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阪泉之战先于涿鹿之战。炎帝氏族姜姓，因居姜水而为姓。古姜水属渭水支流，在宝鸡境内。黄帝氏族姬姓，最初活动于陕甘交界的渭水流域，与炎帝氏族地缘相近。若用今天的话讲，以渭水为线索，从甘肃清水到陕西宝鸡一带，集中生存着两个比较大的氏族，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凸显，因此炎帝氏族与黄帝氏族为争夺生存资源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即阪泉之战。阪泉之地望，历来说法不同，我以为阪泉就是陈仓，今宝鸡陈仓区。陈仓历史悠久，阪泉与陈仓字形相近，是一种字形讹变所致。
黄帝族最终打败炎帝族，形成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包括一些小部落）。
战争结束了，联盟形成了，但由于两个氏族聚集在一个狭小地区，资源有限，仍难以生存发展，于是炎帝族、黄帝族分别偏南和偏北方向扩张。
2、炎黄族迁徙路线。炎帝族沿渭水、黄河两岸向东迁徙，先是在河南洛阳建国伊，后又到达古上党地区，在长治黎城建国耆，故炎帝又称伊耆氏。
据《竹书记年》载：“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伊耆氏。”《氏族源流》：“炎帝器数传而有炎帝参卢，是为榆罔。黄帝封之于潞，以主炎帝之祀。”
炎帝族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征服或吸纳一些氏族、部落，所谓的建国也只是留下炎帝族一部统御土著部族而已。
炎帝族继续南下至今河南商丘市淮阳区境内的宛丘，后又迁至曲阜。在东夷，炎帝族与蚩尤部发生战争，炎帝族战败，便联系黄帝族与蚩尤决战。
黄帝沿北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大荔、朝邑一带，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后又沿着桑干河来到现今张家口一带。此时，蚩尤部打败炎帝族后继续向北扩张，于是炎黄联盟与蚩尤部大战于涿鹿之野（张家口一带），结果蚩尤部大败，蚩尤被杀，其部族一支向江汉迁徙。
蚩尤战败后，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华夏族与东夷族首领轮流坐庄，之后黄帝族一支南下进入河南新郑，后又回到陕西，黄帝死后葬于黄陵，一支南下至江淮。黄帝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也同样在各地留下一支族人建立封国。
而炎帝族从河北进入河南，沿泗水流域返回东夷故地。故炎帝氏族姜姓在相当早的时候已经在山东居住。在太公封齐之前，齐地早已是姜姓的地域，周武王封太公到齐国，正因为这里是姜姓的老根据地。太姜出于伯陵一族，是炎帝之孙。盖在西域的是羌姜，在东土的是夷姜，夷姜来自羌姜。后来炎帝族一支又迁徙至湖北甚至湖南。
3、石峁人和东夷人毁灭陶寺。黄帝族走出陕西后，仍有不少北狄社群留在陕北，包括长期居住在神木石峁文化遗址的黄帝后裔。鲧的先辈可能就来自石峁文化区，石峁古城是其先辈的设计和建设的杰作。鲧是中国史载始造城郭第一人。关于鲧筑城的事情，史书记载颇多，如《吕氏春秋》《世本》：“夏鲧作城” “鲧作城郭”“昔者夏鲧作九仞之城”。《吴越春秋》也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据说鲧所造的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防御性功能的城郭，距今已经有四千多年，城墙选材皆用石头，所以又称石城、砥石城。
《山海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生于河南嵩山一带。
鲧是夏部族的首领，夏部族不仅善治城，亦善治水，但鲧在帝尧时治水失败被杀。《尚书·尧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羽山位置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交界。
帝尧处死鲧，引起石峁人的不满，遂与东夷人在襄汾毁灭了陶寺王城，之后石峁人退回石峁城，后又迁至朱开沟文化遗址，而东夷人舜囚尧，成为帝舜。
4、大禹治水和夏王朝建立。帝舜时，任用鲧之子大禹继续治水，大禹吸取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由以堵为主，以疏为辅，变为以疏为主，以堵为辅，又正值气候变化，洪水逐渐退却，因而治水成功。
在大禹平治水土和征伐三苗的过程中，东夷偃姓部族首领皋陶、嬴姓部族首领伯益功不可没。既然华夏族首领与东夷族首领在部落大联盟中轮流坐庄，便有帝舜传位于禹，禹传位于皋陶，但皋陶未就位而死，禹又授政于伯益。禹表面授政于伯益，但暗中让其子启及其友党掌握实权，使得伯益王位被夺。伯益见王权被夺，遂起兵伐启，启被囚禁，后启逃脱，组织力量征讨伯益，伯益被杀。有扈氏觉得启违反了最高权力产生的“游戏规则”，便义无反顾征讨启，但“有扈氏为义而亡”，启大会诸侯于均台，开启了王权世袭的新时代。
5、《竹书纪年》之佐证。《竹书纪年》出土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是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它成书年代介于《春秋》与《史记》之间。《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竹书纪年》）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
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適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犬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周幽王以前的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殆尽。《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有学者认为《夏书》《商书》《周纪》以及记载诸侯国历史的书籍也是“周赂”即财物，“尽取周赂”，史书不会独存。东周的王室没能继承周之财物（指《周纪》等史书），于是，在遗史的传承，或者只是在对周赂的记忆基础上，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执笔编写史书，这就是《书》和《诗》，其真实性、可靠性不高。
而专家推测《竹书纪年》的部分史料来源是犬戎。《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晋献公不仅得骊姬，而且一定掠走了犬戎曾尽取的“周赂”，包括盗掘汲冢发现的《夏书》《商书》《乘》（晋纪）、《周纪》以及古周时玉律及钟磐等等财物，而后世魏在三晋分家时占有了“周赂”。因此，相比较而言，《竹书纪年》对于夏、商、周三代及以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要比其他史书高。
