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4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推动了新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中，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在全国妇联一届一次执委会上，何香凝被推选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当时，已经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有了一个想法，既然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那么妇女就应该撑起半边天。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学会本领，做好工作》，这篇社论就是邓颖超大姐写的，里面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清除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重视女干部的培养使用，给她们的学习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号召全国妇女干部，学会本领，做好工作，向各行各业进军。”
也就是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邓颖超找到了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并对他提出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先后有了第一个女拖拉机第、第一个女司机、第一个女火车司机，女性已经在各个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是时候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女航空员了。”
邓颖超的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各方赞同，不仅仅是刘亚楼，毛周总理也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更是说：
“要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一定要培养成人民飞行员，不要培养成演员。”
一邓颖超之所以有这个提议，还始于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邓颖超在天安门亲眼看到了人民空军的飞机飞过，便对当时站在身旁的蔡畅感慨了一句：
“希望有一天，有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天安门，新中国应培养女飞行员。”
话讲出来虽然容易，但想要实现还是很困难。
到了新社会，男女地位虽然平等，但毕竟双方的生理结构有着很明显的不同，男性能从事的岗位，女性不一定能够从事，倒不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
这其中就包括飞行员。
即便是到了今天，纵观世界各国，女性飞行员的数量屈指可数，中国虽然是女飞行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相比于男飞行员，数量还是少一些。
不能否认的是，女飞行员并不逊色于男飞行员，她们同样很出色，而且也就是在他们之中，还出了两名女航天员。
当然，这全都是后话了。
回到五十年代初，想要打破固有偏见，并开辟一条全新的培养女飞行员的道路，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况且还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培养演员，而是培养真正的飞行员。
在经过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讨论同意后，空军立即着手选调学员。
从1950年中至1951年初，空军从华南军政大学以及空军汉口中南预科总队的进步青年女学生中选拔，主要从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这三个大的方向来考查，经过几个月的筛选，选出了55名女航空学员。
应该指出的是，这批女航空学员的选拔其实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是在文化水平上，55人中高中以上学历仅有20人；其次，她们这批人年龄偏大，最大的已经24岁了。
尽管差强人意，但考虑到新中国才刚成立，她们这批学员都是在旧社会经历重重苦难成长起来的，能够有如此素质，已经算是很强了。
二1951年1月初，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在华东军政大学接见了这批预选出来的女航空学员，除了勉励他们努力学业外，还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宣布，你们在五年之内不能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如果谁下不了这样的决心，那就不要去航校。”
当然，刘亚楼也没有把话说死，而是婉转的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婚姻大事，等到学业有成之后，空军多的是优秀的干部，优秀的男飞行员也多得很，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那时候，这批被选出来的女航空学员各个斗志昂扬，发誓要在空军事业上建功，对谈恋爱结婚反而考虑的很少，一个个都欣然答应。
可真正的困难这时才刚开始。
1951年1月底以及3月底，这55名女航空学员分两批被送到了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学习飞行，当然按照她们的身体素质、文化水平以及机组配套需要，航校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这55名女航空员当中，有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
当时，新中国才刚成立，抗美援朝战争也才刚打响，国内条件十分困难，这批女航空学员首先要战胜的就是东北天寒地冻的气候以及自身生理的极限。
至于学习上条件就更艰难，这55名女航空学员学历水平不一，因此有些人在学习过程中较为困难，跟不上节奏，另外用于训练的飞机多数都是战争年代老掉牙的货色。
据当时人回忆，女学员在航校训练用的飞机都是很破旧的教练机，设备非常陈旧、简陋，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东拼西凑起来的，往往一个零部件要几架飞机共用，还没有座舱盖，飞机没有与地面联络的无线电台，也没有机内的通话器。
当时，飞行员试飞时，机内联络全靠一根橡皮管子通到前后，教员与学员各执一头，确保彼此联系，至于同地面联络，则靠靠一名信号员站在跑道头一侧举旗，举白旗表示可以落地，举红旗必须复飞。
可即便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这些女航空学员还是完成了学习任务，大家彼此奋勇争先，争当首个放单飞的飞行员。
航校的领导以及教练员通过评估这一批女航空员的素质以及学习情况，选出了第一批放单飞的四人，分别为阮荷珍、秦桂芳、伍竹迪、王坚。其中阮荷珍为批准放单飞的第一人。
教练员赵赠熊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提及选择阮荷珍为第一个放单飞的原因：
“阮荷珍是小组长，文化程度高。她学习很认真，稳重老练，我对她飞行放心。当时领导和其他教员都同意我的看法，一致同意阮荷珍第一个放单飞。”
对于能够选中放单飞，阮荷珍的心情无疑是很激动的。
三1951年7月6日，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专为阮荷珍放单飞提供条件。
阮荷珍很紧张的登上了PT-19初级教练机，因为是放单飞，所以后座原来做教练员的位置上还专门放置了同等重量的沙袋平衡，为了表示这是第一次驾驶飞机升空，飞机的尾部还特意绑上了一根红布条。
在起飞前，赵赠熊还特意叮嘱阮荷珍：
“你的技术我完全信得过，就照平时那样飞，不要紧张。”
很快地面信号员发出了升空的指示，阮荷珍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在简单了做了一个场航线后，又轻轻地着陆。
阮荷珍的单飞成功，也激励了其他学员。
秦桂芳、王坚先后试飞成功，王坚则是因为身体原因，遗憾错过了此次首飞。
不过，至1951年11月30日，新中国首批14名女飞行员经过速成训练，理论和飞行考核成绩合格，全部顺利毕业。
对于这一批女飞行员，她们还面临一个任务，就是要在1952年三八妇女节当天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女飞行员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但毕竟个人掌握情况又有所不同，所以参加此次任务的就只有12名飞行员。黄碧云因为是放单飞最后一名，所以此次任务她成为第一个候补，另外一位是武秀梅，因为在改装训练过程中，她掌握技术比较慢。
两位女飞行员虽然很不服气，但也没办法。
后来又有建议称，因为她们参加改装训练时间较短，因此参加飞行任务，需要教练员坐镇。
这些女飞行员一听说，立马就炸了锅，自己开飞机上天，身后还跟着一名教练员，那怎么能说是女飞行员开飞机呢？因此强烈反对这一条。
这件事后来还惊动了周总理，可最终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条并没有做修改。
因此在1952年3月8日的飞行任务中，每名女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后面都安排了教练员跟随。
可即便如此，在飞行任务当天，西郊机场以及途径的天安门广场，还是挤满了来参观的人，在飞机飞过中南海时，毛主席还特意从屋子里走出来，看着飞过头顶的飞机笑容满面的说：
“看，这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女飞行员，她们驾驶的飞机，现在正从我们头顶飞过去。”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在完成全部的任务后，被分配到了部队，并执行了大量的飞行任务，也的确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指示，培养出来的是真正的女飞行员而不是演员。
第一个放单飞的阮荷珍后来回忆，她执行过很多任务，其中包括被围困的灾民空投过食品；给遭受雪灾的牧民空投过粮食与饲料；给志愿军运送过军用物资。
1955年，阮荷珍被评为空军二级优秀飞行员。
黄碧云虽然是最后一名放单飞的，但后来服役后表现却很出色，并且在1958年执行了飞中央首长专机的任务，她也是首个执行此任务的女飞行员。
武秀梅虽然在改装训练中掌握技术最慢，后来却成为他们这一批中飞行时间最长的人。
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一批女飞行员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有武秀梅仍然坚持在第一线，飞行时间长达长达3865小时，到1988年才离开飞行岗位，跨度达30年。
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上，这些女飞行员留下了光辉璀璨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