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一生的精彩主要在于“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三个场面。

那么，这些事件他是怎么做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完璧归赵”中交代了蔺相如被历史选中的客观原因：一是“璧城交换”是个棘手难题，其他人解决不了；二是缪贤的推荐，这些都对塑造蔺相如的形象起了衬托作用。

进一步分析蔺相如为什么做出相应选择时（他为什么愿意在与秦王的斗争中挺身而出，而对廉颇“引车避匿”？）就很容易明白他的信念：“先国家之急”就是一种“忠”。

前者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利”，后者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其实是“忠”。蔺相如因此而树立自己的使命，才有一系列敢于担当的表现。

蔺相如的目标是完璧归赵、不辱于秦、将相和，这三道难题他“答”得都很完美，他为什么能“获得满分”？首先是智，知己知彼、从容应对。

其次是勇，是“完璧归赵”“渑池相会”中面对外敌，在生死抉择时敢于赴死的大勇，也是面对同僚勇于忍辱负重的大勇。要想深入把握蔺相如这些特点，就更要仔细分析他是怎么做的。

蔺相如的智勇及忠诚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他的智体现在巧取和氏璧和渑池会巧妙接近秦王等事上，这种智更多的是随机应变的机智，但如果仔细分析他是怎么做的，就能发现他的深谋远虑。

“完璧归赵”中蔺相如在接受使命时表示“秦强而赵弱”“宁许以负秦曲”，可见他平时对时事的洞察。

出使前毫不迟疑地定下“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的目标，可见他对此行充满了信心。蔺相如为何能够如此自信？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这种智谋首先表现在他对对手的了解上，在秦廷上能“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更重要的是他能推测出秦王的底线。

当时虽然秦强而赵弱，但秦国还没强大到吞下赵国的地步。渑池相会时“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就是证明。

赵惠文王十六年，即公元前283年，当时的赵国距离鼎盛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并没多远———赵惠文王正是武灵王的儿子，而秦昭王在公元前307年继承王位也是赵武灵王“干涉”秦国内政的结果。

赵国余威尚存，廉颇率赵军伐齐，威震诸侯，赵国随之跃居山东六国之首。这场伐齐战争正是公元前284-283年秦国联合韩、燕、魏、赵四国发起的。

所以，秦王当时绝不希望看到秦赵决裂，甚至不能“绝秦赵之欢”，还要考虑“负秦曲”。但秦王提出“以城易璧”的动机是什么？

联系赵王封赏蔺相如的原因“以为不辱于诸侯”及后来渑池会“赵王欲毋行”时，廉颇、蔺相如都说“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

秦王“以城易璧”主要目的不只是诈取，而是想加以外交侮辱，以此试探赵国。不能“曲在赵”，所以蔺相如必须“奉璧入秦”；不能“示赵弱”“辱于诸侯”，所以蔺相如必须“完璧归赵”。

蔺相如在使秦上的安排更见他的谋略之深。蔺相如所言出使前赵王斋戒五日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这五天可以为“完璧归赵”做更多准备，比如选择合适的从者。入秦后，这也成了让秦王相应斋戒五日的理由，从而给“从者”“归璧于赵”争取了时间。

“从者”是完璧归赵计划中极其关键的一环。他必须身怀重宝而不贪，身负重任而不畏。如果他在忠、义、智、勇上有一处短板，蔺相如的计划很可能会失败。

“从者”从侧面烘托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对“从者”的选择能看出他“知人识人”的能力。秦舞阳作为荆轲的助手却拖了荆轲的后腿，对照荆轲负气接受秦舞阳导致行刺失败，更见蔺相如的从容与理智。

荆轲“知其不可而为之”固然悲壮，但蔺相如“知其难为而成之”更见谋略与智慧。

蔺相如的深谋远虑还表现在渑池会“不示赵弱”的主张和行动上，表现在“深知不与廉颇争列”的长远意义上。

“负荆请罪”中蔺相如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法也很有智慧，更值得学习与借鉴。他听闻廉颇的“恶言”后常称病，避免与廉颇争列，并且“避匿”，摆足了低姿态。

然后引起了门客的不满，并且请辞。蔺相如趁机说出了心里话，一是点明国家的形势，二是表明“先国家之急”的心志。他知道这些话能传入廉颇之耳，也清楚廉颇的为人。

蔺相如正是“用感召的方式吸引和自己有相同内在动机的人，带来的是信任”，所以廉颇最终和他结为刎颈之交。

蔺相如的勇一般体现在完璧归赵、渑池相会上，如他勇赴强秦，护璧时欲“头与璧俱碎于柱”，完璧归赵后廷斥秦王，自请就汤镬；渑池会上欲“以颈血溅大王”。

其实蔺相如四个阶段都表现了“勇士”的特征：他为缪贤出计，置之死地而后生；将相和中他又是另一种忍辱负重的大智大勇。苏轼说“大勇若怯”，蔺相如正是如此。

蔺相如的形象：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国家利益为重，是个大智大勇的人。

蔺相如的忠在于先国家之急，他的勇不仅体现在冲突激化时的随机应变，更多的是深谋远虑，在面对强敌时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