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国自秦以来实行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中，所集的权都有哪些？

表面上看，中央集权的含义无非中央对地方的兵权、财权、人事权三项主要权力进行收缴并将其集中在中央，但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一个神奇的效果，当兵权、财权、人事权这三种最重要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时，手上拥有海量资源的中央便拥有了第四项权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想象权”。

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凝结而成的。

秦灭六国后，横扫天下的大秦锐士大多数是待在边疆和中央的，待在原六国地区的秦军其实很有限，但即便如此，那些对秦帝国恨之入骨的六国旧贵族依旧不敢造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秦的虎狼之师虽然并未真正存在于六国旧贵族面前，但却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陈胜、吴广的名字之所以能留在历史长河中，是因为他们带领900征夫就能一路攻城略地的行为彻底击碎了天下人心中那个无敌的大秦形象。

在大一统王朝度过建国之初的动荡期后，“想象权”甚至成为了一个王朝最重要的权力，因为拥有“想象权”的中央朝廷可以向天下人进行成本极低，甚至没有成本的信用贷款，那些在现在看来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爵位不但能换来富户手中白花花的银子，还能让百姓几乎零成本地为了皇帝抛头颅，洒热血。

当一个王朝丧失“想象权”后，即便仍有着不俗的实力，其在行动时也难免举步维艰，因为没有了“想象权”的加持，很多事虽然依旧能做，但成本却要几何倍增加，没人会在乎你的信誉贷款，你想做任何事都得马上点钱。

持续8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安史之乱，其对于唐帝国的最大伤害甚至不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军队战力损耗，而是将大唐朝廷对天下人享有的“想象权”彻底击碎，从此，大唐进行“信用贷款”的成本几何倍增长。

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李适因为没有认清大唐朝廷已经基本丧失了“想象权”的事实，而经历了一场皇城沦陷，皇帝九死一生的恐怖“漂流”

说来尴尬，这场唐德宗“恐怖漂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顿饭。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见夺取天下无望的安史集团旧将纷纷向唐帝国投降，田承嗣献莫州、李怀仙献范阳，就这样，安史集团的老巢河北地区实现易帜，众叛亲离的史朝义上天乏术，入地无门，只能自缢于林中，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被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随着河北地区的“和平解放”，大唐帝国在名义上重归一统，但很多事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唐帝国并没有凭借武力强行拿下安史叛军的老巢河北地区，而是通过诱降、拉拢的方式让河北旧将投降，既然要拉拢，就得拿出点诚意来。

唐廷封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

双方达成一种默契，河北旧将们名义上支持唐帝国，而唐帝国则要默认这些人在当地当土皇帝。

但所有的或明或暗的协议都是基于双方实力制定的，一旦双方实力关系发生改变，“协议”的内容也得跟着变。

唐德宗继位后励精图治，通过强化禁军与西北地区武装力量提高朝廷的军事实力，通过两税法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随着大唐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均有所改观，唐德宗认为自己行了。

人在由自卑过渡到自负后会急于证明自己，此时的唐德宗就是如此。

河北军阀与唐帝国媾和后便按照双方心照不宣的“协议”内容在当地做起了土皇帝，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死后，其侄子田悦擅自接任魏博节度使一职，朝廷无法过问。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向德宗上表，希望接任父亲节度使之职，但德宗拒绝了这个要求。

唐德宗拒绝李惟岳继承节度使的请求，等于撕毁了唐廷与河北军阀之间的“协议”，既然已经撕破脸，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连同李惟岳一同举兵造反。

四节度使起事后，德宗并不谎，他预判到了这样的结果，且对于当时的德宗来说，这样的结果不算最坏，因为这帮节度使之间明争暗斗已久，这四路节度使起兵，德宗甚至不用费力去找平叛队伍，平叛队伍是现成的。

河北四镇已经反了三个，而剩下的那个范阳节度使周韬与魏博节度使田悦矛盾深重，如今田悦直接造反，朱韬毫不犹豫出兵帮助朝廷平叛。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觊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地盘已久，在梁崇义举事后立刻响应朝廷加入讨逆大军。

在德宗直属部队没动的情况下，由范阳节度使朱韬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领的平叛军已经将叛军逼至绝境。

李希烈成功干掉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在开战后不久病逝，其子李纳不是唐军对手，被围困于孤城之中，完全丧失了战争主动权，李惟岳麾下康日知据赵州不从其造反，并说服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杀掉李惟岳向唐廷请降。

就这样，四镇之中，只有魏博镇的田悦还在对抗朝廷，但孤立无援的他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形势已然明朗，德宗派直属神策军参与平叛，准备给叛军最后一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德宗感到五雷轰顶。

眼看四镇之乱就要被平息，唐德宗心情大悦，论功行赏：

在战事胶着时，德宗曾承诺平定叛乱后将成德镇的辖区直接给到朱韬手中，但在实际分配时，只给了德州、棣州。但德州、棣州与朱韬的基本盘范阳中间还隔着成德和魏博两大藩镇，显然，德宗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但问题是德宗在下这盘棋之前没跟朱韬商量呀。

至于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当初帮朝廷平叛就是为了得到梁崇义的地盘，结果叛乱刚刚平定，德宗就把李希烈从梁崇义的地盘上撵走。

至于参与剿灭李惟岳的王武俊和康日知，德宗也没“亏待”：

王武俊为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想要一个正式的节度使职务，但被德宗拒绝。

这几位“平叛功臣”很快发现自己被玩了，帮德宗平叛，损兵折将但只得到一些虚衔，并无多少实际利益。

这几人的心思被已经还在苦苦支撑的李纳和田悦看见了，于是他们暗中派人与朱韬、李希烈、王武俊联络：如今尚未卸磨，德宗就要杀驴了，一旦我们几个“反贼”不在了，你们几个“大唐忠臣”能有好果子吃？

田悦、李纳帮助朱韬、李希烈、王武俊理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关键问题。

最后得出一致结论：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是“内部矛盾”，而皇帝与节度使之间的矛盾才是“敌我矛盾”。

“觉醒”之后的朱韬、王武俊、李希烈相继倒戈。

随着朱韬等三人的加入，原本已经穷途末路的田悦和李纳瞬间“柳暗花明”，叛军势力较之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

在这轮事态的“大反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各路地方节度使面对所谓朝廷重要官职的封赏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当节度使，就是要地盘。

官职、荣誉可以看做一个组织的“信用贷款”，而地方节度使对于唐廷封赏的态度不难看出，河北，乃至整个大关东地区的节度使们对于“唐”这个所谓正统朝廷的信任度接近于零，大唐已经很难再从关东地区获取多少信用贷款了。

德宗想要平叛，结果叛乱的节度使越来越多，德宗想要收权，结果受自己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可是尴尬了。

但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得走完，对于叛乱分子，德宗决定露头一个打一个，支撑德宗这种自信的是一个念头：虽然关东地区反贼多，但在我大唐根本的关陇地区，一个“唐”字还是能换来很多信用贷款的。

但信用体系是一个整体，因为信息差的原因，确实存在某个组织在某一特定时刻在不同地区享有不同“信用额度”的情况，但这种额度差异会随着信息差的消失而被迅速磨平，我国很多看似财大气粗的企业，其崩溃都是从美元债无法兑付开始的，而一旦这家企业的美元债无法兑付，国内金融机构也会很快停止对该企业的贷款，随后就是大规模挤兑而后暴雷的流程。

企业如此，王朝亦如此。

唐德宗认为虽然唐帝国在东边的信誉已经是“垃圾级”，但是在西边的信誉仍是优质级。

他在调直属于自己的神策军平叛的同时，决定再添把火，在西北地区防御吐蕃的“防秋兵”东调，其中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被命令率5000泾原兵入京接受皇帝检阅，而后一同参与平叛。

德宗不会想到，相比于接下来发生的事，之前的一切都是“小打小闹”，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泾原镇位于帝国西北部，是唐帝国防御吐蕃入侵的重要据点。

为了应对吐蕃威胁，从肃宗朝开始唐帝国建立起了京西北藩镇防御系统，由凤翔、泾原、邠宁、灵盐、鄜坊、振武六镇组成，这些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有些朋友可能会纳闷，这些阿猫阿狗藩镇都是哪冒出来的？

安史之乱后，唐廷“痛定思痛”，认为帝国的边军系统过于强大，中央军系统过于弱小是动乱爆发的原因。

于是唐廷一方面扩充直属于皇帝的神策军，一方面在藩镇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将原本的大藩镇拆成很多个小藩镇，以防止再次出现一个安禄山。

但即便安史之乱被平定，唐廷的手也伸不到安史叛军的老巢河北地区，于是，本着“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的你？”的原则，唐廷的“微操”大多被加在了自己能控制的关中、河西地区。

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总倚仗朔方军被分拆到邠宁、灵盐、鄜坊、振武四镇，且在军队待遇上，神策军的待遇也远远好于京西北六镇军的待遇，看到了吧，即便势力范围已经大幅缩小，唐廷依旧在自己能完全控制的小王国中搞了一出“强干弱枝”。

至于原本就在苦寒之地的泾原镇，本来实力就一般，又肩负着防御吐蕃的重任，大唐皇帝也就没有心思再去拆分它了。

但是不拆分可不代表大唐皇帝“放过”了泾原镇，泾原兵的驻地从邠州，迁到偏远的泾州，再迁到更偏远的塞外，居住环境一降再降，却没看到待遇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提升，肩负着防御吐蕃重任的泾原军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泾原兵的苦难，皇帝唐德宗感受不到，或者即便感受到了，却被他当成了证明泾原兵都是一群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的证据。

从后面的事情来看，唐德宗对于泾原兵的态度没有丝毫怜悯，只有无尽的不屑与蔑视，此番唐德宗应该也没认为泾原军能在平叛中发挥多大作用，他对泾原军的定位应该是：炮灰。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从本质上讲，一部分人欺负另一部分人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想一直欺负一部分人，千万别让他们手中有刀，千万千万别让他们手中有刀。

或许是泾原军以往的恭顺表现让唐德宗失明加失智，忘记了这帮边关的“乡巴佬”其实是一群常年跟吐蕃死磕的狠角色，他们的手中从来就有刀。

节度使姚令言将调泾原军平叛的消息传达下去时，泾原军的态度是：兴奋。

但是别误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大唐朝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让泾原军感到兴奋的唯一原因是穷。

神策军的待遇远好于京西北六镇，而泾原军的待遇又是京西北六镇垫底。

按照当时唐廷的惯例，皇帝召藩镇兵平叛，都会在京师长安召见部队，而后当场发放赏钱。

已经穷的揭不开锅的泾原军可太想要那份赏钱了。

于是，当泾原军赶到大唐都城长安时，一个极为滑稽的场景上演了：一个个打扮宛如叫花子的泾原军士兵拖家带口地赶到京城附近。

泾原军并没有打仗带家眷的传统，他们的此番前来带着家属的原因有二：

第一，怕军情紧急，皇帝放赏之后立刻命令部队开拔，赏钱来不及送回家。

第二，是怕皇帝给的赏钱实在太多，靠他们自己拿不动。

总之，对于这群穷怕了的泾原兵来说，所有行为的都在指向同一个目的：钱。

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泾原军来到长安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皇帝的亲自慰问和堆积如山的赏赐，只是被随意安排了简陋的住宿后便再无人问津了。

其实唐德宗如是做，可以理解。

首先，有一说一，此时的唐廷确实也不太富裕，宰相杨炎搞出两税法后，唐廷的经济和财政本来已经走向了良性循环，但怎奈德宗与节度使摊牌后财政支出剧增，德宗已经在长安掘地三尺搞钱了，为了搞钱，德宗连只在汉武帝时期出现过一次的臭名昭著的告缗令用上了。

再者，前文已经提到了，德宗压根没打算这帮泾原兵能在前线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当当耗材、炮灰罢了。

既然是炮灰、耗材，那就没必要占用我大唐本就不多的财政资源了。

德宗皇帝公务繁忙，是没有功夫亲自去慰劳这些将士（炮灰）的，于是改派京兆尹王栩犒赏军队，这个王栩仗着自己是朝廷命官十分瞧不起这帮叫花子一样的泾原兵，只提供了一点粗茶淡饭就想轻松打发人家。

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王栩是典型的书呆子，他对于天下大势的变化丝毫没有察觉，他还认为自己这个京兆尹有多值钱，如果这些官职真有那么值钱，为什么当初德宗拿出诸多官职交换，但地方节度使不屑一顾呢？

大人，时代变了，现在是武人的天下了。

王栩的傲慢点燃了泾原军的怒火，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薪水，如今盼望着能借着出征从皇帝处多领点赏钱，结果连顿好饭都不给。

太欺负人了，而且被你欺负的这群人，是一群手里有刀的人。

愤怒的泾原军开始商议：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武器也不行，上前线跟叛军打仗就是送死，听说国家的琼林、大盈两座仓库，宝货堆积无数，倒不如取出来拿来救命。

你不给人家，人家自己要来取了。

节度使姚令言察觉到了部队的异常，立刻去安抚部下：长安现在钱不多，所以没给你们放赏，等你们到了东都洛阳就有封赏了，你们现在这么做是造反呀，这是条死路呀。

但此时这群想钱已经想疯了的泾原兵们谁的话也不听了，即便是节度使也不好使，姚令言被撵了出来，眼看要出大事的姚令言立刻向德宗报告，德宗这才稍微意识到一点问题的严重性，急调绢帛20车劳军，但已经来不及了，此时叛军已经杀到丹凤楼了。

被调来平叛的军队变成了叛军，这样老套又尴尬的剧本再次在上演，只不过这次是发生在德宗眼皮子底下。

面对泾原军的突然发难，德宗的第一反应仍是调禁军镇压，但左右带来了一个令他绝望的消息：禁军已经跑了。

怎么会这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德宗的脑子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但身体的行动力远比脑袋快，叛军已经杀到面前了，还能怎么办？跑吧。

就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皇帝第三次逃离都城长安，只是这次皇帝出逃的导火索竟然是一顿饭，这多少有点无厘头。

相比于曾祖父玄宗和父亲代宗，德宗更加倒霉，玄宗和代宗是逃出长安也就基本脱离危险了，但此番德宗的出逃只是他“惊险漂流”的开始，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