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屠绿之事并非虚构，见于多方史料：

一、阿布赛德哈撒（或译赛义德）写的旅行记《中国印度见闻录》，是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见亲闻记录而成的，据说史料价值非常高。里面对唐代国人的衣食住行有不少有趣的记录，是正史不载或不屑记载的。

二、10世纪阿拉伯人马素第（或译马苏迪）的《黄金草原》，这是伊斯兰教百科式历史地理著作；

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四、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

背景：

唐和五代时期，穆斯林或者求仕为官，或者从事商业，务农的不会有，工匠也不见记载。考中进士、落籍中国的大食人李彦升是早期中国穆斯林中的佼佼者。“土生波斯”李珣、李玹〔xuan玄〕、李舜弦三兄妹是五代时期的成都显俊。李珣、李舜弦是诗人，有佳作传世。李玹为人淡泊，以贩卖香药为业。蜀中另一个“土生波斯”石处温仕前后蜀，历任司马、节度副使、刺史等职，并领检校司空衔。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从事商业。他们大多富有，比之后日回回要阔绰得多。唐朝后期著名诗人李商隐曾搜集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颠倒话，即正话反说，其中有一条是“穷波斯”。在经营方面，他们大都从事珠宝、香料、药材这类获利较多的买卖。这是他们的传统。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和大食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战役，怛〔da答〕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南)战役。这场战役以唐军的失败而结束。唐朝方面有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一个随军书记官叫杜环，是《通典》作者杜佑的侄子。他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回国后，将其闻见写成《经行记》一书。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唐朝人对伊斯兰教的一些看法。杜环在《经行记》中把伊斯兰教称为“大食法”。唐朝人更多地是从世俗角度去观察和认识伊斯兰教的。

唐末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和西安的定居，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教，随着黄巢起义的兴起，广州的阿拉伯商人由于文化冲突和表现出的的独立性，从而被黄巢起义军全部消灭。

时代在催逼着出现一个黄巢，于是黄巢出现了。黄巢在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攻占广州时，杀死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祆〔xian先〕教徒达12万之多。由此可知，居留广州的外国人是非常多的，其中当以穆斯林为最，在广州留居的穆斯林，据说多以万计。据阿拉伯方面的材料说，他们由一位中国官方委任的穆斯林管理。他负责领拜、讲经，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处理民事案件。黄巢此战，不但把广州的伊斯兰势力一笔勾销，还等于一报了怛罗斯战役失败的耻辱。

马苏迪描述黄巢攻占广州事件，认为黄杀了20万人：“因此，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袄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他将该城紧紧围住。在遭到国王军队的袭击时，他把这支军队击溃了，掳掠了些女子。后来，他率领的士兵比任何时候更为众多，用武力强夺该城幷屠杀了该城众多的居民。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袄教徒共达20万人”——这里，马苏迪说的是在逃亡中死于兵器和水难的有20万，而阿布撒赛义德却是指屠杀了12万人，两者在死亡的原因和人数上都有出入。

黄巢屠绿，直接的后果就是广州蕃客（外国商旅）人数急剧下降，而另一长期的后果是，黄巢陷广州城后，大肆砍伐桑树，因而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丝绸出口大为减少，没有了货源，他们当然不愿再来广州。

马苏迪也有类似的记载：　“敌人砍伐了围绕广州城的桑树种植园。过去人们在那里细心地培植这些桑树，因为这种树的叶子用作产丝的蚕的食物。所以，破坏桑树阻碍了中国丝绸的生产，中断了向穆斯林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乱，“来中国通商的(外国)客商也遭到了迫害。当暴行在中国人中问发生的时候，虐待和侵害也公然落到阿拉伯的船主和船长的头上。他们强迫(阿拉伯)商人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章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受到纵容。为了这个缘故……连航行中国的海路也阻塞不通了。”

几方面的打击，使得广州蕃坊急剧衰落，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早期广州的伊斯兰教，本来就祗是在阿拉伯商人聚居的蕃坊区域流行传播，所以，蕃坊的衰落，必然的结果就是伊斯兰教在广州趋于沉寂。

唐末黄巢起义给予广州穆斯林以毁灭性打击，广州与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一度中断，伊斯兰教在广州的发展遂陷入停顿状态。

——广州大学论文《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