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宏 撰文
我4个月时与娜娜的合影。
1947年我在上海出生，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父母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成员，因工作需要为我请了一个奶妈——陈秀英。她出生于浙江余姚梁弄山区，家境贫困，迫于生计将新生儿子过继给亲戚，只身来上海谋生。而我刚刚出生不久，就此她与我们一家结下三代人60多年的情缘。“娜娜”是我哺乳期最初呼唤她的自然发声，不自觉间就被全家人认可了，慢慢取代了她的本名。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母在上海结婚照。母亲说是借钱拍的，主婚人是上海国际教堂主教丁光训（解放后任全国政协七、八、九、十届副主席）。
1955年我父母调北京国家机关工作，娜娜、我和两个妹妹一起来到首都，开始全新的机关大院生活。父母工作忙，家里家外衣食起居都是交给娜娜一个人全权管理。当年没有洗衣机、吸尘机、热水器等任何家用电器，一家人的衣服被褥，都是娜娜用一块木质搓衣板和一条灯塔牌洗衣皂手洗。依稀记得，娜娜洗完衣服的手总是红肿的。每天照顾完我们一家早餐后，我和大妹妹自己走路去机关小学上课，娜娜送我3岁的小妹妹去幼儿园，然后去商场买菜。
我家住三楼，当年做饭一日三餐用蜂窝煤。运煤工把几百块煤卸在单元门口外，每块2.5斤重的蜂窝煤需娜娜搬上3楼，每天大约需用6块，然后产生的灰渣要倒到百米多远的垃圾站。当年北京风沙大，我们家门外四面八方都是建筑工地，一座座新楼在日夜赶工。家里木门窗并不像现今断桥铝门窗那样避风防尘，窗台一天不擦就能在上面写字。水泥地娜娜也是天天用水拖，多年以后我家窗台和地被磨的如大理石一样光亮。她从早忙到晚，入夜陪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睡，我们几个起夜都是娜娜一个人料理。娜娜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日，她的服务质量即使现在被传盛誉的天价菲佣也望尘莫及。
娜娜的菜谱可以出一本书，面拖黄鱼，炒鳝糊，八宝鸭，冬瓜盅，腌炖笋，熏鱼等所谓“本帮菜”精髓都是她的拿手绝活。发面蒸包子，制作打卤面这些北方面食手艺也很快被她拿下。每年元宵节前夕娜娜要先浸泡好糯米，用自备的石磨手推磨成汤团粉。赤豆沙和芝麻馅也都是娜娜手工制作，最后结合成就软滑香甜的宁波汤圆。端午节北方习惯吃甜粽，江浙人习惯吃的肉粽，当年在北京没有供应。娜娜每年都会找粽叶，自己动手包一大锅长条形状的肉粽。
冬天娜娜则忙着酿制酒酿，夏天太热不易掌控，娜娜用一个稻草编制的暖窝，将搅拌有酒曲的糯米装缸放在窝里，凉了白天放在窗台太阳下晒，热了则移放到背阴处，具体温度完全靠娜娜凭借经验用手感觉，每天这样来回搬几次，终于清甜的米酒咕噜溢出，酒香气扑面而来。
每次娜娜都会把酒酿分送给左邻右舍，在我们楼里享有盛誉。发展到后来，每到三九天，邻居就会主动问，今年酿米酒了吗?
上世纪70年代中旬，经过文革冲击的干部和知识文化界人士逐步被落实政策，散落在祖国各地农村的大人孩子纷纷返回京城。劫后余生新老朋友开始串门互问安好，娜娜的超凡厨艺就成为父亲款待各路朋友的特色礼遇。中国建筑大师张开济吃过娜娜做的打卤面后盛赞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面条。国画大师黄胄一家是常客，每餐最后一道甜食一般是酒酿糯米汤圆羹，上加少许红色山楂糕点缀。为赞赏娜娜的厨艺，大师特地为她画了一幅拿手的毛驴图。
多年之后大师与家父已先后离去，黄胄夫人携女儿英子与我们一家重逢。过去近40年，如今的现代风格画家英子见面就念叨了好几遍：“当年你们家饭真好吃！”，我记得当时她还是一个学龄前小孩。
娜娜出生地是梁弄山区，是当年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核心所在。我一直在疑惑，娜娜如何从一个封闭山沟里的文盲姑娘，华丽转身成为全能豪华版家政服务员，她又如何神奇般掌握了专业水平的厨艺?大概只有一种解释，娜娜不是天才奇女，她只是旧社会”女主内”型的代表，她们的社会存在是要求将所有的聪明才智集中发挥在闺房，厨房和育婴房里。只是经过反封建的男女平等革命运动，在中国这种全心全意主内的妇女已成为消失的一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不再感兴趣做饭，现代中国的娜拉们要做半边天。
娜娜做得一手佳肴，但她自己对吃的要求却简单而奇怪，吃法至今依然让我费解。比如记得特别疲劳情况下她款待自己的是猪油拌饭，肠胃不适时她给自己煮碗红糖挂面。看着我好奇的目光，有时候她会提出给我尝一口，我自然避之不及，而且至今不悔。
上世纪三年困难期间，物质供应短缺，主副食等生活用品都要凭票分配供应。我们三个孩子正是生长发育期，娜娜为此不辞辛苦满世界奔波，为我们尽可能改善伙食和营养。南方人主食习惯吃大米，而凭票限量供应的大米极其有限。娜娜从街坊四邻处获得小道消息，北京东南郊一个叫东高地的地方出产有“小站米”，可以用面粉与当地稻农交换。所谓的“小站米”原产地是天津东南的小站，即袁世凯甲午战争后操练新军所在。这种米经过多年培育改良，逐步推广到北方各地。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奉小站米为高级军粮，严禁中国人食用。如果什么人不慎在大街上呕吐内含大米，被日本宪兵发现即当街枪毙。解放初期为换取外汇，小站米出口销往日本、东欧等地。
由于想让我们全家吃上顺口的米饭，娜娜闻风而动，自告奋勇带着面粉票证，上午从京西海淀区的家出发，公交车再加上徒步奔波几十里到京南东高地，天擦黑才扛着一大袋大米气喘吁吁回来。东高地现在是举世闻名的中国航天城，稻花飘香已是历史。
我们同楼邻居一大半是高级工程师，多数是早年留美归国的前辈海归，“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等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都闪烁有他们的智慧。娜娜与其中几个高消费邻里缔结地下副食采购同盟，她不知从什么渠道联系上一个一腿为木质假肢的京郊农民，作为供货端他每隔两周左右会背着鸡等“违禁品”来我家。补充说明一点，当年私下买卖农家自产副食品属于投机倒把违法行为，或许他是因战争伤残丧失劳动能力，他的乡亲对他网开一面，给了他这个便宜谋生的擦边球机会。
交易流程大约是这样的，一早农户将自养各色土鸡集中交给他，称完重群鸡在村里集中宰杀，但不开膛拔毛，然后集中装麻袋由他驮进城，经常到我家这些鸡还保有体温。这样费尽周折是因为活鸡即使全封闭装袋也会发声，也会被路人发现，用黑社会的话说就是死人是最安全的。被灭口的鸡瞒天过海到我家后，娜娜就让我去通知本楼的几个同案家庭。我只需楼上楼下知会一声，木头腿农民来了，一群大妈就压低声音紧张快速而又快乐地行动起来，十几只鸡瞬间就被分包一空，当晚我们楼内外不约而同炖鸡香味弥漫。
那一段时期母亲有时会与娜娜发生抵牾，肢残农民虽然是弱势群体，但他冒险经营的黑市鸡价却一点不弱势，政府供应的无需票证的副食也同样高价。母亲发现家庭开支严重透支，便会埋怨娜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受委屈就擦着泪水向我诉苦说：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想当年活跃在他们老家的新四军四支队曾经动员她加入，她胆小就没去，否则解放后她也是革命干部。从新四军浙东解放区历史来看这似乎可以相互验证，而且有一点千真万确，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上海和北京的工厂大量招工，当时成为正式工人端起铁饭碗非常容易。她在上海和北京的几个闺蜜大都在这阶段成为产业工人，而娜娜却始终没有动摇，一直坚守陪伴着我们。
我们一家。右一为作者
娜娜能干但毕竟不是全能冠军，比如语言能力就一直不是她的强项。不管对方是什么地方人说什么方言，她都是坚持说带绍兴味的上海方言对应，还期待人家理所当然应该听懂。解放初国家为了适应首都发展需要，从上海迁移一批服务行业老字号进京。有一次她去商场买义利品牌的面包，义利是1951年从上海迁京的食品生产企业，当年他们1斤重的精白面包价格是2角8分一个。娜娜怕售货员弄错了特意伸手指着货架上的面包说上海话：“我要2角8的面包。”上海话“角”的发音与普通话“个”的发音差不多。问题是义利是迁京的，百货商场的售货员并不是上海迁京的，听了半天售货员说：“两个半不能卖，你要不买两个要不买三个。”最后经过艰难沟通，谢天谢地终于买成了，但娜娜回来后依然愤愤不平，念叨着骂别人笨。
娜娜语言弱项遗留下来的段子当然远不止这一个，其中严重错误之一是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突然秘密访华。这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件立刻成为机关大院里人人热议的话题，娜娜忍不住也想参与讨论，只是基辛格这个外来名称她感觉拗口，于是顺口就制造了一个娜娜式的新名词:“鸡毛信访华”。
娜娜的语言能力没想到还惹来政治问题，她1947年到我家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统治，为地下工作掩护需要，娜娜被告知叫我父亲“三少爷”。解放后父母一直试图予以纠正这种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称谓，娜娜的政治觉悟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语言能力又先天不足，把“三少爷”称谓满不在乎坚守到了北京。
机关大院的特点就是办公、居住、学校、休闲、生活服务等等都集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谁都知道谁是谁，都很容易知道谁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父亲作为集中有上千知识分子设计院的一把手，家里家外自然受到广大群众关注。文化革命更是首当其冲，大字报、抄家、斗争会接踵而至轮番上场，很快打了红叉的“三少爷”豁然上了大字报的醒目位置。本来机关就有军转干部说他们是小米加步枪干革命，我们家是亭子间里喝咖啡干革命。此时“三少爷”便成为无法辩驳的真凭实据，成为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锤，我们家在机关大院的人设一落千丈。娜娜终于认识到她错误的严重性，悄悄改了口。
当然文革中她接受的革命考验远不止此，当年社会上还没有家政服务业概念，雇佣保姆在文革中更上纲成为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不容许听之任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父母机关同时对我家实行全方面制裁，人被关押，工资停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家中还搬进两户革命群众。娜娜的保姆身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容存在，无奈之下娜娜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丧偶的建筑公司6级木工结婚。而且这个工人兄弟具备一个对娜娜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他作为技术工人也是解放初随公司从上海迁京的，语言沟通没有障碍。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娜娜不可能再从我家获得任何经济报酬，婚后的她却并没离开我们。不声不响依然天天一大早来我们家，像过去一样做饭料理家务，晚上天黑之后才回自己的新家。这样娜娜无怨无悔默默坚持了6年，即使家里下放下乡分隔山南海北，北京只剩我一个人，即使运动没完没了没有结束的迹象，即使很多文化水平比她高的多的人都失去了信心，她却依然天天如此不计报酬早出晚归。一直待到1972年林彪倒台以后，父母才得以与大批干部一起从五七干校先后回京，逐步落实政策。父母被克扣的工资补发后，娜娜也正式官复原职，并且第一时间一次性补发了她6年多的工钱。
娜娜为人公证且热心助人，没有电话座机的同楼邻居常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留外作为重要信息的联系方式，娜娜则是代为传话的免费联络人。比如邻家姑娘找工作去面试，联系方式电话号码一栏就填我家电话，娜娜收到电话通知后立即转告。此事我们家人并不全部知情，多年之后，这位邻家姑娘见到我激情回首叙述决定她命运的往事，我才获悉娜娜是无名志愿者。
文革中娜娜表现出的善良正直被街道和邻居们认可，虽然她不识字，虽然工程师太太中不乏高学历的，但她仍然被大家一致推选为我楼的楼长。她的管辖范围涉及我们全楼40户，直接领导十几个工程师太太。工作任务是组织太太们一起学习读报纸，提高政治觉悟，传达居委会派出所的指示，发放灭蚊剂，组织轮流楼前治安站岗和公共卫生等。虽然简单但是琐碎，一家家跑上跑下且没有报酬，娜娜却从中好像找到了更多的人生存在感，干的仔细认真。
70年代末我们逐步长大结婚生育，娜娜开始协助照顾我们家第三代接班人。木工老公去世后，她家位于西三环里的老房子拆迁，补偿款全部给了老公前妻留下来的女儿，娜娜重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暮年的娜娜身体日趋衰弱，家里请了护工和阿姨。后来查出她患肝硬化，她不肯去住院，母亲让我去劝说，娜娜见了我好像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终于同意住院。我感觉她好像有种浅意识，她因我的出生而来，现在也要因我的劝慰而离开，她好像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永远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
虽然为她找了北京市内三甲医院，入住单人特需病房治疗，但两周后终于回天无力，娜娜无声无息离开了我们，享年85岁。去世后她的儿子、孙女等与我妹妹送她骨灰回阔别近70年的老家梁弄山里，按乡俗办理了丧事。
我们承诺会孝敬她，会为她养老，但是娜娜为我们一生付出的太多太多，而留给我们回报她的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娜娜走后我每年给她的亲生儿子汇一万元，毕竟我让他失去了很多他应得的母爱。
应该说好人自有好报，上世纪80年代初，娜娜的孙子孙女从老家到北京投靠她寻求发展。来时虽然都是初中文化，懵懵懂懂对城市现代环境一无所知。但他们继承了娜娜吃苦耐劳聪明能干的基因，同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又发挥出浙江人善于经商的特长。经过独立自主拼搏，现在都已成家，有自营公司，有房有车。他们为娜娜添了一个曾孙子和三个曾外孙女，现在曾孙子还在上学，曾外孙女都已经大学毕业，学的是英语与国际贸易，成为北京外企白领上班族。
看着几个亭亭玉立掌握现代文化的90后姑娘，我想起她们的曾祖母娜娜，当年她在我家里手洗衣服的样子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虽然我们现在已是天地相隔，但是我相信她的心可以感觉到，她曾经为之付出的一代代后人的变化可以让她感到欣慰。
传统吃苦耐劳朴实的老一代中国人创建了新中国，胜利完成了中国崛起的第一步，并为子女们学习进步奠定基础。现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步消失，能不能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上再接再厉，只有拭目以待娜娜为之付出的一代代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