壮大十支队的战斗力量，聊城政训处动员全区政训人员捐一个月的津贴10块大洋，加上寿张县长管大同带出的现款，还有范筑先夫人武定国捐的款，共两千八百块银元，从河南二十二师谷良民部队买来十挺机枪，还有掷弹筒，送给了十支队。
十支队以堂邑游击队为基础成立机枪营，刘致远任营长。此时，十支队收编了馆陶县潘庄的民团李凤藻部，该部人枪五六百，编为十支队的第一团。荣连超在对李部的整编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快这支队伍风气大变，士气大振。十支队不久成立了教导大队，荣连超任队长，同机枪营一块驻守馆陶。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张郁光、姚弟鸿等700名将士光荣殉国，鲁西的抗日局面立刻严峻起来。
日寇占领武汉后回师扫荡华北，鲁西各县相继失守，范筑先的队伍多数溃散，王金祥的二支队成了伪军，齐子修的三支队、吴连杰的部队等也伪化。国民党与日军妥协企图消灭华北抗日的队伍，十支队危机重重。
中共鲁西特委召开两次紧急会议，决定第十支队仍留在冠县馆陶丘县一带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11月20日，第一二九师抗日游击纵队政治委员李聚奎带着中共冀南区委书记陈萧玉，由青年纵队第三团警卫连一个排护送，到达冠县。
12月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在冠县崔八里庄成立。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刘致远任参谋长。又从十支队和地方上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成司政供卫机关，荣连超任先遣纵队宣传队长，坚持在冠县馆陶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后任总务处长，为先遣纵队筹粮筹款。随后又被任命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独立营营长，坚持在冠县馆陶一带抗日。
1939年10月，荣连超奉命率部到堂邑县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独立营所属两个连，250余人，教导员任明。
堂邑县日、伪、顽、杂、匪猖獗，斗争形势极其复杂。顽匪吴连杰统治着四、五、六区的大部；栾小秃匪部盘踞在一区定远寨一带；城南二区师国民党顽固派刘中孚的民团；马颊河以东为齐子修部统治区。
这些土顽势力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气焰十分嚣张。敌众我寡，独立营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党政机关的安全，协助开展发动群众工作。
1940年1月，顽固分子刘中孚纠集地方民团对堂南一带群众和抗日家属进行迫害，闹得民不聊生。县委、县政府决定以独立营为主力打击这股反动武装。不料，到了2月初，刘中孚部移驻聊莘公路西侧康营村，修筑工事，调集地方反动武装四五百人与抗日政府对峙。
敌我力量悬殊，堂邑县委请求筑先纵队一营（原十支队机枪营）联合歼灭这股敌人。一营在营长杜守先、教导员吴新之带领下秘密来到堂南县委驻地。荣连超已带战士侦察清楚康营村敌匪情况，绘好了地形图。经过研究，由一营营长杜守先率部攻打战斗力较强的顽匪；荣连超带领独立营攻击刘中孚的司令部及部分民团武装。
午夜，筑纵一营和独立营的战士，兵分两路直奔康营村。战斗打响后，荣连超身先士卒，带全营杀往刘中孚司令部。经一夜激战，彻底摧垮了敌军。
这次战斗，地方封建势力惊慌失措，气焰大为收敛。
1940年6月，八路军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并为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肖永智任政治委员，王近山任副旅长，荣连超调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任参谋。
1941年春，莘县组织200多人的基干团，县长王树人兼团长，荣连超任副团长，教导员苑化冰。1942年春，荣连超调任冀南军区七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受命前往堂邑四区工作，插入敌人心脏。
堂邑四区群众基础好。1939年春，梁向明等老同志调鲁西北地委工作，四区的工作落在徐明魁等几个刚入党不久的同志身上。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地下党的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荣连超来到四区后，住在堠堌集梁向明家里。梁向明的父亲是个爱国老人，对荣连超支持很大。因为堠堌是一个集镇，人员来往繁杂，荣连超转移到陈庄，住在区委组织委员满九成家里。
荣连超到四区后，给该区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他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斗争方向，制定对敌斗争政策。每当区委的同志到上级机关汇报、开会，他都是亲自护送穿过“无人区”“封锁沟”，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
有一次，荣连超护送区委书记徐明魁，路经土顽二十二旅周致中的防区。敌防守盘查甚严。荣连超和徐明魁走到离封锁沟不远的地方时，已是傍晚。忽然，迎面来了20来个巡逻的兵。近在咫尺，躲藏已来不及。荣连超急中生智，对徐明魁悄声低语。徐会意，一拳把荣连超“打”倒在地，拔腿就跑。荣连超就地爬起，捡起土坷垃，叫骂着追打而去，与伪军擦身而过。巡逻队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荣连超长期在敌占区工作，对有着丰富的敌斗争经验。四区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以吴连杰为首的敌伪势力。吴部有两千多人，统治着原堂邑县北边四、五、六区等一带地方。抗战初期，吴尚未公开投敌，荣连超曾多次与他谈判。
荣连超组织四区区委成员认真分析这支武装，提出区委要寻找敌人的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根据他的建议，区委派了组织委员满九成，打入吴部司令部给副司令孙步云当护兵，派了党员陈洪恩打进了吴部特务团，当上了团长程子方的秘书，派党员魏长杰打入了吴部宋风岐团教导队。
以后区委通过各种渠道，在吴部安插了十几个内线，掌握了吴内部的许多军事情报，做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工作，为后来程子芳带领特务团两个营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的阮庄小围子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区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从起初的5、6党员发展到了近50名；由一个党支部发展到七个，开创了该区党的工作的新局面。
1942年秋冬之季，荣连超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当时赵建民改任副司令员，马本斋任分区司令员1943年7月马本斋调出，赵建民任司令员，同年编为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
1943年6月5日，已是军法处长的荣连超奉军分区赵健民司令员的命令，带着两个警卫员杨锡堂、刘金河，早上八九点钟到了柳林赵越家里，要了几个南瓜，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赴吴海子村吴连杰司令部，争取其弃暗投明。
当荣连超到达吴连杰司令部时，其三弟吴连祥却说吴去了后哨营村。这是吴连杰设下的一个圈套。吴连杰与齐子修为争夺地盘反目，齐部薄广三旅长从博平一带窜到了吴活动的地区，旅部驻扎在后哨营村。吴连祥谎说吴连杰在后哨营村，就是借齐子修之手杀害荣连超，挑起抗日武装与齐部的矛盾，以便从中谋利。
下午四五点钟，荣连超走到后哨营村口，对放哨的士兵说：“我要找你们的吴司令。”哨兵说：“什么五司令六司令的，有话跟我们的薄旅长去说吧！”荣连超方知受骗。
薄广三连夜对荣连超进行了审讯，用尽酷刑，却始终无法使荣连超开口。当天夜里，薄广三将荣连超活埋在后哨营村西北围子壕沟内。荣连超时年仅34岁。
荣连超牺牲后，我地下党派人冒着扒出烈士遗体，运至柳林和寨，直到1945年堂邑、临清解放才把烈士运回来安葬在家乡。
1947年7月堂邑解放，同年9月临清解放，吴连杰被我军活捉。堂邑县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在胡堂村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