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会心生疑惑：为何两次农村改革的浪潮均发源于安徽，而非其他省份？又为何它们恰好发生在1961年与1978年，而非其他年份？对此，记者深信，这背后既蕴藏着历史的必然性，也不乏历史的偶然性。首先，让我们探讨其必然性。
安徽，这片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土地，承东启西，孕育了勤劳勇敢的人民。然而，这片土地却饱受天灾人祸的摧残。解放前，水灾、旱灾与蝗灾如同恶魔般肆虐，而战乱、盗匪以及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更是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后，尽管淮河上游几大水库的巍然耸立与沿江堤防的坚固如磐使得水旱灾害有所减轻，但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导致每年都有大量人口外流。那时，每当省里负责人前往华东局或中央开会，常因省内贫困状况而被戏谑为“丐帮”。因此，安徽，尤其是农村地区，一直深陷贫困之中。除了少数地方和少数人生活较为宽裕外，大多数农民仅能维持温饱或半温饱，甚至有些地方长期笼罩在半饥饿的阴影下。
解放初期，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然而，在集体化模式的影响下，农民在土改后所展现出的个体积极性被视为洪水猛兽，生怕农村会出现两极分化。于是，迫不及待地要将农民组织起来，走上集体化道路。
农民们“耕者有其田”的生活仅仅过了短暂的时光，便匆匆进入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公社化。在这六七年间，虽然某些年份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集体化的进程却完全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也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1961年2月14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办法，这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会议对此表示了赞成，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潜在的风险。因此，决定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于是选定了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作为试点单位，该生产队仅有28户。
他们的基本做法是：实行包产到户，根据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来计算奖赔，这被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简称“责任田”。实施后，社员们的积极性迅速高涨，他们普遍感到“有了奔头”。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的试点经验，并决定扩大试点范围。3月7日，曾希圣前往广州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在华东组介绍了南新庄的做法，这引起了邻省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但此时，全省已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发展。责任田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耕畜、农具数量增加，庄稼种植得足够多、管理得细致入微、长势喜人，一片丰收的景象。责任田被农民亲切地誉为“救命田”，它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活跃市场、改善城市供应起到了极为显著的积极作用。
省委经过研究后决定继续推行这一政策。7月24日，省委给党中央、毛主席、华东局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对“责任田”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这个办法并不是分田单干，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也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最后强调这个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到10月中旬，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增加到84.4%。
196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两次派人前往安徽当涂县和宿县进行调查，也充分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后来，邓子恢在北戴河会议上又向毛主席推荐责任田，但却遭到了批判。然而，它已深深植根于安徽农民的心中，为后来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进行大胆的创造性的探索埋下了种子。
回到合肥后，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动情地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万里深情地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赴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
万里表示，他无法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是不对的，也是刻不容缓的问题。“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才有了后来小岗村那惊心动魄、改写历史的故事。
在困境中寻求变革，是历史赋予的智慧。在与省委数位核心领导深入交流、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后，万里同志并未止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迅速行动，派遣专员进行更为详尽的专题调研，全面剖析现状，精心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这份文件后来被简称为“省委六条”。
在那个“抓纲治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时代，“省委六条”却犹如一股清流，明确提出农村工作的核心应聚焦于生产，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推行责任制，允许农民合理开展家庭副业，并开放集市贸易。这不仅仅是对个别政策的微调，而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旨在从根本上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引领农村工作走向正轨。
1978年初，安徽省委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规定》的落实上。2月15日，万里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再次强调，反对形式主义，拒绝浮夸之风，要求直面问题，迅速解决，确保全省生产达到甚至超越历史最高水平。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与迫切：“为何在抓生产上总是犹豫不决？根源在于指导思想的不明确，不清楚我们的中心所在。农村若不以生产为中心，那还能以什么为中心？正如学校以教学为核心，军队以军事训练为重心，任何县委若因疏忽而导致生产受损，那就是犯了新的错误”
然而，天公并不作美，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河流干涸，水库见底，人畜饮水成了大问题。面对旱情，万里第一时间亲赴各地，检查抗旱工作，督促制定应急方案。他深情地说：“大旱虽是一场考验，但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的应对能力。老天爷似乎在与我们作对，打乱了我们的部署，但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当前最重要的是抢收即将成熟的午季作物，确保颗粒归仓，口粮充足，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有饭吃。我在定远的一个公社调研时，问农民有何需求，他们只说希望能吃饱肚子，再问还有何愿望，他们指了指肚子，说‘少吃点山芋干’。中国的农民如此质朴，他们的要求如此简单，而我们却还未能实现。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怎能不关心群众的温饱问题？”
转眼到了9月，安徽的农业形势已基本明朗，预计全年产量将比计划减少数十亿斤。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万里提出必须正视问题，采取特殊政策应对灾荒。在9月8日的常委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4500万人口，一日三餐，这足以凸显粮食问题的严峻性。减产已成事实，不容回避，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吸取过往教训，不可虚报浮夸。没有粮食，安定团结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接着，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水路不通走旱路’，除水源确有保障外，其余地区均应改种旱粮；二是‘借地渡荒’，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借给社员扩种小麦，明年收购时不计入统购，由生产队自主支配；三是鼓励群众多开荒，谁种谁收谁享有；四是划定菜地，尽力保住母猪，猪既是肥源，也是群众收入的重要来源。”
确立农村“以生产为中心”，使农村工作彻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农民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正是这一系列果断而明智的决策，为中国农业的发展铺就了一条翻身之路。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安徽省委就敏锐地提出了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1978年2月，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再次重申：“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农村必须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深刻指出：“‘四人帮’批判的‘唯生产力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农村就应该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否则，没有粮食，没有棉花，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却被‘四人帮’搅得一团糟。”
“以生产为中心”口号的提出，无疑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果敢行动，为那些渴望改革、渴望进步的安徽农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对此，《人民日报》于1978年3月初给予了积极报道，并高度评价这一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初步尝试，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内在动力，极大地激活了农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为后续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铺设了坚实的基石。这第二步改革的核心，聚焦于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商品化、现代化迈进。
在农业生产领域，尤其是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连续多年实现显著增产的辉煌成就后，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难题，而且还出现了低水平的“过剩”现象，这意味着农民手中开始有了积蓄，同时，也释放出了多余的劳动力。
这股力量，在农民们对富裕生活的强烈渴望驱动下，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迫切要求将大量滞留在传统种植业中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而投身于多样化的经营活动和各类服务行业中。
在此背景下，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各式各样的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地开花，多种类型的企业实体纷纷成立，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内部的分工分业进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出三个层次分明的战略布局：首先是在确保粮食生产不放松的基础上，推行多样化经营策略；
其次是大农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实现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相得益彰；最后是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重点是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和第三产业，形成多元化的经济结构。这三个层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编织出一幅农村经济发展的壮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