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战风雪、斗强敌，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舍生忘死的精神，在西北高原各族人民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革命影响。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英勇悲壮的篇章。

西路军失败后，马步芳先后将约六千战俘，包括团级以上指挥员十九人，女战士四百多人，分批押来青海。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张掖到西宁；少数是从武威到西宁的。马步芳指使所部，用惨绝人寰的手段，沿途屠杀手无寸铁的红军战士。

从河西押往西宁，途经祁连山深山峡谷和海拔三四千公尺荒无人烟的高原，又值严冬季节，风雪弥漫，寒气袭人。

被俘战士大部分是伤病员，身着破烂单衣，赤足麻鞋，有的将破毡挖个洞，伸出头来，系上草绳御寒。有的脚上裹着破皮烂布，白天吃一顿能照见人影的杂面糊糊，晚上露宿在荒野、庭院，在刺刀和皮鞭下，苦苦挣扎在风雪严寒之中。

幸存者普遍反映，他们行走稍慢或稍有反抗时，即被敌人当场戳杀。从张掖至西宁三百多公里，沿途到处可见被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

被俘战士押到西宁之后，马步芳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对被俘人员秘密地成批予以活埋。1955年仅在杨家台、苦水沟等地挖掘出来的被害烈士遗骨就有五百多具。这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已被洪水冲走。

从万人坑逃出的姚芝珍、黄科林、胡秀英等人控诉：残杀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押赴刑场之前，还欺骗说：“送你们回老家去。”“你们是伤病员，把你们送到医院去。”

一到刑场，敌人凶相毕露，手持大刀、斧头、铁锨、镢头等凶器，对着绳捆索绑的红军战士疯狂砍杀，一个个筋断骨折，血肉模糊，不管死活就推到坑里埋掉。

马步芳曾下密令：一不准掌灯；二不准鸣枪；三不准留痕迹；四不准逃掉一人。他命令其传令长马英：“你去看看，尕娃们（指传令队队员）怕出事哩！去了血，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要打枪。”马英奉命后一次即砍杀活埋一百三十多人，亲手杀死八人。

原青马副师长冶有禄说，虐杀战俘是马步芳交给下达的一项反动任务，他奉命行事亲自杀了十二名战俘。

与此同时，马步芳将大批战俘编入新二军补充团强制劳动。该团辖四个营，每营四个连，共两千八百五十人。先由马腾任团长，不久即由六百团团长孟全录接任。

补充团成立后，一营修乐都县碾伯至民和县享堂的公路，二、三、四营在西宁分别修乐家湾铁骑沟窑洞、惠宁桥和昆仑中学校舍。

1937年9月，上述工程完工后，补充团又去甘肃张掖修飞机场。农历八月十五日，途经祁连县大梁一带突遇大雪，三十多名战俘被冻死，一百多人被冻坏了手脚。

1938年初，补充团一营六百多人调回西宁，改称工兵营（也叫“森林警察局”），被派去修共和至兴海大河坝公路，到循化县宗吾、占群地区伐运木材，在大通收菜籽，修建煤矿房屋。

1939年2月至1943年底，全营至循化县赞卜乎开垦荒地一千七百五十亩，修庄廓六十个、房屋三百间，又在化隆甘都东滩垦荒一千亩，并在黄河边修巨型木水车七架。马步芳将这这些土地、庄廓、房屋，一半封给他的儿子马继援，另一半封给了他的私生子马崇德。

1944年初至1946年底，全营调往循化建设堂，修建铺面和住房二百间，学校一所，油房一处，水磨两盘，还修筑了街道和清真寺。

由于繁重的劳役和疾病的折磨，工兵营在抗战胜利被遣散时，仅剩二百五十人。

1938年2月，补充团二、三、四营从张掖到门源县修西宁张掖公路一段二十公里的石方工程。1938年7月，马步芳还将这三个营的绝大部分战俘送到国民党第八战区兰州师管区，顶替青海应征壮丁，又以每个壮丁费八百银元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榨取一百多万元。

被囚禁在各厂矿、医院的战俘，其命运也极为悲惨，长年无休止地进行繁重劳动，还要遭受种种非人酷刑。罗阴山在工兵营服苦役时，亲眼看见敌军官对两名难友滥用酷刑，一人被当场打死，一人被打成残废。战俘曹喜如等三人因不堪忍受迫害，1945年从义源工厂逃跑，被抓回后三人都打了背花，砸了骨拐。

遭受苦难最大的是被俘的女战士。她们有二百多人被马步芳赏给下属做奴仆和妻妾，受尽百般摧残，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漂泊。

邓秀英被指定给一反动军官为妻，她誓死不从，女扮男装，连夜逃跑，颠沛流离了三年，才和农民高惠结婚成家。

妇女独立团连长向翠花，被恶霸地主马玉成霸占为妾，因不堪虐待，从马家逃出，后与贫苦群众马福兴结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马步芳被迫释放部分战俘，以敷衍社会舆论。

1937年4月至10月，他先后将一千多名战俘分批押送到兰州拱星墩交国民党第八战区的“感化”院。这些战俘经过艰苦斗争，大部分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营救，一部分被编入国民党部队，一部分逃跑回家或失散在甘、青各地。

西路军被俘战士面对马步芳的残酷迫害，在拘禁、劳役极端艰困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威武不屈，红心向党。青海各族人民的关怀同情和营救掩护，同样表现了各族人民对落难红军的一片深情。

被俘战士的斗争是在一种极端复杂、非常艰苦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刘瑞龙等同志组织了地下党支部，以“留胡节不辱”来激励难友。曾庆良等人则利用留在敌营内部的有利条件，扣压了敌人命令所属追剿红军的一份电报，为战友摆脱困境冒了最大的风险。

战斗在新剧团的蒙难战士，和敌人面对面斗争。敌人下令把“红旗飘飘”改为“国旗飘飘”，她们唱歌时仍然唱“红旗飘飘”。敌人要她们跳舞，让贵宾白崇禧看，她们却在跳《海军舞》时，把一只鞋甩到了前排包厢的茶几上，弄得马步芳尴尬不堪。敌人恐吓她们不准唱革命歌曲，她们回答：“刀拿来头割下，死不了就要这样唱。”

团员孙桂英从西宁被押至张掖，敌旅长韩起功要她唱反动歌曲，她硬是不唱。敌人军官要霸她为妾，她硬死不从。韩起功派人活埋她，她乘韩起功的副官韩世昌一时不备，飞脚上去就踢掉了他的手枪，并和他展开了撕斗，最后英勇牺牲。

陆军医院有个被俘的红军指挥员，暗中鼓励难友加强团结，争取一切机会回“家”。她虽然被叛徒告密而遇害，但她的革命精神，鼓舞着更多的难友挺身而斗。

逃跑是一种普遍的反抗形式。不少战士逃跑抓回被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先后从敌人魔掌中逃出去的就有好几百人。

欧阳辉原在一方面军工作，过雪山因病掉队，为四方面军收容，在总部医院当了医生。西路军失败后，他在分散游击时被俘，先后在民和、循化等地服苦役。服苦役期间，有个人公开说谁谁是党员，谁谁是指挥员。欧阳辉和难友们商量，用铁锨把他狠狠揍了一顿，使那个人再也不敢使坏。

敌人看他们不屈服，就用软办法，经常“精神训话”，咒骂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总理遗教”，胡说什么“共党已亡，红军已灭，中国已经统一，外患不足为虑。”但这一招压根就没人理睬。

敌人技穷，从西宁叫来欧阳辉在部队时的恋人王桂英。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他回心转意，并说：“跟我走吧，你有技术，到医院吃得开。我跟院长说好了，叫你到那里当医生。”欧阳辉没犹豫，没动摇，坚拒不从。

他和难友一再商量着逃跑计划。机会终于到来了，马步芳将他们中一百五十人顶替壮丁开往抗日前线。这是逃出魔窟的好机会，他提出了要求，但第一批、第二批都没有他，他急了，暗中找到一个姓马的排长，央求把他带上。

抗日嘛，名正言顺，那个排长点头了。于是他“顺从”地换上了“国军”服装，一下子来到河南灵宝。他听说西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于是掉头西向。在这一路上，他又数次被国民党其他部队抓去，多次受到捆绑毒打，但还是终于逃了出来，来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并很快回到了延安。

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之后，肯定了他的斗争精神，立即委他为军委卫生所所长。

在马步芳疯狂迫害被俘战士的同时，青海各族人民却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和照顾了那些落难儿女。

原九军八十团卫生员刘思贵，被敌人押解到祁连县大梁地区时逃脱，得到藏族群众角尼的保护，让他在家里放羊。后到祁连县百经寺当“塔娃”（做苦工的喇嘛），又得到了一些藏族群众的掩护，从而使他安然渡过了十二年 “哑巴”生活。

原三十军兵工厂班长贺颜太，在河西战斗中五个脚趾被冻坏，不能行走，被俘押解到门源县浩门镇时，敌人在夜间把他和其他十几名伤员一起装上马车，拉到城外活埋。

途中，贺颜太和另两名难友被押送他们的警察宋元春搭救。宋元春夫妇把贺颜太藏在家中，寻找草药为他治伤，洗衣做饭，端屎端尿，待他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半个世纪后，每当贺颜太回忆起“阿爸”“阿妈” 搭救的情景时，还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敌人活埋时，逃出来的姚芝珍、黄科林、李桂珍等，都是在群众救护下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熬过了十二年的苦难岁月，到一九四九年青海解放时才重见天日。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被俘人员。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经过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复交涉谈判，使数以千计的被俘人员回到了延安。

有的是成批营救，如兰州拱星墩的一千多战俘就是在周恩来亲自派人交涉谈判后，大部分回到党的怀抱。有的是零星的指名营救，如刘瑞龙等就是朱德总司令指名要回的，张琴秋等人也是周恩来亲自营救出狱的。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从青海脱险到兰州后又落入敌手，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三次去函要人，才营救出来。

还有很多战士是靠着自己对党的一片忠诚而设法脱险归队的。康海生是在乌鞘岭脱险到兰州“八办”的，杨林、赵天林则是在参加马彪师赴前方抗战途中回到西安“八办”的。

在青海的蒙难战士，先后有数千人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回到了党的怀抱。

落难的被俘战士，年纪都很轻，最小的才十多岁。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忠贞不屈。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在青海解放前后又向党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红心。

原三十军八十八师排长何明坤，在兰州郊区亲戚家，听到人民解放军进军兰州的消息后，看到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因受反动宣传，准备外出逃难，立即站出来。经他宣传鼓动和耐心说服解释，这些人家没有一人外逃，还烧茶送水贴标语，热情支持人民子弟兵解放兰州。

原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队长侯玉珍，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压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急切心情，背起背斗，带上干粮，独自一人翻山越岭，步行三百多华里，走了三天两夜，从乐都家中赶到了兰州，主动要求为解放军带路，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青海人民。

青海解放初期，失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尚有四百九十五名。他们积极协助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剿匪平叛，建立政权，带领群众参加民主改革，大部分人成为党的基层工作骨干，是党的依靠力量。

马步芳不甘心失败，逃跑前还令残部战马变耕马，武器埋地下，化整为零，妄图待机而动，卷土重来。不久，其残部就掀起大规模武装叛乱。在这场激烈斗争中，流落的西路军战士大都表现了自己的勇敢和忠诚。

原九军教官唐正福亲自为进剿部队带路，平息了小峡匪患。流窜在门源县马莲沟一带的叛匪骨干私密串联，阴谋暴乱。在马莲沟地主家做苦工的西路军女战士马秀英，连夜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为平息门源暴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九军政治部宣传员张才扬（后改名马洒买），流落在化隆县昂思多乡尖巴昂村。解放前夕，谣言四起，群众惶惶不安，他大力宣传，稳定了大家情绪，使全村无一人外逃。

解放后，臭名远扬的马忠义来到村里，暗中纠众，煽动叛乱。仇人相逢，分外眼红。张才扬知道他没安好心，挨家挨户向群众耐心解释，使马忠义在尖巴昂村煽动叛乱的阴谋当即破产。马忠义气急败坏：“这个共产婆还了得，非除掉这个情报不成！”

但张才扬已向解放军报了信，很快马忠义被我部队打得夹着尾巴逃往黑城，并留下了两具死尸。张才扬积极协助政府收缴散兵游勇的枪马，仅她一人就收缴了三八枪十一支。

原西路军九军侦察员兰彦民还从共和到都兰，亲自招降了青马前河西反共总指挥、青海省参议长马元海等多名青马高级将领。

在和平建设时期，这些曾经的落难战士意气风发，奋战在第一线。失散在柴达木的廖永和，即冒险来西宁找党，以后参加工作，入了党，历任区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

当了12年哑巴的刘思贵，解放后入了党，曾先后十六次被选为省、州、县和公社的先进模范，在基层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达23年之久。

居住在西宁市大同街的原五军供给部缝纫厂排长陈世英，不顾年老多病，长年坚持在街道上值班巡逻，把所在街道地区五百多户人家的安全都系在心上。节假日别人休息了，她仍然在为街道的治安操心。1982年她出席了西宁市治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共有十八人重新入党，三十四人成为国家干部，五十六人担任基层干部，还有不少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或模范人物。他们不居功，不骄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党和政府对失散在各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高度关怀。1962年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对失散在青海各地的红军战士进行调查登记，对丧失劳动能力或因人多劳力少生活困难的，采取群众优待和政府补助的办法，解决其实际困难。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项政策未能连续执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海省各级政府对他们重新登记，并于1979年民政厅发出通知，对失散在青海省各地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在群众优待的基础上实行定期定量补助。

1983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王定国，来青海看望西路军战友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1984年3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下达了联合通知。

根据联合通知精神，对失散的西路军红军人员经审查后，一律发证称“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并再次调整其定期定量补助费标准，疾病治疗一律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