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有着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了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遐迩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的大门口。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逻，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室，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挤在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33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11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 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

“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你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毫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息慢,文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真正的“指示”是什么。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李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李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摘自叶永烈所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