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国公布首批解密档案，五千份文件涵盖1949至1955年的历史机密。

其中八十份档案很显眼，那是1955年4月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空难的记录。

这起空难是政治谋杀，针对的正是周总理。

当时飞机爆炸，机上11人全遇难，唯有周总理大难不死。

谁敢谋划刺杀，如何制造的空难，周总理为何逃出生天，凶手下场又是怎样？

如果您想知道，不妨先点个关注，一起揭开这尘封档案。

1955年的元旦凌晨，周总理仍在办公室批阅文件。

秘书轻轻走进来，告知他有一份新年贺礼，那是来自一场会议的邀请。

为维护亚非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缅甸和印度等五国发起亚非会议，诚邀我国参与。

当时我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席位，正被西方国家孤立封锁，受邀参会无疑是一个喜讯。

两个月后，周总理收到印尼发出的正式邀请书，当天便回复确定参加。

我国以周总理为团长，派遣代表团出席盛会。

届时，二十九个亚非国家联合，在印尼万隆共聚一堂，商讨和平发展大事，这对亚非人民来说自然是大事。

但对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这绝对是坏消息，他们绝不想看到亚非国家和人民觉醒，因此想方设法破坏会议。

周总理深知此事重要，为此提前谋划，确定我国代表团此行的总方针：

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就在紧张筹备之时，周总理接到情报部门重要信息：

国民党不愿善罢甘休，发动“1”号暗杀行动。

趁我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之时，谋划周总理及随行人员的暗杀行动。

形势严峻，去还是不去，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周总理再三思量，心知不能错失良机，决定还是坐飞机参加会议。

奈何那时条件艰难飞机不足，我国没有直达印尼航线，因此只能租用，经过商量后，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

这一架飞机，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

4月11日，飞机凌晨从印度出发，先到曼谷再去香港，下午作为我国代表团专机，在雅加达中转，最终抵达万隆。

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费尽心思，查探到周总理航班行程，得知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

机会千载难逢，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

可这事打算派谁去，又该怎么行动呢？

负责这次行动的人，名叫赵斌丞，他是军统巨头戴笠的得意门生。

为了保证计划成功，保密局特意安排一批炸药，包括四枚特制的小型定时炸弹。

这些炸弹秘密送到了香港，表面当货物交给一间电料行，实则交给当地情报站的联络组。

炸弹已经到手，那让谁去放炸呢？

在赵斌丞的指示下，特务机关开始寻找合适人选，明确这人必须满足几个要求。

这人需要能自由出入机场，能够自然顺利地接近目标飞机，并有能力在飞机上安置炸弹。

如果人选不好，那计划将会失败。

因此，他们倾向于寻找的人，既是在机场长期工作，但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

经过周密侦察和筛选，特务机关最终锁定目标。

这青年名叫周驹，二十来岁，受雇于航空工程公司，在机场担任多年的清洁工。

他孤身一人，生活习惯不良，经常吃喝嫖赌，当时已被航空公司列入开除名单。

这人完美符合要求，特务机关迅速下令，让情报站去接触周驹。

情报站立刻开始行动，对周驹的性格兴趣、具体工作进行了解，完全掌握他的背景和情况，最终得出结论：

周驹是可以被利用的。

得到准确情报后，一名高级特务来到香港，他化名为吴义清，不断地试探性接触，逐渐攻破了周驹的防线。

当周驹听到要炸飞机，心里非常害怕，一开始是坚决拒绝的。

毕竟他生活放荡不羁，工作也快丢了，但他不是脑子出问题。

但是啊，金钱总是动人心，让人轻易走歪路。

吴义清并未放弃，采取软硬兼施。

他一边威胁周驹，既然已经被选中，如果他不愿意执行，那就是死路一条。

另一边他开出诱人条件，全过程保护周驹，事成后给予60万港币，并安排离开香港。

对方给的太多了，周驹终于动摇，答应这个任务。

为了确保周驹不会退缩，吴义清安排他入住饭店，部署人员进行严密监视。

他还给周驹安排特工训练，详细说明行动步骤，深入学习飞机结构，以及如何不引起注意，迅速精准安置定时炸弹。

直到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

暗杀行动，正式开始。

上午时分，周驹在特务掩护下，将定时炸弹伪装成牙膏，藏匿于水桶内，成功通过安全检查，顺利进入机场。

不久后飞机停稳，机械师卡尼克留下，其他机组人员均下机用餐。

其他人下机后，卡尼克发现少了两件机组行李，当即离开飞机，通知其他人去找行李。

他前脚刚离开不久，周驹借着搞清洁机会，顺利地偷摸上了飞机。

在确认无人注意后，他迅速安装定时炸弹，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的引擎间，随后悄无声息离开现场。

这事只有飞机知道，机组人员对此一无所知。

12时45分，我国代表团和记者共8人，加上2名外国记者1名工作人员，总共11人乘专车抵达机场。

因为已变成包机，登机手续很顺利，行李托运是送礼用品，飞机检查没有故障。

13时15分，飞机顺利起飞，送行人员完成重要任务，不禁都长松一口气。

可是谁也没想到，此去竟是天堂绝路。

飞机起飞后，例行和地面电台进行报告，可直到傍晚18点时，终究传来了噩耗。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航行中，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客机突然爆炸起火，机身解体坠入大海。

4月12日的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约500公里，发现了飞机残骸和遇难人员尸体。

经过最终统计，除3名机组人员幸运得到沿海百姓相救，其余11人皆在这场空难中遇难。

天空笼罩着阴霾，此事犹如晴天霹雳，炸得全球大地震动。

按照我国代表团计划，周总理正乘坐这趟航班，那他如今在哪里，人可安好？

万幸的是，由于行程突然改变，周总理没有登上这架飞机。

在飞机出发前夕，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

吴努邀请周恩来参加会议前，先在仰光待两天，参加由中国、缅甸、印度等国总理组织的小型非正式会晤。

感觉到吴努对我国的尊重，周总理欣然同意，便改变行程先去昆明再到缅甸。

国际社会只知周总理会从香港出境，但他事先参加小型会晤一事，知道的人并不多。

此邀请来的突然，但救命却非常及时。

正是这个邀请，周总理得以幸免于难。

当飞机失事消息传来时，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我国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要求彻底查究这事，而周总理也提出善后意见，尽快处理后续事宜。

当时周总理在昆明，云南军政领导力劝他，此行风险极大，不如别去印尼参加会议。

但周总理坚决地表示，每件事都有风险，岂能见之则逃。此去参加亚非会议，正是为了促进全球的和平。

即使真的遇到不幸，这也是值得的，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4月14日清晨，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其他成员，从昆明出发直飞缅甸的仰光。

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架缅甸空军战机升空护航，同时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

抵达仰光后，周总理稍事休息，下午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缅甸的泼水节，继而参加小型会谈。

随行人员最初还担心泼水节鱼龙混杂，后来才知地方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泼水群众多是缅甸官员子女。

不久之后，周总理再度出发，乘坐印度包机空中霸王号，直飞印尼的雅加达。

这架飞机与克什米尔公主号相比，性能明显逊色许多，速度慢且爬升能力弱。

纵使飞机再破烂，阻挡不了总理的决心。

但糟糕的是，飞机飞行过程中遭遇雷雨天气，不得不在新加坡机场短暂停留。

飞机因此延误，可急坏了众人，直到下午5点30分，飞机终于抵达目的地。

当周总理出现在机舱门口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掌声和欢呼。

万隆会议如期召开，但针对周总理的刺杀，其实还没有结束。

国民党特务在印尼组建暗杀敢死队，并携带大量的武器，幸好这件事提前被我国得知。

在我国人员和印尼警方周密保护下，周总理受到了最严密的安全保护，直至会议结束。

暗杀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亚非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

从万隆会议中到返回北京，周总理始终关心“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调查情况。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调查，1955年5月25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

这场空难是由飞机外部装置引发的爆炸所引起。

不久之后，国民党特务承认，这起“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正是他们干的。

至于周驹，他在此次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枚棋子。

遗憾的是，由于英国和国民党的暗中维护，周驹及其指使者最终未能绳之以法。

如今，八宝山烈士公墓里，苍松翠柏掩映下，矗立着一座高耸纪念碑，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

浮雕正面，镌刻着周总理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

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碑文是：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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