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与民族的危急存亡时刻，很多进步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天津，有一位妇女解放先驱把自己的4个子女送到了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她叫董洁如，1893年她诞生于一个繁华的商贾之家，虽然家族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但她的父母却思想开明，毅然将她送入学堂读书。

后来，董洁如更是凭借自己的才华与努力，顺利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女大学生，堪称巾帼不让须眉。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性往往被束缚于家庭之中，承受着种种不公与压迫。

但在那个百家争鸣、思想碰撞的时代，董洁如的眼界被极大地拓宽。她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她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动荡不安、百姓的贫苦生活，都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致。

因此，她虽然未直接参加革命，但却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革命事业。

当革命志士身处险境时，她会挺身而出，掩护他们脱离危险；同时，她还利用自己家族的影响力，为革命行动提供便利与帮助。

早在1927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导致18位同志被捕牺牲，其中董季皋、王荷波、安幸生三人，均与董洁如有亲属关系。

董季皋为董洁如之叔父，时任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王荷波为远亲，担任顺直省委书记，职务最高；安幸生则为堂姐夫，亦是顺直省委委员。

他们都是李大钊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在这三位革命先驱的影响下，董洁如女士早早地接触并认同了马克思主义。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董洁如嫁给了王治昌。王治昌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律系，并曾赴日本深造，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回国后，王治昌曾在段祺瑞政府担任高官，但始终未加入任何党派，一直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

然而，在廖仲恺被刺身亡后，他心灰意冷，辞去了所有职务，甘愿做一名闲云野鹤般的闲散人士。

董洁如与王治昌定居北京后，虽然并未在政府任职，但凭借其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依然能够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后，董洁如便竭尽所能地为党提供帮助。

她暗中收养了许多烈士遗孤，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同时，她还积极呼吁妇女解放，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的土地，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暴行。

董洁如深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她毅然决然地把4个儿女送到了延安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激励他们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

董洁如以母亲的身份，将自己的血脉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

她的这一举动，不仅激励了自己的子女为国捐躯、英勇奋战，还影响了许多女性同胞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她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更是那个时代女性精神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时期，董洁如继续掩护了很多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为组织保管过很多重要的文件。

北平解放后，解放军进驻北京城。由于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许多双职工家庭都面临着无暇照顾孩子的困境。

董洁如了解情况后，在丈夫的支持下，毅然将自己家的一座三进大宅子捐献给国家作为保育院使用。

这座保育院后来成为了北京西城区“洁如幼儿园”的前身，为无数孩子提供了成长的摇篮与教育的沃土。

新中国成立后，董洁如女士被选为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务，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信念，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董洁如的女儿王光美也十分优秀出众，在母亲的熏陶与影响下，自幼便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向往。

她不仅继承了母亲的聪明才智与高尚品德，还将其发扬光大，1948年更与刘少奇结为连理，后来成为国家主席夫人，新中国的第一夫人。

在与刘少奇共同生活的岁月里，王光美展现出了她作为一位杰出女性的独特魅力与风采。

她不仅在生活中悉心照料刘少奇的饮食起居、为他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还在工作中积极协助他处理各种事务、为他分担压力与负担。

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高尚品德赢得了刘少奇的尊敬与爱戴，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与赞誉。

董洁如的儿子们也不甘落后：一个成为了击落日军飞机最多的英雄飞行员；另一个则是王光英。

王光英是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曾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官至副国级，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岁月无情、人生如梦。1972年，董洁如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光辉事迹，她的影响力超越时空与地域，用无私的爱与坚定的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

她的一生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