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的一天清晨，张伯驹像往常一样乘车前往上海的一处码头迎接从北京来的朋友。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刚出门不久，便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绑架。

那么，张伯驹究竟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会被人绑架呢？

张伯驹出生于1898年，籍贯河南项城。

他自幼被父亲张锦芳过继给伯父张镇芳。

张伯驹小时候在私塾接受教育，后来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

18 岁时，张伯驹被继父安排进入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军事，毕业后就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部队中任职，担任过提调参议等虚职。

1927 年，他转行投身金融界，先后担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以及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重要职务。

盐业银行在旧中国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是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与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并称为“北四行”。

盐业银行最初由北洋政府筹办，原本计划官商合办，但后来因北洋政府违约，最终改为商办，并在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业，总管理处设在北京。

由张伯驹的继父张镇芳出任董事长，张镇芳在当时可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一直追随其左右，仕途顺遂，权势滔天，曾担任清末天津道、盐业使、河南都督以及直隶总督等要职，掌控一方大权。

由于盐业在当时归官府专营，张镇芳在任职期间垄断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堪称富甲一方，在华北地区也是声名显赫。

就连“辫帅”张勋在盐业银行也仅仅担任协理一职。

1917 年，张勋妄图复辟清室，举兵叛乱，与武昌起义革命军对抗，张镇芳竟慷慨解囊，资助大洋 25 万，足见其对旧王朝的眷恋之深。

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继承了继父的庞大家产，并成为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的总稽核，涉足金融领域。

尽管张伯驹对金融并非精通，也无意钻研，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和非凡的造诣。

他热衷于旧文人、公子哥之间流行的雅玩之事，无论是京剧票友、书画收藏，还是诗词文章、书法创作，他都技艺精湛。

他曾与梅兰芳同台演出《八蜡庙》，梅兰芳饰演褚彪，他则扮演黄天霸；

在书画收藏方面，他拥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珍贵墨宝；

其诗词著作如《丛碧词》《春游词》《洪宪记事诗注》《宋词韵与京剧韵》等，文字温润、韵味无穷；

他还擅长书法，其字体被称为“鸟羽体”，别具一格。

他和身为画家的夫人潘素，常常一同挥毫泼墨，在文化圈中留下不少佳话，备受赞誉。

张伯驹的感情经历也颇为丰富。

他早年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另一位起初关系尚可，但因志趣不同，日子久了便渐生嫌隙。

而他的第三位太太潘素，才是与他携手一生的伴侣。

潘素也是一位经历非常传奇的女性。

大家如果想听潘素的故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九猫一定会满足大家。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回张伯驹的绑架事件。

1935 年，上海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盐业银行将总管理处迁至上海爱文义路 860 号。

但好景不长，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上海沦陷。

盐业银行的高层纷纷内迁避祸，张伯驹也前往西安。

然而，上海分行在金融业务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无人主持大局并非长久之计。

于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受董事长任凤苞之托，劝说张伯驹返回上海担任沪行经理。

张伯驹念及旧日情份，答应了这个请求，但他拒绝了总行要求其住行里的安排，而是借住在法租界西摩路培福里 16 号，没想到这一决定竟为他招来一场大祸。

司机老孔向潘素禀报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后，潘素顿时惊得不知所措。

老孔原本是银行职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深感责任重大，但又能力有限，只能先向银行通报情况，并向法租界巡捕房报警。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房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 6010 号轿车，可车内却空无一人，张伯驹的突然消失成了一个谜。

消息传到银行后，上下一片哗然，各种猜测一时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是绑匪是觊觎张伯驹的钱财，也有人猜测是其收藏的名画珍玩引发了祸端，还有人怀疑是仇家所为。

而更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是盐业银行内部人事倾轧导致的结果，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在张伯驹任职上海之前，分行经理一职一直空缺，由副经理何延孝主持行务。

在一些人看来，何延孝担任副职尚可，但担任正职可能难以胜任。

而沪行中还有一位高级职员陈伯翰，他精明能干，若何延孝出任经理，他很有可能成为副经理，甚至有破格提拔的可能。

但吴鼎昌对陈伯翰的野心有所忌惮，且深知他嗜赌如命，担心他掌权后会给银行带来灾难，因此经过权衡，选择了张伯驹。

这一决定无疑阻断了一些人的晋升之路，引发了不少人的不满。

虽然大家都怀疑是内部人员勾结绑匪，但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却始终没有确凿证据，成了一笔糊涂账。

整整 24 小时后，绑匪终于有了动静。

第二天上午，一个不明来历的电话打到培福里 16 号，指名找潘素。

对方声称张伯驹在他们手中，毫发无损，只要潘素拿出 200 万，就立刻放张伯驹回家，否则后果自负。

潘素在慌乱之后逐渐冷静下来，她想到了可以求助的对象，一是银行，二是孙曜东。

孙家与张家是世交，关系可追溯到曾祖一辈，在京津地区颇具影响力。

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要职，还是张伯驹养父张镇芳的老师。

抗战爆发后，孙曜东投靠日军，担任伪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周佛海的秘书，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由于孙曜东的汉奸身份，此前两家关系逐渐疏远，但在张伯驹生死攸关之际，潘素也顾不得这些了。

孙曜东念及旧情，听说张伯驹被绑，立刻答应帮忙。

银行这边，会计科长陈鹤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得知张伯驹出事，心急如焚，积极奔走营救。

出事当天，他们就联名向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发急电报告情况。

第二天，得知绑匪索要赎金 200 万且潘素向银行求援后，他们再次急电请示，但好几天过去，始终没有得到任凤苞的明确答复，两人忧心忡忡。

实际上，潘素深知张伯驹虽有房产股票等资产，但手头现金并不充裕，要在短时间内凑齐 200 万赎金几乎不可能，除非银行垫支。

直到 1941 年 6 月 19 日，任凤苞的回信才姗姗来迟。

信中内容半文半白，意思却很明确：其一，张伯驹被绑是他个人的事，与银行无关，大家营救只是出于私交；

其二，他不想管此事，也建议其他人别管，让张伯驹家人自行处理；

其三，是张伯驹自己要来上海，他才委托其管理银行事务，若不来就不会有此委托；

其四，张伯驹私自在外租房居住才导致出事，是他咎由自取。

陈鹤笙和白寿芝对任凤苞的态度极为不满，认为董事长在员工危难之际如此冷漠，实在令人寒心。

或许是他们的不满让任凤苞有所忌惮，半个月后，任凤苞在另一封信中解释道，之前倪远甫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也曾遭遇绑架，当时银行拒绝与绑匪交涉，最终绑匪向其家人索要了一笔小额赎金后放人。

他想用此例表明，对张伯驹的事银行也应如此处理，让绑匪死了从银行捞钱的心，从而早日解决此事。

任凤苞此举虽保障了银行利益，但却将张伯驹置于危险境地，若绑匪因勒索无望而恼羞成怒，张伯驹的性命堪忧。

绑匪索要的赎金数额巨大，但并未提及张伯驹的古玩字画，孙曜东据此判断此事并非日本人所为。

经过一番调查，果然发现张伯驹是被汪伪 76 号绑架，且有银行内部人员出于报复目的唆使。

孙曜东在晚年回忆录中虽提及了报复者的姓名，但因多为猜测，难以作为确凿证据。

确定元凶后，孙曜东凭借自己的关系展开营救。

他找到周佛海，向其说明绑架张伯驹这样的金融人士会对汪伪政权推出伪储备券等计划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使银行畏惧进入上海，断了汪伪的财路。

周佛海听后深以为然，当即给李士群打电话，责令他停止行动，尽快解决此事。

有了周佛海的支持，孙曜东又找到李士群，表示愿意拿出 20 根金条作为补偿，只要确保放人。

李士群因为有周佛海的命令，又有利可图，于是答应帮忙。

然而，就在事情即将解决之际，张伯驹却突然从原关押地点消失。

原来，76 号特务得知周佛海干预后，知道无利可图，又不敢违抗命令，便将张伯驹转移到浦东，交给了伪军林之江。

孙曜东得知后大吃一惊，赶忙渡江找到林之江，再次承诺用 20 根金条换人。

得到林之江的肯定答复后，他才稍稍安心返回浦西。

张伯驹被解救回家后，因惊吓过度，住院修养了一段时间。

出院后不久，他便回到天津，并发誓再也不来上海。

此后果然直到1982年2月26日他在北京病逝，他此生都在也没有踏足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