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令狐伯光

今天继续写写中国哲学吧，中国古代哲学世界领先，近现代哲学落后是公认的。

这一切，又和科学相关，古代科学早已被实践证明最终是失败的，因而被现代科学所替代，这是人类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进步。违背事实表述历史，或者不顾事实引用古人言论，用这样的荒唐言行拒绝现代科学，这些都不值得辩驳——实践否定的东西，再讲道理纯属蛇足。

孔子的学说，在古代出于统治需要而长期被尊崇，他的理念在一定条件下也的确有重要正面作用，这些事实我不否认。但他的理论学说在很多事情上搞错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现存文明中最迟滞的一个——有文字历史最长，但长期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在早早领先的前提下被严重浪费自己发展时光的西方用很短的时间反超很远。这种迟滞，就和儒家的经世致用等理念相当有关系。

客观地说，孔子及儒家学说让中国人在文明内部构建方面至今始终领先世界，也对我们现在的成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也同样对中国发展迟滞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精华与糟粕同在，需要我们分辨清楚，精华的继承，也必须在现代人的再创新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行，而不能盲目照搬古人认识。

反复纠结这个问题的，都是来自那些徘徊在哲学史阅读之外的人们。

自明代晚期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本土士人在接受远来自泰西的“学问”时，由于语言隔阂，只能根据汉语译入语的字面义来推寻原出西语的意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显而易见者即“顾名思义”——“顾”汉语之名，“思”西语之义，学界特以“反向格义”来指称这个问题。

“哲学”，是我们洞悉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所谓“哲学”，西语由“philo”（希腊文φιλο）+“sophy”（希腊文σοφία）构成。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考查，“philo”后分化为两个词，一为“love”，另一为“belong”。所以“philosophy”的意思是“对智慧之爱”，或者“属于智慧（的那类智慧）”。

进而言之，“philosophy”不过是在西方一种特殊思维模式下所产生的一套话语体系（甚至不是知识体系）。

这种话语体系的产生始于古希腊人对于宇宙本源的探究（当时的探究方式只能是玄思），即所谓cosmology；继而集中在对希腊语自然语的一个语言现象——系词现象的思索上。由于这个语言现象在印欧语系普遍存在（如果没有系词，以古希腊语为代表的一众语言将无法表达），这种话语模式在西方便也具有普遍性。

后以metaphysics，或者ontology来命名之。

后来，基督教出现后，出于传教的需要，宗教家们又利用了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已经塑造成型、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话语体系，使得“哲学”转为“神学”，即所谓“theology”。

文艺复兴推动整体意识形态由“神学”转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那种“理性之思”，把知识发展从“神”的压制下解救出来。再往后笛卡儿试图通过这套话语体系，为知识确定性找到/规定一个基础。“笛卡尔式的沉思”引发了一系列话语/思维成果，大概可以epistemology（认识论）一词予以概括。

这种话语模式的最后的辉煌，集中体现在德国唯心主义/观念主义（idealism）上。

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这种话语模式，反过来也最终摧毁了这种模式。近代有意无意对这种话语模式起到摧毁作用的思想家有很多，有学者认为以马克思、尼采和佛洛依德最具代表性。

接下来便是现象学的诞生和其超出一个世纪的影响。现象学的诞生以199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为标志，而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则是海德格尔。尤其海德格尔这位西方哲学的伟大且系统的阅读者/洞察者，意欲通过对“存在”（“存在”即中国学者对于“being”这个系词的动名词姑且采用的一个汉语译名，其实也可直接译为“是”）意义的把握，来destruction——追溯西方哲学的“初心”，最终彻底终结了这种话语模式。

所以，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这种在西方传统上形成和发展的话语模式？

是谁将“哲学”界定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甚至认为“哲学”是“百科万源之祖源”，而有意无意抽取了本来应该放在“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和“百科万源之祖源”之前的“西方”两字？

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思想”。这种通行于现代中国的将“哲学”一般化的认识模式，是否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

或者，我们可以问一问，西方有没有“儒学”？问一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以去掉“中国”两字，一般化的“儒学”？

进而，如果能够确认西方没有“儒学”这个事实，能否以之为据推导出西方思维、西方文化、西方传统不如中国的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从长远看，是有利于人类和谐立世的，最终也必将发展复兴，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应当尊重自然法则，与天地共生。），阴阳转化（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之一。一切事物皆处于这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之中。），仁、义、礼、智（涵盖做人处事之根本。）等。

现在国家的强势复兴，和倡导的一些发展和治国理念，也蕴藏着对华夏古代哲学思想发扬广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对古代“和而不同”（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发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交流）理念的现代诠释，展现出中华民族的自信与担当，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建设力量。中国哲学是大哲学，不是西方民族狭隘的小哲学。秉持中国哲学的智慧，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纷乱的世界，保持内心的信仰与坚定。

这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中国哲学强调和谐与整体，洞察万物之间深刻的联系。而西方哲学常常追求分析与个体的解构，使得许多人在复杂的关系中迷失方向。中华民族从不是单纯的辩论，我们的智慧不在于细碎的争论，而在于把握理解宇宙自然的节律，是与生命、与自然的共鸣。和破坏不一样，成功的建设取决于很多方面和环节。

显然，现在越来越明朗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不是无根据的，他深深植根于五千年的文明史与文化积淀之中，历经岁月的洗礼，始终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与追求。显然也包含哲学和文华科学的贡献，否则无法解释。

现代人和古代人最大的不同当然是认识上不同。这种区别，还是建立在人类至今为止总体上发展不够快的前提下——如果够快，我们现在早已主动改变自身形态了。但认识上的不同已经足够说明差别了，只知道实践上生产力的不同，这是严重错误。

中国人现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绝不只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也不能自然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重视认识，尤其是一般性认识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的，中国人的传统，则是最不重视一般性认识的，而且在对待实践和认识的态度上恰恰是相反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西方产生但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没有中国人在实践上的彻底失败，我们是绝不会被救亡图存逼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经历了放弃不少中国传统的改造的，绝不是你说的自然贴合，只不过你不承认这一切不贴合的事实，非要把我们的成功说成是相反的情形，这如同非要给高俅带上现代足球鼻祖的帽子不可一样。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不贴合，还有现代表现。马克思所做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在一般性认识上取得突破，而中国人至今为止做的（尤其是学者），却大多集中在与中国特色有关的具体实践上面，对一般性认识的突破，我们口头上不反对，但实际上始终敬而远之，与马克思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即使是受中国传统制约的中国学者，也不会给出你这种靠实力乱改的提法，你这根本不是只顽固坚持传统错误的问题，而是连基本常识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